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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經驗之我見】

在接觸高梁大大的文章之後，驚覺問題的嚴重性，於是也自己上網耙文，做了些研究。這文末所附文章是從中新網轉載而來。如果文中數據屬實，荷蘭經驗無疑地是適合學習的對象。

首先大家應該放棄「大麻合法化」的既定成見，在荷蘭，只允許在特許的場合購買及使用一定數量的大麻，除此之外，種植、販運，仍然是違法的；更別提海洛因這種嚴重危害人體的硬性毒品，根本不准販賣！

荷蘭經驗指出：毒品使用者，甚至是海洛因，不必把這些癮君子當魔鬼和罪犯看待，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進行管理。

文中還引介一個觀念──全球禁毒戰爭所帶來的危害，比毒品本身還來得大。

道理很簡單：越是管制毒品，它的市場價格就越高，迫使毒癮患者要以非法手段獲取經濟來源，衍生更多的社會問題。相反地，如果是由政府特許方式銷售大麻，走私大麻就沒賺頭，毒梟就沒興趣了。

海洛因危害太大，連特許都不准，那麼原有的海洛因毒癮患者該如何處理？文章這麼寫的──“癮君子必須吸毒因為他們是長期患者，你可以說他們不應該吸毒，但他們願意，所以我們想有一個安靜的、小小的、受保護的地方，這對他們，對周圍環境都更好一些。”荷蘭政府不准販賣海洛因，卻務實地讓既有的患者可以取得乾淨、安全的海洛因來源，以免這些患者危害周圍環境。

看似矛盾的做法，不許販賣卻允許毒癮患者在受保護的狀態下自行購買及施打海洛因，其實是隱含一個企圖──控制並減少海洛因毒癮患者數目。一旦吸食人口都在掌控之下，海洛因在市場流通管道自然減少，荷蘭政府的反毒政策，相當於控制了買方市場，把惡性毒梟驅逐出去，一般大眾也就不容易接觸到海洛因了。

數據會說話，相較其他以罪犯對待毒癮患者的國家，荷蘭的反毒績效好太多了。願看到此文的有緣人都能再度思考國家反毒政策問題，並轉寄/轉貼出去，影響更多人！

人民力量組織 方正平

荷蘭禁毒：以毒治毒

荷蘭是歐洲大門，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國家之一，國土1/3在海平面以下。荷蘭以務實的思想保證社會團結，凝聚社會力量，修築堤壩，擋住海水。1970年以來，荷蘭人已經把這種精神提升為一種藝術，以處理更廣泛的社會問題，如墮胎、妓女、同性戀，當然還包括毒品問題。

官辦大麻咖啡店

33歲的荷蘭商人埃裏克?波士曼住在阿姆斯特丹，每天騎車從公寓到一個小咖啡店上班。咖啡店在時髦的卡爾瓦斯特拉區旁的一條小街上，名叫De Dampkring, 大意是“霧濛濛的空氣”。由於一進門就有印度大麻濃郁而苦甜交雜的香味瀰漫過來，這個名字倒十分合適。在這你能買到最多5克的大麻或大麻製品，有一個單子供人挑選，上面全是異國情調的名字：佛妹、霧濕婆、白寡婦、撒哈拉、超級坡倫、哈桑國王和黃色黎巴嫩。單子還列有適宜室內、室外、溶液培養和生物培養的各種麻醉品種子，並詳細說明麻醉品的香味和藥效——半醉的、迷幻的、高醇香的、全醉躺倒的等等。

荷蘭允許開大麻咖啡店已有25年歷史，De Dampkring是一個典範。在荷蘭812家咖啡店中，De Dampkring是一家政府知情、法律允許的大麻咖啡店，是荷蘭政府通過一家私人新聞機構向澳大利亞記者推薦的咖啡店。

90年代末，經過兩年的競選，De Dampkring因其卓越的產品和服務，贏得了阿姆斯特丹的“大麻杯”。開店16年，De Dampkring的品質越來越好，它的顧客有外國遊客、當地警察、外科醫生、律師以及波士曼65歲的嬸嬸。波士曼說：“為治風濕病，嬸嬸每天都吃太空餅（一種含有少量大麻的食品）。過去因為疼，她每天睡眠只有3-4小時，現在她每天睡8小時，她的醫生也注意到了她身體的好轉。”

而且，波士曼的嬸嬸將不用每天去她外甥的咖啡店買太空餅。2001年10月，荷蘭通過法律，成為繼加拿大之後，世界上第二個允許醫生給病人開大麻做藥品的國家。藥商也將獲得供貨權利。荷蘭衛生部醫用大麻管理局將監督大麻的生產、品質保證及分銷。

極樂片生產國我行我素

荷蘭人認為道德譴責並不能代替好的政策。必須尋找最好的辦法去降低這類社會問題的危害，而不僅僅是減少對邊緣人群的危害。正如荷蘭司法部最近所說：“我們的原則是法律程式對社會的傷害不能超過犯罪本身。”具體到毒品問題，這一哲學要求開展廣泛的教育運動，不鼓勵使用毒品，對毒品的危害體提出警告，並提供一套完整的治療和預防的辦法。

從1976年開始，荷蘭把毒品分為硬毒品和軟毒品。硬毒品如海洛因、可卡因和安非他明，它們對公眾健康構成難以承受的威脅；軟毒品如大麻。這一政策的目的是向人們提供一個有管理的出口，減少人們接觸街頭軟硬毒品販的機會。這樣還能集中有限的警力面對極大的貪污和有組織的犯罪。以去年為例，荷蘭政府繳獲了40000公斤大麻，66000株印度大麻和550萬片極樂片。

雖然從技術上說進口、出口、生產、收藏和銷售非法毒品都是犯罪，但荷蘭政府也給與De Dampkring這樣的咖啡店特殊許可，讓他們在一定的、嚴格的條件下銷售少量的軟毒品。條件包括不許銷售硬毒品，不能給周圍鄰居帶來不便，每人每次購買量不超過5克，嚴禁賣給18歲以下未成年人等等。荷蘭的《鴉片法》還區分了以個人使用為目的的儲藏少量毒品和商業目的的收藏毒品。因此荷蘭人很少因為個人使用和儲藏少量毒品，不管是硬毒品還是軟毒品而帶來法律方面的麻煩。

阿姆斯特丹大學毒品研究中心主任彼得?科恩是荷蘭毒品法改革的領導人之一，他說，“系統地尋找另一種方法”是典型的荷蘭做法。“運用荷蘭法律系統的特殊性，我們可以免於起訴（除非是為了國家利益）。我們建議不要逮捕吸食大麻的青少年，因為我們認為這是他們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我們並不想在他們有可能放棄吸毒的情況下抓他們，監禁他們，然後由此產生更多的問題。因此我們決定尋找另一種方法。”

這一寬容的政策激怒了荷蘭的鄰國，因為很多德國、法國和比利時的年輕人跨國去荷蘭的咖啡店，法國總統希拉克走得更遠，罵荷蘭是“毒品國家”，認為荷蘭的毒品政策超過法國的核子試驗，是世界和平的更大威脅。最近，禁毒主義的瑞典和美國攻擊荷蘭毒品管理經驗半生不熟。前美國緝毒沙皇巴裏?麥克弗裏將軍認為荷蘭的方法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災難”。

荷蘭人堅持了他們的典型態度，禮貌的傾聽，同時承認他們還存在缺點，比如承認荷蘭是世界上最大的極樂片生產國，然後我行我素。他們相信他們有正當的理由。根據荷蘭衛生部的數據，在合法化後，荷蘭經常使用大麻的人上升，開始使用的年齡逐漸下降，這與其他沒有合法化的國家一樣。但總部設在葡萄牙的歐洲毒品和吸毒者檢測中心和阿姆斯特丹的調查顯示，在青春期第一次嘗試之後，荷蘭長期的吸食大麻者開始穩步下降。國際比較更令人印象深刻，沒有實行合法化的德國、法國和比利時，因為是荷蘭的鄰國，吸食毒品的人數也比英國和美國少。

還有一個例子是瑞典。前幾年瑞典仿傚美國的處理方法，宣佈使用毒品是錯誤的、不能容忍的（和美國一樣，在瑞典抽一支大麻葉捲煙也要被判刑）。雖然瑞典使用大麻的人數比荷蘭少，但增長卻很快。因為沒有完善的減少毒品危害的政策措施，瑞典每年毒品致死的死亡率是每百萬人20-30人，而荷蘭是2-3人，超過了整整10倍。

荷蘭吸海洛因的人也在減少，不像澳大利亞等國，年輕人仍流行吸海洛因。荷蘭人口正在收縮、老齡化。過去10年，阿姆斯特丹幾乎沒有新的海洛因吸食者。荷蘭成為歐洲癮君子最少的國家。

這些趨勢支援了禁果理論——嘗了以後，吸引力也就不大；被允許後，抵抗也就沒有意義。荷蘭人還批駁了禁毒主義者的說法：使用大麻合法化將為其他硬毒品鋪路。科恩專門研究了鋪路理論，真相正好相反：在阿姆斯特丹，超過75%的大麻使用者沒有再去嘗試一次硬毒品。“大麻幾乎滿足了所有的好奇心。”大麻現在甚至對阿姆斯特丹25-35歲的年輕人失去了吸引力。“因此，我們可以說，大麻不是酗酒，它只是人生的階段性現象而已。”

科恩最近完成了舊金山和阿姆斯特丹的比較研究。研究顯示，儘管美國對吸毒者的懲罰比荷蘭嚴得多，舊金山消費可卡因卻比阿姆斯特丹高3倍，大麻高2倍。這說明毒品政策對毒品使用水準沒有影響。毒品政策是一種哲學，是關於什麼是好的生活的哲學，但它對毒品使用水準沒有影響。

癮君子不是魔鬼

澳大利亞管理吸毒的方法有很多值得驕傲的地方。大學裏教預防毒品的知識，通過了戒毒法，為癮君子康復提供機會。監獄裏也提供有關治療，而且經過艱苦的爭論，還提供了一個安全注射室。

從表面看，澳大利亞對這個異常複雜、極具爭議的問題採取了一種文明的處理方法。但一些專家認為，把使用毒品定為犯罪是走錯了方向，這就是為什麼澳大利亞警察只跟30%的海洛因吸食者有聯繫的原因之一，而荷蘭的數字是70%。因此澳大利亞的癮君子仍在採取一些高危方式吸毒。

阿姆斯特丹市立健康服務局的高級醫生沃特?巴蘭特斯說：“我們不把他們看成罪犯，而是有健康問題的病人。”70年代，荷蘭警察起訴所有使用海洛因的人， 10年後，他們看到吸毒者不是魔鬼。他們區別做大筆毒品生意的人和小量毒品使用者。再10年後，變成了照顧吸毒者，不再起訴他們。

今天荷蘭的警察和醫務人員認識幾乎全部海洛因吸食者。當他們輕微觸犯法律時，警察能保證他們都是登記在冊的，並小心處理他們的任何毒癮發作，把他們交給合適的照管人員或戒毒中心。

絕對的癮君子有機會被納入由警察、自願者組織和市立健康服務局聯合管理的特殊計劃之下。59歲的朱裏斯?索馬斯是阿姆斯特丹一個主要警區毒品管理部的警官，他說：這項計劃的主要目的是為吸毒者提供監控點，如為海洛因吸食者建立老齡之家，給他們一份合法的收入，以便他們買食品和毒品。另一個目的是確保有一個吸毒者能去的安全和乾淨的地方。澳大利亞只有一個安全注射室。阿姆斯特丹人口是澳大利亞人口的1/6，總共有8個安全注射室。索馬斯說：“癮君子必須吸毒因為他們是長期患者，你可以說他們不應該吸毒，但他們願意，所以我們想有一個安靜的、小小的、受保護的地方，這對他們，對周圍環境都更好一些。”

最近三年，荷蘭還開始為吸毒犯建立一個還押中義務管教系統，不久將在荷蘭的五個城市推行。這個系統為最難管理的吸毒者提供戒毒諮詢和治療，在他們刑期結束後提供職業培訓和工作。索馬斯參與這項工作，至少跟蹤8個吸毒者，他說：“這是最後的一個地方，大多數吸毒者請求法官把他們判進這個特殊的監獄，因為他們已經意識到單靠他們自己不可能戒毒。”

全球禁毒成效甚微

國際毒品貿易是一項年均8000億澳元的大產業，主要被恐怖主義組織、犯罪辛迪加、貪污腐敗的警官和緬甸、柬埔寨、阿富汗等國的一些團夥控制。這項產業僅次於軍火工業，佔國際貿易總額約10%。

澳大利亞海關、警察和執法者，澳大利亞國家犯罪管理局和毒品專家早就承認了禁毒戰爭失敗。阿姆斯特丹斯奇普爾機場海關情報處負責人鮑林恩?克雷伯格同意這種看法：“毒品仍有路子進入市場。務實地看，執法機構只繳獲了僅30%的毒品，這並沒有真正影響吸毒者的人數。”

3年前，一批諾貝爾獎獲得者、奧林匹克金牌獲得者、國際媒體、政治、法律、科技、社會和犯罪學等方面的名人利用聯合國禁毒大會召開的機會寫信給聯合國秘書長，他們呼籲重新思考國際毒品政策。“我們相信現在全球禁毒戰爭帶來的危害比吸毒本身大。”

每隔十年，聯合國都通過協議，把吸毒定為犯罪，要求進行懲罰，這限制了各國獨立地尋找解決當地毒品問題的有效方法。每年政府都採取更具懲罰性的、花費更大的禁毒措施，每天政治家們都在思考更嚴厲的禁毒戰略，結果是什麼？毒品產業反而強化了有組織犯罪、各級政府部門的腐敗，危害國際安全，刺激暴力，扭曲市場和道德。這不是使用毒品帶來的結果，而是數十年來失敗而無效的禁毒政策的結果。

編譯/國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