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偉大的教育界園丁

這是傳記發燒的時代，書市充斥著各行各業「成功」或「當紅」人士的傳記，內容五花八門，令人眼花撩亂，其中又以政治人物與演藝明星傳記為大宗，歌功頌德者有之，自吹自擂者有之，或揭密偷窺，或誇大不實，讀後讓人感念傳主做人做事成功之道，進而心生嚮往之情，足以影響人生觀者，並不多見，而黃守誠所著《劉真傳》（三民書局，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初版），以感性的文學筆法、史學的嚴謹敘述，深入傳主內心世界，展現「誠正勤樸」的內涵與風貌，勾繪這位偉大的教育界園丁辛勤耕耘的身影，在良莠不齊、乃至「氾濫成災」的傳記書市中，無疑是難得一見的清流。

傳主劉真先生向有「教師之友」及「臺灣師範教育之父」等美譽，於民國三十八年接辦臺灣師範學院（即臺灣師範大學前身），正值大陸情勢逆轉、風雨飄搖的年代，但他不怕麻煩，勇於負責，積極解決校地問題；救助青年學子，平息學潮，安定校園；求賢若渴，以至誠延聘錢穆、潘重規、梁實秋、溥心畬……等名師碩儒講學任教，蔚為一時之盛，更奠立臺灣師範教育淳厚之學風。其於弘揚師道，多年以來，始終如一，如建議政府將孔子誕辰及教師節由暑假中的八月二十七日改為考證後的九月二十八日；擔任臺灣省教育廳長時，排除萬難，創立教師福利制度，興建教師會館，益彰我國尊師重道之特有文化傳統；其深知國文關乎民族文化之傳承，乃組成並主持中國語文學會，出版《中國語文月刊》，四十七年來未曾中斷，對提倡中國語文教育，貢獻厥偉。至於發揚我國教育思想，鼓吹師道文化及教學著述，影響尤為深遠。劉氏一生奉獻教育事業，無怨無悔，以「臺灣教育發展史的最佳典範」稱之，毫不為過。

（二）教育是良心工作

傳主曾任立法委員、教育廳長，然素性淡泊，無意仕途，政治對他而言，索然乏味，教育行政亦非所願，畢竟其志乃在教學與辦學，是以書中有關傳主教學、辦學的部分，最具可看性。

教書一直是劉真最感興趣的工作，他認為，教育是一項看不見、摸不著的良心工作，所以教書時莫不全力以赴。他深知，教課前必須做好充分準備，才能夠獲得學生的信賴，不被學生所看輕，擔任湖北省立教育學院教授時，他一人負責四門課程，不辭辛苦地編寫四種詳盡的講義，確是事事認真，絕不敷衍了事。就讀安徽大學時，他為了幫忙批改作文賺取外快，特地先用稿費所得，購買一套碑帖及字典、詞典等工具書，並且逼自己更加積極地練字、進修。雖然從早到晚，忙碌異常，然而可貴的是，他卻能夠像自己一再提倡的「三自主義」那般「自得其樂」（另外二自為：自食其力、自強不息），內心覺得非常快慰。

劉真先生辦學，最讓人津津樂道的，應是朝會升旗以及尊重教師。當他主持湖北省立教育學院訓導業務，整整三年多，他每天早晨，披星戴月的領導學生升旗，作朝會活動，從未間斷，這不只是「形式」，更是恆心、德性的考驗。接辦臺灣師院後，他認為師院學生將來要為人師表，應接受比別的大學更嚴格的教育，於是為提振生活教育，鍛鍊體魄，以及使老師經常和學生接觸，增進彼此情誼，他規定學生一律參加升旗典禮和早操，並且率先身體力行，行之九年，始終不變，養成師生一體的風氣，此乃全國大專院校之創舉，也是師院的一大特色，對陶鑄學生堅貞的愛國情操與良好的生活習慣，助益極大，可謂意義深長。反觀今日，竟有價值觀念偏差的師範女生，以「記錄青春乃學生基本權利」為由，拍攝寫真集，而且振振有詞以為沒有什麼不對，相較於劉真先生主持師院、師大時期的淳樸校風，怎不令人慨嘆世風之日下！

在師道不彰的今天，傳主彼時尊師的種種作為，特別值得一記。所謂「沒有大的教授，便不能有大的大學」，劉氏深知延聘優良教師的重要，是以一旦獲悉名師抵臺，隨即攜帶聘書，親臨拜訪，這種出自內心的誠意，每每使受延聘的碩學名儒深受感動，欣然接受。而為了使好教授肯繼續任教，劉真更是非常尊重教授，比如名畫家溥儒教授不習慣夏令時間（即時鐘提前撥一小時），他得知後立即交代教務處將溥教授的課程，仍排在原本時段，排課的助教無法理解，劉真便告訴他：「對於這樣的國畫大師，我們怎能拘泥於學校的規定？」當學生抱怨陳大齊教授鄉音太重，上課難以聽懂，劉真就開導學生說，陳教授乃一代大儒，能受其教誨是很幸運的，要知道在大學是找大師，不是找吸引人的演員。因為這一番話，終於讓學生能夠辨別出教授的好壞。劉真主持政大教育研究所時，敦請國學大師錢賓四擔任一學期的專題講座，為了表示對錢氏的敬重，每次講演劉氏均親自乘車接送，其尊師之精神，令人感佩。

此外，劉真之力行古訓「師尊則道尊；道尊則民知向學」，由其主張將「教員」改稱「教師」以及策劃出版《師道》一書，當可窺見一二。劉真任臺灣省教育廳長時，發現社會上許多專業人員，均稱之為「師」，如律師、會計師、醫師、工程師，甚至美容院的剪髮小姐，也被稱為美容師，但過去數十年來，卻將從事教育工作的老師，在公文及聘書上，稱之為「教員」，他認為很不妥當，乃由教育廳通令各校，一律改「教員」為「教師」，足見「必也正名乎」的劉真確是尊師重道的忠實信徒。又，劉真認為，若想化民成俗，須自教育做起；要想教育革新進步，必先弘揚中國的傳統師道。於是他約請專家學者撰文介紹中外歷史上偉大的師表人物及其獨特風範，輯為《師道》一書，由臺灣中華書局出版，提供各級學校教師參考，使其能「見賢思齊」，傳主尊師重道之苦心，由此可知。

（三）身教重於言教
　　
傳主以身作則、持之以恆的個性，讓人印象深刻，並從中得到啟示，也就是──成功絕非偶然。最能體現劉真重視「身教」的，莫過於他主持師院及師大八年多，從沒有一天在升旗典禮時缺席，他告訴學生：「我要求你們的，我一定首先做到；我自己做不到的，我決不要求你們。」主持政大教育研究所時，他策劃舉辦的學術演講，每週一次，總共舉行了一百餘次，而劉真要學生在無形中明白「共學」的價值與旨趣，是以他也和學生一起參加聽講，他真正做到了言行如一，難怪深受學生尊敬與歡迎，可以說為「師道」做了最佳的示範。

書中，傳主的許多教育理念，歷久而彌新，極具價值，猶如一顆顆閃亮的鑽石。其中最膾炙人口的是「教書匠與教育家」，劉真指出「匠」與「家」代表了不同類型的教師，他以菩薩心腸，懇切地期勉所有的教師，無論是教書或辦理行政，更無論職位的高低，只要具備偉大的教育愛心、耐性、熱誠與懷抱，一個幼稚園的教師也可算是教育家；反之，如果缺乏這種偉大的教育愛心、耐性、熱誠與懷抱，即使身為大學教授亦僅能算是教書匠，而不配稱為教育家。像這樣以極簡易的語句所表達的教育理念，書中俯拾皆是，值得所有教育工作者再三深思反省。

（四）重視國文與愛國情操

劉真先生之重視國文與其崇高的愛國情操，相較於當今社會之輕忽國文和道德之淪喪，猶如暮鼓晨鐘，值得大書特書。他一再撰寫專文，一再於公私場合，大聲疾呼：「必須重視國文。」因為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是文化傳承，而中華傳統文化就寄託在古代經典之中，故我們除吸收西方新知外，亦應多讀我國典籍史冊。在他看來，國文程度的高下，可以說是教師稱職與否的關鍵，所以他主持師院時，規定每學期舉行國語文統一考試，對作文優良學生鼓勵有加，後來又號召成立中國語文學會，出版《中國語文月刊》，若非遠識之哲人當無以致之也。其實，早年傳主負笈異鄉期間，正是寫作投稿才使他改善生活，度過難關，進而受到師長重視，也因為撰文而得識陳誠將軍，成為辭修先生的侍從秘書，自此改變他的一生。是以劉氏最能體會提高國文程度的重要性。

傳主崇高的愛國情操，與其重視國文可說是互為表裏。他既相信，語文為研究學問的基本工具，也是瞭解國家民族文化的基礎，所以推廣、加強語文的學習，便是為國家、民族的生命，做了最好的奠基工作，使我們的下一代青年能夠永遠保衛中華民族所托的這片青山。當然，他為了讓大家進一步了解中華文化，不畏「復古」之譏，堅持舉辦「國學講座」及「中華歷史故事」系統演講，誠然用心良苦，充滿了高度的愛國熱忱。

（五）彌補教育文化界典型難尋之憾

《劉真傳》全書近五百頁，允為傳記中之鉅著，然其結構謹嚴，剪裁得宜，段落清楚，條理分明，加以作者遣詞用字如行雲流水，一般讀者當能輕鬆以對，沒有壓力；而熟讀劉真先生各種著述的作者，於行文中，適時引述傳主的見解，使讀者無形中吸收傳主眾多著作的精華，彷如多讀了許多本書，又能對傳主奉獻教育事業的一生以及其人生觀、教育理念有全面的深切認識，實是「物超所值」。尤其作者每每巧妙地運用對話方式，表達傳主的思想，凸顯傳主的個性，使本書更加生動引人，提高可看性，的確功不可沒。

唯書末雖附錄傳主之著述書目，然極其重要的傳主年表卻付之闕如，致讀者無法按表查考，頗不方便，希望再版時能增添之，以求完整。又，民國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傳主赴日本東京高等師範教育研究科深造，當時中日兩國關係緊張，劉氏何以選擇到東瀛留學？書中並未說明，令人不解。對日抗戰勝利後，傳主因陳辭修先生的關係，一度擔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組織處副處長，而處長正是蔣經國先生，書中提到，劉真在任內深知把握分際，和蔣經國相處甚為融洽。由於當事人身分的特殊，這部分理應是讀者想進一步了解的，然作者語焉不詳，一筆帶過，不免可惜。

無論如何，本書不僅從事教育工作者應當仔細閱讀，對於任何關愛國家社會的人來說，在做人做事方面，此書亦有頗多值得參考之處。特別是我們近代辦學卓然有成的蔡元培、張伯苓、梅貽琦等教育家，竟無一本完整的傳記流傳於世，則《劉真傳》之問世，或可略為彌補教育文化界典型難尋之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