看不透民初中國的結構扭曲與破敗，就不能充分理解當時政局的紊亂與執政者的窘迫，從而也難以理解中共建政初期的極左風暴。反之，若只看到執政者因為窘迫支招而出現的惡劣或極端，就難以充分同情理解其作為，從而也將難窺見中國未來的可能發展潛力。結構的作用，還有待我們去審視、洞察。結構雖不外乎人們的心理與行為，卻又異乎此，因為它是諸多個人心理與行為的化學合成總體(裡面不僅涵蘊因巨大量體而形成的超乎想像的力道，並且積澱著各種非意圖後果、化學反應，或說複雜交互作用)。我們大家都參與形成並實踐那總體結構，卻未必能清楚意識到此；也因為意識不到我們也參與結構，特別是那不合理的結構，所以，我們不覺得自己需要更多的自我反省與自我批判，乃至自我約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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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近代中國，人們至今熱衷論說蔣與毛的是非。在許多論者心中，領導者恆常承擔著國家的成敗之責。近百餘年來，中國經歷了多位領導者。從慈禧算起，袁世凱、段祺瑞、曹錕、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當然，每位領導者都經歷了不盡相同的處境，並有不同的事蹟。他們中有些人得到極高的讚譽推崇，但是，也有些人遭到極深的怨恨負評。值得注意的是民族救星與獨裁元凶之名幾乎總是同時加於最重要的領導者，譬如蔣與毛。而且，究竟是救星還是獨裁，即使蓋棺猶未能論定，久久仍然是眾說紛紜。

但是，我卻覺得，"結構"問題才更是重點，卻總是被忽略。論者因為低估結構的作用(註一)，而高估個別領導者所起的歷史作用，並扭曲其行動性質。我們像是在嘻哈鏡裡看人，所見難免失真，領導者的形象，要嘛過於偉岸，要嘛過於邪惡。

怎麼向眾人論證結構之重，恐怕必須改變一般人習慣的思考框架，這看來需要有大能者，非我這資質一般的人所能為。但是，述說我從結構觀點之所見，似乎仍然是義不能辭。如果放棄，就讓傳統侷限思維持續主導著事態的發展。

所謂結構扭曲，當然是較不合理、有內部或與外部關係上的扞格、矛盾，會帶來成員普遍疏離感、無意義感的結構狀態。具體而言，像是階級不平等的狀態就是一種結構扭曲的重要例子。雖然功能論派的社會學者大體認為社會階層化有其必要，且有正面功能：作為激勵成員努力向上的誘因。但是，當底層大眾陷入生存條件底線、生存極度困難之際，結構就再難穩定。

我以為，民國初年的中國社會不但結構高度扭曲，甚且嚴重崩壞，大體接近極度困難的狀態。但是，問題主要是階級矛盾，以致社會解組、喪失整合，抑或另有解組問題，仍可再做推敲。中共顯然著重強調階級矛盾問題，所以，他們長期描繪如下的一種民初中國社會圖像：地主、土豪、大戶人家對窮人的肆意剝奪與欺凌。這樣的圖像描繪究竟是否準確?

孫中山先生曾表示，中國社會主要是大貧與小貧之分，這說法應該具有普遍的真實性。真正如許多故事裡描繪的那種僕傭成群的人家，在民初中國恐怕是萬不得一。但是，他們的故事卻被不斷地渲染，而不成比例地成為典型圖像。

我父母家族都是清末民初時的地主階級，也都因此遭到過共黨迫害，但是，他們在民初時的生活其實仍然只是在清寒與小康之間，而絕非豪奢。然而，若問其中有沒有階級剝削，答案卻可能還是肯定的：有。譬如說，作為地主，他們仍然向佃戶收租，以致佃戶生活更形窘迫(中共開始進行農民暴動以後，收租愈形困難，但是並沒有完全停頓)。

地主的地部分是藉著原自耕農經濟陷入困境之際，加以收買而得。而自耕農經濟會陷入困境很可能與東西方工業化發展遲速落差有關。西方藉著殖民侵略及其工業產品打敗了中國農村手工業產品，導致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窮困地主與半地主很容易陷身為佃農。隨著西方工業生產與殖民資本主義制度對中國經濟的打擊，自耕農與半自耕農益形淪落，而這又加速了土地的兼併，也加重了階級矛盾。最後，結構愈形扭曲、破敗，並激起革命浪潮，也就是說，到了這個地步，既存結構必須被改變、重構。問題是，強行打破既存結構(的某些面向)的結果，卻又造成更破敗、更扭曲的結構。

十九世紀中期以來，中國經濟破敗的形成機制當然不只是上述一途。民國的肇造，並沒有同時重建一個穩定、完整的統治結構，實際上反而使總體結構變得更破敗，甚至也更扭曲。軍閥割據、內戰頻頻，就正是問題結構的具體化展現。總之，碰上西方的資本主義體制，夾帶工業化的進步發展，中國原有經濟運轉模式在競爭力上落後的窘境固然完全暴露無遺，新統治結構的不穩定，更雪上加霜，帶給大眾生活困難，以致除了少數有權力者或能以買辦身分成功遊走各方的人士，即使是原有地主階級，也都活得窘迫不堪。但是，可能使問題更加惡化的一環是普遍的"相對被剝奪感"：窮人傾向主觀誇大地主階級的剝削與豪奢生活。這是我作為地主階級子裔但從未享受過地主階級利益者的一種深刻感受。事實上是，我的父母一代就未能享受到多少地主階級利益，倒是遭遇到共產革命歷程所帶來的深重痛苦。

中共曾經長期標榜的藝術創作"白毛女"，正是那種底層階級對地主階級仇恨的形象化表現。但是，且不說黃世仁與白毛女那樣的故事的真實性問題(黃世仁確有其人，但據考據，故事確實失真)，更重要的是同類故事在真實中國社會裡的典型性問題。在中共的宣傳裡，這樣嚴重階級剝削與欺凌的故事顯然是非常普遍而典型性的，從而，對階級矛盾問題的處理也就遠遠優先於追求社會整合。但是，階級矛盾問題相對於社會整合問題的嚴重性恐怕是被共產黨過度誇大了，而民初社會整合的喪失則為包括無產階級大眾在內的人民帶來了普遍而深重的痛苦。

民國以前的中國社會，未必就有良好的社會整合。事實上顯然不是。傳統社會早已經存在階級矛盾，只是，清末以來整體經濟的惡化加重了階級矛盾(儘管原屬中上層階級的家庭也紛紛淪落)，並使底層生活更無以為繼。傳統社會的整合問題當然不只於階級矛盾，還包括族群矛盾、家庭內的輩分與性別矛盾、區域利益矛盾、行業別矛盾、儒釋道間的宗教矛盾...等。矛盾永存且遍在。但是，傳統社會結構畢竟經過長期洗禮，多數人已經適應這樣的結構，並各自找到較能接受的安身立命的方式。一旦舊結構被破壞，人們被迫要重新尋找生存適應途徑。一時間，社會只會顯得更混亂，人們陷入更大痛苦。

在社會巨變的過渡期，人民痛苦加劇，這幾乎是無可避免。不過，中國幾乎用了一百多年的時間來尋求社會的重新整合。從清末自強運動到八九民運，動盪之劇、痛苦之甚，難以描述，實際上，中國官方至今猶拒絕坦然面對這個痛苦過程的全部。中共一直還在重申舊時代的階級矛盾問題，以正當化其暴力動盪的革命路線。

不管民初時的階級矛盾問題是不是被誇大，在一些人們的意識裡，階級剝奪問題存在，並且深深牽動人心，這就足以加重一種扭曲結構，一種不合理結構，並企求改變。這裡涉及的是人們的意識層次，帶有濃厚主觀性。但是，就如馬克思所言，必待階級意識發展，才足稱"自為階級"，才是真正的階級，也才有了階級鬥爭的力量。自稱為無產階級代言人的中共也就在這樣的結構背景下因勢利導、成功鼓動階級意識，並得以崛起，最終取得政權。

1920年代，中共崛起，且勢不可擋。要不是國民黨發動清黨，中共可能在1920年代就已經成為中國的統治群。民國15年初的國民黨全代會，其實幾乎就是中共的表演場。中共掌握了當時國民黨的主要權力機構，並將國民黨內的西山會議派清除出場。後者或可認為是國民黨裡的右派，是比較不左、更多擁抱中國傳統文化的一群。

中共能在1920年代的中國快速崛起，顯非偶然。那與當時中國的社會結構狀態，以及一次大戰後的國際形勢和當時中國的國際處境有密切關係。內部，農村經濟破產，底層無產階級快速成長，同時城市經濟不穩，舊統治政權瓦解，新政權卻又不穩固，革命動能持續燃燒；對外，凡爾賽合約將德國對中國山東的權益讓渡給日本，讓中國對英美法從極度嚮往轉為極度失望；而俄國共產革命則向中國積極招手，想要讓中國成為共產俄國的勢力影響範圍，吸引許多中國青年嚮往搞共產革命的俄國。

1920年代的共產革命之火，在世界多地燃燒，中國的共產化勢頭也不可小覷。但是卻一度被硬生生遏阻。遏阻共產革命，其實不僅是蔣政權的作為，而恐怕是更普遍的傳統中國社會結構的共同反應模式。大家知道，中共創黨元老李大釗，就死於北洋政府之手。此外，發生在湖南的馬日(反共)事變，是在寧漢分裂中較親共的汪精衛政權一方，而非蔣所轄部隊的作為。武漢汪政權本較親共，卻因為軍隊反共，而致政權瓦解。這反映傳統中國社會結構對共產化運動的抗拒。當然，中共所有的仇恨，最後都聚焦於蔣，因為蔣才是之後的長期統治者與堅定的反共者。

嚴格來說，蔣並不是最意識形態本位的政治人，而是相對較務實的政治人。但是，以他深受王陽明、曾國藩等中國思想家影響，乃至後期接受基督教信仰的心理背景來看，他不能接受馬克思共產主義思想也是很自然的結果。能接受共產主義思想，必須是少受些傳統思想影響的青年，同時對中國當下處境更感絕望的一群。"吶喊"的作者魯迅大概可做為這種絕望思想的代表人物。而毛則是魯迅的崇拜者之一。

蔣與毛的矛盾，或是國共間的矛盾，反映的是近代中國折衷路線意識形態與激進路線意識形態間的矛盾。這絕不是純粹(特定)個人間的矛盾，是結構受到外界力量衝擊後所呈現的內在緊張。而且，結構變遷最後的走向，也就是共產主義路線的勝利，主要也是先前扭曲結構的結果。這樣的結果或非結構之必然，但卻有高度可能。傾向某種社會主義路線，似乎是不平等且貧困社會的共同趨勢。

二十世紀中國的共產革命運動，喚起了青年的熱血，也掀動巨大革命浪潮。國民黨最後沒能擋住這股浪潮。國民黨的路線或許相對較務實、溫和，但是，其論述卻不足以對青年產生那麼大的吸引力，可對抗共產主義與俄國革命路線；而它又在執政與抗戰中消耗了巨大能量與聲望。總之，最後的勝利者是中共，是那更激進的改革路線，這也預示了稍後中國的極左路線，特別是大躍進與文革。

激進改革與溫和改革路線之間，究竟應該何者優先，恐怕沒有簡單答案，有複雜的條件考慮。清末梁啟超與同盟會之間的爭論，最後，梁啟超的開明專制、君主立憲主張被拋棄，至少是沉寂下去了，而同盟會所主張的革命共和路線則成為歷史事實。這路線未必是大多數中國人的選擇，而可能比較是有激情或顯性社會動能的(青年)群體的選擇。國共間的勝負，同樣未必是大多數中國人的選擇，而也是有激情或顯性社會動能的群體(活躍知識菁英與廣大年輕人)的選擇。不過，底層無產階級大眾在中國共產化運動中應該也起到關鍵作用。他們未必選擇接受馬列共產主義的整套思想，但是他們為共產革命獻身的程度也應該值得一書。他們獻身革命，所反映的恐怕更多是結構崩裂，無產階級革命與結構崩壞互為因果，也互為表裡。無產階級革命是一種破壞力的展現，本身可能缺少方向性，所以破壞之後的應然發展方向，有待於共產黨的帶領。

中國走上共產革命之路，主要是原有結構崩壞的結果，是無產階級大眾對其痛苦處境的反應行動。至於其方向，固然部分是為要扭轉先前存在的階級剝削，但恐怕部分結果也是出於歷史的偶然。如果不是俄國共產革命勝利並試圖與其他非西方國家結盟，特別是與中國結盟(或將中國納入其影響勢力範圍)，中國的革命路線或許就會有大不同。

有些人不免懷疑：共產革命是否繞了大彎，造成無謂的大犧牲？社會主義的理想是平等，但是，今天的中國大陸吉尼係數約達.46或更高(參見CIA的資料)。也就是說，貧富差距已高達可造成社會不穩定的水準(>.4)。回想中國大陸歷經大躍進與文革等痛苦歷程，得到這樣的結果是否值得？早知如此，中國難道不能直接走向鄧小平路線嗎？或者，持續中國在三零年代所經歷的那種較溫和改革模式？

共產革命是否繞了大彎，造成無謂的大犧牲，我沒有確定答案，因為，集體中的人要擺脫舊習性舊模式，難度恐遠超過想像。因此，革命才會變成不得不。但恐怕這並不意味革命方向本身的正確。

革命的最大作用在於打破舊模式。舊結構、舊模式似乎就是沒法僅靠(部分)人的有限理性(註二)選擇來改變。這是很遺憾的事。但是，共產主義原則與中國既存社會結構終究扞格太大，造成的傷害也太深，使得其路線的正當性終將難逃質疑。

當初共產黨能成為中國人的選項，主要是因為人民反對國民黨(這當然不是指全部人民，但顯然是較具動能的一群)，並且普遍對當時現狀不滿，後者很可能是前者的因。但是，人民未必真正認識共產黨，也未必能公允評價國民黨，他們主要是覺得現狀惡劣，並認為國民黨應該負全責或主要責任。國民黨究竟應該負起哪些責，從無公允完整的論述。(許多所謂國民黨的劣跡，或許實際上更多應該歸咎於其他軍閥或土豪，他們中許多人只是形式上歸入國民政府體系。再者，國民黨員中有人表現惡劣，很可能更多是因為即使是國民黨員，也難逃傳統惡習。當然，部分人攀附國民黨權勢，卻行自利之實，這是最典型的統治病根。國民黨也難消除。)

共產主義的公有制，演變成官有制，使共黨及其相關族群成為特權階級，並形成新形式的不平等。這恐怕會是中共現今面臨的關鍵問題要素，如何再做調節，需要費心，而不是文過飾非。朱嘉明教授是前中共官員，後往奧地利從事學術研究，他強調中共現行制度是國家資本主義，並強烈批判其集中資本、優惠特權的不公特質。這樣的體制培養了大量官二代、富二代，對大眾而言，是可忍孰不可忍，尤其背離共產理想。

我曾擬想，如果中共從未執政，而由國民黨長期執政(兩者未必同時成立)，中國局面會如何。但是，我比較悲觀，恐怕較難有根本的改變。

我曾稍觀察菲律賓的政治。當初馬可仕下台，柯拉蓉上台，曾經一度帶給菲國清新改革氣象。柯曾表示要進行土地改革。但是，直到她下台，土改都沒有啟動。原來，菲國國會成員全是地主家族。連柯拉蓉自家都是。土改連成為國會議題的機會都闕如。也因此，菲國整體的根本改變，看來也難指望。

同樣地，我們看到，民國初年的中國，其實社會底層已成赤貧，難以為繼，所以，社會必須改變，動亂幾乎無可避免。共產黨則抓住動亂的力量來源。當然，即使如此，中國共產黨最終也未必就能成功，就像許多國家的左派游擊隊難成大事一般。我想，日本侵華是改變事態的關鍵因素之一。另外，有一些菁英人物參與共產革命，這也是另一關鍵因素。能如此，也許反映中國社會本身的潛在生機：因為社會還有生機，所以有夠多優秀菁英參與共產革命。

我這麼說，並不意味我一定懷疑國民黨領導者的改革真誠。我的意思是，即使國民黨的領導者有充分的改革熱誠，卻也抵不住社會本身的惰性、舊習性。要改變舊習性，恐非要有大破過程。就這一點來說，我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毛的想法：不破不立。關鍵爭議在於，社會維護舊習性、舊模式的強度究竟如何。我認為這個力道被普遍低估，連蔣也都低估這個舊結構的惰性傾向。蔣的失敗，關鍵可能在於他低估了兩件事：他低估底層階級的痛苦處境及其因此可能產生的爆發力與破壞力；他低估舊結構的侷限、牽絆力道，他自己與他的團隊的某些思維、行動模式很可能就受到了一定程度的侷限。

如果沒有日本侵華戰爭，蔣或有更大可能成為一位成功的中國領導者。只是，歷史沒有如果。我們只能做心理實驗(社會學者韋伯的方法概念)，推想可能的不同演變歷程。

但是，話說回來，如果蔣在大陸成功，那麼今天的中國會是什麼麼模樣，我卻也不樂觀，基本結構改變的力道可能還不足。只是，我終究認為，大躍進與文革帶來傷害太大，甚至還有嚴重後遺症，實在不能說是理想的改革途徑。問題是，就像清末的中國菁英拒斥梁啟超的改革模式所顯示的那樣，既有結構似乎不接受理性溫和的改革方式，不能在較溫和的狀態下做出較基本的結構改變。這卻是既有結構本身的重要問題，也是所謂"扭曲結構"的另外一個層面---更屬於深層觀念結構的一環。學者金觀濤認為傳統中國社會是一個超穩定結構，有極強的自我修復機制。這種修復，從有改革意圖者的角度來看，那是保守性力量，甚至可說是反動力量。它潛藏在既存結構中。大眾常會無意識地成為這個力量的行動實踐者。

民初中國的悲劇，主要反映的是當時基本社會結構的扭曲與崩壞，問題不是少數人所造成，也難以由少數人成功扭轉，當時各領導者的挫敗，恐多屬非戰之罪。從而，國共間的互相醜化、訶責，不但不智，反而讓結構問題因此隱沒難見。我不是說國共兩方沒有各自的問題，但是，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並不是落在政黨作為這個層次，而是在結構的更深層。若看不見這一點，就難以對症下藥，真正改變問題結構。

看不透民初中國的結構扭曲與破敗，就不能充分理解當時政局的紊亂與執政者的窘迫，從而也難以理解中共建政初期的極左風暴。反之，若只看到執政者因為窘迫支招而出現的惡劣或極端，就難以充分同情理解其作為，從而也將難窺見中國未來的可能發展潛力。結構的作用，還有待我們去審視、洞察。結構雖不外乎人們的心理與行為，卻又異乎此，因為它是諸多個人心理與行為的化學合成總體(裡面不僅涵蘊因巨大量體而形成的超乎想像的力道，並且積澱著各種非意圖後果、化學反應，或說複雜交互作用)。我們大家都參與形成並實踐那總體結構，卻未必能清楚意識到此；也因為意識不到我們也參與結構，特別是那不合理的結構，所以，我們不覺得自己需要更多的自我反省與自我批判，乃至自我約束。

除非大眾覺醒，隨時自我檢視、自我批判、自我要求，否則既存問題結構就會藉由思想、行為慣性來支配社會的發展路線，且不為人們意識到。理性改革路線就將繼續被扭曲或沉淪。這是大家必須關注、省思的問題。

註一：
此處暫不對"結構"做出定義，只強調結構不僅是諸行動的總體，而還包含了諸多行動的非意圖後果與行動間的複雜交互作用(後者其實亦可視為前者的特例)。從而，結構的傾向就會與特定的行動意圖間有很大的差距。也因此，結構會與行動概念有所分別。

註二：
理性可細分成諸多不同概念，如工具理性、手段理性、價值理性、形式理性、實質理性...等。也就是說，理性往往有侷限，只限在特定意義脈絡內符合標準，超出該脈絡，其合理性就可質疑。有人嘗試提出一種結構理性(structural rationality)，指一種整全的、而非侷限的理性。只是，這樣的理性，具體為何，頗可質疑。總之，當我們"理性"地採取某一行動時，從另一角度看，這並不理性。反之，在特定脈絡裡看來不理性的行動，放大脈絡來看，卻可能有相反評價。革命行動究竟是否理性，評價因此也就格外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