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或右旋的舞者？說偏見

我常看一種視覺錯覺的圖片或影片，覺得有趣又能有啟發性。譬如，一個身材曼妙的旋轉舞者，她究竟是順時針轉，還是逆時針轉，就讓人困惑。據說，那與使用左腦或右腦的習慣有關，有人看著是左旋，有人看著是右旋。想來可能有人堅持是左旋，也有人堅持是右旋，甚至因此起爭端，各自都認為自己所見為實，而覺得是對方謬誤或是故意搗蛋。不過，也有些人能既看到左旋，又看到右旋，這種人也可能有不同的自我解讀，一種人可能會堅持說：舞者本來是左（或右）旋，但是在第X秒的時候反轉。也有人開始相信，左、右旋都是出於觀者的主觀，所以不再堅持任一邊的意見，而且覺得爭議雙方的爭端無謂。

明明是同樣的畫面，卻可以各自看到不同的「事實」，這雖然只是視覺錯覺的一種遊戲，但很值得我們深省。顯然我們已經在觀察的時候做了對各部分畫面的主題、副題的區辨（好比有一種圖片既可看成是花瓶，也可以是兩個人的側臉，取決於我們對畫面中心區塊的選擇），與故事編織（因為畫面其實有跳接，訊息並不完整，特別是兩腿交疊的那一瞬，所以我們要自己去補充）。結果，我們自己認為是素樸、客觀的觀察，實際上已經摻雜了觀察者主觀意識的作用在內，譬如材料選擇、主副題區辨、故事編織…等。但是這些主觀意識作用幾乎是自動發生，所以我們自己未必能察覺（就這個意義而言，未必是「意識」的作用，而可能是腦部的反射動作在對認知起作用）。

僅僅是一段簡單的畫面，觀察出來的「事實」就幾乎可以截然不同。那麼，對於我們接受的周遭龐雜訊息，我們又會從中觀察到什麼「事實」呢？各人是不是可能會觀察到南轅北轍的不同「事實」呢？想來是會。而且，從我們的實際經驗看來，譬如台灣的藍綠對立，顯然有相當的成分就是這種「事實」觀察的差別結果。

「偏見」（也就是在充分了解各相關事實以前就已經形成了的預判意見）大體與前述的主觀意識作用（材料選擇、主副題區辨、聯想、故事編織、意義詮釋、再詮釋…）有關，而也因為我們常並不自覺主觀意識的作用，而不自覺有偏見。

在杜伯里所寫的「思考的藝術」（商周，2012）一書裡，他具體提出了多種可能的思想錯誤，並認為思考錯誤往往有其系統的傾向。譬如，人們會因為自利傾向，而容易將自己的成功歸因於自己的內在特質（聰明、努力），而將自己的失敗歸因於外在因素。反之，如果是他人的成功，我們容易歸因於外在的因素，譬如他的幸運、社會經濟條件好、有貴人幫助…等。而他人的失敗，我們卻又傾向認為是他人內在特質（懶惰、愚蠢…）的結果。

偏見當然也是思考錯誤的一種型態，而也受到促成思考錯誤的各種因素的影響，從而，偏見也會有系統性的傾向。最常見的，譬如「我群中心主義」(ethnocentrism)，也就是以自己所屬群體的利益為關注的焦點，而且以我群的標準為標準，來衡量外在的事物。如此，我們很容易對他群成員形成刻板印象與歧視，或者，覺得我群在與他群互動中受到委屈。這些認知都可能含有偏見。而且，即使我們能抽象地承認偏見的普遍存在，但是要具體識別偏見，特別是承認自己有偏見，恐怕還是非常困難。

在同一個社會裡，不同群體間也可能互相存有偏見。群體間的偏見幾乎無處不在，而這些偏見對於社會整體間的互相信任當然不利，因為這種互相的偏見可能造成彼此間的隔閡、矛盾、摩擦或衝突。依照美國政治學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理論，「信任」是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社會資本。信任度愈低，社會的進步往往就愈遲緩；信任度愈高，社會的進步就可能愈速。有鑑於此，化解偏見、增進互信，是重要的努力目標。

隨著相處時間的增加，不同群體彼此間的了解也會增加，從而偏見也可能減少。但是，這種發展趨勢未必總是正向，有時候，互動的增加也可能因為具體摩擦機會的增加而促使負面的態度更加強，偏見更被定型而不易改變。美國黑白種族間互動不可謂不頻繁，但是彼此間的偏見可能就很難真正消除。白人覺得黑人笨又懶，還容易犯罪…；黑人則覺得白人優越感重、虛偽、小器、老愛欺侮與剝奪黑人…。即使表面上接觸的時候彼此未必會把這些偏見表現出來，但是，內心深處卻很難避免偏見。

臺灣社會內部是否存在不同群體間的偏見呢？答案恐怕是肯定的。以臺灣本省人與外省人兩個群體來說，就可能互相存有偏見。群體間的偏見當然不只是在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才有，好比漢人與原住民間，也可能存在彼此的偏見；所謂的「新臺灣人」，與老臺灣人間當然也可能互存偏見。即使是所謂的本省人，也還可能有閩、客之別，而互有偏見。這些偏見對於臺灣社會整體間的互相信任當然不利。那麼，會不會因為偏見的存在而不利於臺灣社會的發展與進步呢？對此，我同樣也並不樂觀。我只能期待，群體彼此間的偏見，能夠盡可能通過理性溝通而消弭或減少。我們如果能減少對彼此的偏見，社會內部才能有較佳的互信，從而才比較有可能促進社會進步。

偏見之所以普遍，一個重要原因是不自覺。有偏見的人不自覺自己有偏見，總覺得自己所見、所想皆為真，倒覺得是異己者有偏見，或者態度不可理喻。異己者或許真有偏見，但全部的真相可能是彼此都有偏見卻又都不自覺有偏見，所以摩擦與偏見也就惡性循環地積累。而且，當偏見出現在一些很優秀的人身上，或者各方面顯得很正直、善良的人身上時，偏見的影響力量可能更大，卻更難被當事人自覺或被他人察覺。人們可能因為自信或信賴而過濾掉這種疑慮。

在兩蔣時期的台灣，國民黨統治群壓抑著非國民黨的勢力，而當後者偶而採取較激烈的反抗時，倒讓許多人對這種激烈抗爭的行為感覺不安，甚至不滿。特別是藍營人士對當時所謂「黨外」的頻頻抗爭，頗有微詞，認為會製造動盪、不安，當然態度上也難親近「黨外」勢力。那種對「黨外」的排斥，背後極可能帶有偏見。這可以簡單說是藍對綠的偏見。藍對綠的另一種可能偏見是認為他們的民族認同偏差與效忠不足（說是偏見，因為可能很難對對方認同情感有設身處地的理解）。

當然，綠對藍極可能也抱有偏見，也就是過度地誇大國民黨（可能還擴大及於泛藍、外省人）相對的特權、壟斷地位與在台灣的殺戮、壓迫、剝奪行徑。特別是，有些人似乎認為即使到現在，國民黨仍然繼續享有特權、壟斷地位，包括在法界、媒體界都是如此。當然，客觀上很難說後面這種想法必然是偏見，因為偏見意味著過當。究竟有沒有過當呢？這需要詳細而精確的檢視，主觀的、籠統的自我省察是不夠的。想想哥白尼要在長期接受「地心說」的歐洲拋出「日心說」的新天文學體系，要經過何等的努力。人們通過籠統的檢視，只能一再證明日月星辰的確圍繞著大地旋轉，何錯之有？

藍綠彼此都抱有偏見，促成長期的藍綠對立，對台灣的發展不利。但是，問題可能還有另一個層面。當台灣處於藍大綠小的局面時，總體而言，主流民意對綠較不利，因為較多人對綠持偏見。當然，如果情勢反轉，台灣變成綠大藍小，主流民意就可能對藍不利，因為較多人對藍持偏見。這是屬於民意結構失衡的問題。

當藍綠對立的態勢形成之際，台灣是藍大綠小的局面，因為國民黨是威權統治群體，甚至還同時掌握著文化霸權，也可以說是思想的主導解釋權。但是，時移勢易，國民黨雖然現在還是執政者，但是解嚴了、修憲了、綠營也執政過了，重要的是人們在各個不同層面上的想法、看法也改變了。譬如說，依據統獨意見調查，現在台灣的鮮明統派已經少於鮮明獨派（多數則是折衷派，願意維持現狀）。而且，這似乎是個持續趨勢：獨派人數還在持續增長中。如果依統獨來定義藍綠，統是藍，獨是綠，那麼，綠已經大於藍。不過，由於折衷派佔多數，而他們的投票傾向比較可能會考慮政黨以外的其他因素，其政黨傾向較不明確，所以目前藍綠的確切比例並不明確。我們或許可以推論，當藍營執政政府支持度低迷的時候，也就意味著那些統獨折衷派有可能倒向綠營。

事實上，我認為台灣的統獨折衷派其實比較偏向獨派，只是考慮現實，不認為獨立可行，所以維持折衷態度。而這種現實考慮，也可能使他們傾向國民黨，因為國民黨也被認為較為務實，在統獨議題上較少意識型態的束縛。這一層心理可能是使台灣即使是在解嚴後、威權解體以後，仍然藍大綠小的原因。但是，從省籍與統獨或藍綠的關係來說，如果本省人較易親近綠，考慮本省人佔人口九成的事實，以及部分本省人可能在解嚴、思想覺醒以後逐漸轉綠，綠營的潛在人口比例很有增長的可能。從親藍平面媒體中國時報與聯合報銷售量漸減的趨勢來看，綠營增長的趨勢應該不假。這種藍減綠增的趨勢也可能會影響到對藍綠支持率的變化。

當我們考慮偏見這個問題時，也要同時考慮這種含有偏見的意見結構的失衡問題。譬如，偏見影響對政策的評價，而總體意見結構的失衡則影響政策的總體評價。任何政策都會有正反不同的意見，但是，結構失衡會使反對與支持的比重扭曲，而可能使本來合理的施政卻受到多數的反對。

重要的是，偏見如果普遍，就不利於理性的政治評價，不利於對政策做出合理的支持或反對的抉擇。我們可能情緒性地否定了較合理的政策（雖然可能也有瑕疵），而迎來更有問題的政策。所以我們要努力消除偏見，以更理性的態度來做政策評價與抉擇。

偏見的可怕恐怕正是在於我們深深相信我們的認知，毫不察覺偏見已經無孔不入地滲透到我們的認知裡。而且，我們還有繼續堅持既有認知的心理傾向，要消除偏見也就更難。所以，我們必須很用力地檢視自己的可能偏見，甚至必須要與自己的既定信念相搏鬥。或許，我們如果更習慣於通過與異己者的討論，彼此互相批判，並且學習在這樣的過程裡避免情緒化反應，才有可能超越偏見、消除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