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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教授公開回復“諾獎”看法(澳洲)(Youtube)
2011/05/09 09:39:15瀏覽457|回應0|推薦1
刘晓波效应管理
可惜!遗憾 !  辛教授没有谈到,新闻效应这方面的实际运作,
这才是我的问题重点。这才是大陆泛蓝成员最需要明白的部分,
依旧空白。。。
http://blog.udn.com/blueindeed/5175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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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教授公开回复“诺奖”看法(澳洲)


主持人:虽然辛灏年先生演讲的主题是「辛亥革命」,但听众们的提问并不拘泥于此。大家不仅探讨历史,也关心现实。许多听众递条或发问,希望辛灏年先生谈谈对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看法。辛先生满足了大家的要求。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辛灏年先生的回答。 

辛灏年:我刚才在讲演中提到过, 在中国人死为大、得奖为大、坐牢为大。因为这样一来别人就不好说话了,对不对?你要一说、你要一批评,就说你嫉妒、你分裂、你搞内斗,这个帽子就很大。但是,革命都不怕死了,回答问题上还怕难吗?所以,我说老实话。 

九年前,高行健先生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有一个作家,大陆的作家,打电话给我说:「尔品,你要出来说话,这不是糟蹋人嘛!你应该批评,你在海外有自由的条件,而且你有影响力。」我当时听了就很不高兴,我在电话里说:「中国人得奖了,你第一个感觉应该是高兴,而不是想到批评。一百多年来,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卑心里还不能够真正解决之前,西方人给我们一个奖,一个文学奖,我们首先应该要高兴,这是一。 

第二,你我都是文艺界的人,是文学界的人,我们的同行得了奖,而且得了西方的大奖,你和我是不是应该高兴呢?也应该高兴,不用酸溜溜的。 

第三,「写作是自己的事,评奖是别人的事」,这是我八十年代初给自己写的座右铭。我是搞写作的人,我只想怎样把小说写好,让别人看到我的小说,说高尔品小说写得还不错。这不就是最好的奖赏嘛。你一个写作的人,天天想着怎么评奖,天天去活动评奖委员会,希望将来能给我一个奖,你不是「越份」了吗?我就这样回答了他,他说:「你也有道理,但是我总觉得心里不舒服」。我说,你要舒服,因为将来修文学史的人怎么评价是后人的事,今天我们只管高兴就行了。我说,你总不至于高行健先生得奖,你不高兴:中共御用作家王蒙之类得奖,你就高兴吗?我这句话把他说服了。 

一九八二、八三年以后,为了搞诺贝尔文学奖,中共的文坛已经闹得不亦乐乎。共产党为了他的御用作家能够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不知做了多少手脚、多少努力。我是文坛中人,我了解这个情况。所以我就跟他说,对高行健先生,不说他的小说,当年他在北京人艺的时候,写的那些剧本,很多都是很好的,我就不说了。单单是他得奖了,诺贝尔文学奖没有给中共御用文人,我就感到最高兴。否则的话,中共御用文人得奖了,中共专制不就更欢了吗?文坛不就更没有自由了吗?对不对?老实话嘛。 

我后来用「文殇」这个笔名,在黄花岗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叫作『高行健和王蒙』。我把他们俩个做了对比,这篇文章在国内很受欢迎。当然到今天为止,没有人知道是我写的,我今天第一次公开,「文殇」,就是我。所以,我们在看这些问题的时候,一,要有持平之心;二,要有民族观念;三,凡是适合民主自由的,我们都要赞成;凡是破坏了民主自由追求的,我们都要反对。这就是我对刘先生得奖的一个提前的认识,九年前高行健先生的事,我有文字做证,不能撒谎。 

我是在辛亥革命系列演讲第一讲之后,听到了刘先生得奖的消息的,我的感觉与以前一样。刘先生得奖,我首先高兴。另外,在评价这个奖之前,我首先必须要阐明自己的立场。我是一个赞成和支持民主革命思想和立场的人。我摆明了这个立场,就不会在讲话的时候忸怩作态了。我想在政治问题上,在中国民主追求的方式和道路问题上,我和刘先生是不大一样的。尽管我高兴,我兴奋。我先讲清楚这个问题,下面才能讲我对刘先生得奖的具体感受。 

为民运高兴 

第一个感受,我为民运高兴。我这个人和民运的关系,套用一句古诗,叫「剪得断,理就乱」。因为我不是民运,我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我也没有想过要去做民主运动,所以「剪」得断。很多人知道我是文化人,是个作家,是个学者。上次有人问我,我回答他说,我就是个文化人。他说,你不是搞历史研究吗?对,那就是学者文化人。那人又说,听说你反共,我就说,那就叫我反共学者文化人。但我不是民运人士,这是不能冒充的。民运人士是不能冒充的,做民运人士是有要求和条件的。如果我说我不是民运人士,有的民运朋友会不高兴;但我要说我是民运人士,可能有些人更不高兴。所以我要「剪得断」。但是我一理就「乱」。因为我生活在纽约,开个玩笑,那是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你说你不想认识民运人士,你不支持民运人士,你不帮助民运人士,那你就有点不大对头。我帮过他们,他们也支持过我,一些人也赞成我的理念,当然那是很多年以后了,不怪他们,他们出来的时间太长了。 

所以,从「公」的方面来讲,我为民运高兴,民运奋斗了这么多年,这样一个奖能推动中国当前海内外的民主运动,当然有好处,怎么能没有好处呢?他毕竟是共产党不喜欢的一件事情,他毕竟是诺贝尔和平奖。所以,这是民运的一个大成就,特别是在海外民运、国内民运处于相当低潮的时候,一些坚持民运事业的朋友,遭到各方面困难和压制的时候,现在西方人站出来了,给我们中国民运人士一个奖,你们能说它不是好事吗?是好事。 

第二,从「私」的方面讲。不必讳言,其实有为数不少的民运人士,都在争取这个奖。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民运,大概也有人为自己,在争取这个奖。现在这个奖终于落在我们中国民主运动的身上,一个民运人士的身上,该不该高兴?当然该高兴,这是艰难奋斗的一个结果。不管西方人对我们中国人到底是何种心态,这一百年来,西方列强政府都想中国有一个腐败的政府,保持中国的腐败政府对西方有利,但是他毕竟给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给了中国的民运人士,就要高兴,所以我为民运​​「两」高兴。愿望达到了,动力开始有了。下面就看你们自己怎么做了。这是我的第一个感受。 

为中共一「喜」一「忧」 

我的第二个感受,是为共产党又「喜」又「忧」。一位老华侨跟我讲,这个诺贝尔和平奖是打了中共一个嘴巴子。我说:对的。但是我也有一个思想,什么思想呢?那就是这个奖给刘先生,或是不给刘先生是不一样的。这个和平奖如果没有给刘先生,而是给了王炳章博士,那会对民主运动起到什么作用呢? 

王炳章博士可是真正地要号召民主革命,推翻共产党专制统治,重建中华民​​国的啊!如果诺贝尔和平奖给了王炳章博士,那民主革命不就在中国大陆「甚嚣尘上」了嘛。而且王炳章博士是被共产党从境外绑架回去判了无期徒刑的,在广东韶关和一些普通的刑事劳改犯关在一起,遭受刑事犯的污蔑、殴打。有一次王炳章被他们打在地上的时候,王炳章说「你不要打我,我是王炳章,我是民运人士。」那个流氓刑事犯人说:「打的就是你王炳章。」三个月以前,王炳章给他的家人写了一封信,说:「粉身碎骨,至死不渝」(全场响起激越的掌声)。 

所以,我要是共产党,我首先会坚决反对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任何民运人士。但如果诺贝尔和平奖一定要颁给中国的一个民运人士,那共产党宁可你给刘先生,也不要给王炳章。我这话不偏见,因为共产党会想,刘先生是比较主张温和的、妥协的。他说:「我没有敌人」。因此给他奖,总比给那些讲革命的民运人士要好一点,比给王炳章博士总要「和谐」得多,是吧?所以这个奖一定要给民运人士的话,对共产党来说,是宁可给刘先生这样的民运人士,最好不要给,绝对不能给王炳章博士这样的人。这就是我为中共的一「喜」。因为这个奖终于给刘先生。 

一「忧」,「忧」什么呢?如果诺贝尔和平奖给了王炳章博士,当然对中共非常不利。可是,给了刘晓波先生也不利啊。因为给了刘晓波先生,民运当中的政治改革派就会加足了汽油、加足了马力,就要进一步地要求、请求共产党政治改革。如果这个政治改革要求符合共产党的愿望和利益,共产党可以接受,那当然好;如果这个政治改革超越了共产党所能容许的范围,那共产党仍然是火冒三丈啊,还是不能容许的。是不是? 

双赢 

那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因为已经有民运人士公开地写出了这样的文章,发到了我们的网站上,我的email也收到了。 「高举刘晓波先生的旗帜,体制内、体制外的政治改革派团结起来,为实行政治改革而奋斗」。如果共产党因为刘先生得奖,而接受了你们的政治改革要求,那不是「双赢」嘛?共产党学好,改好了,不搞专制了,改上民主了。二是,刘晓波先生代表的政治改革派,体制内、体制外的,用晚清的话来说,就是政治改良派,不也胜利了吗?成功了吗?诺贝尔和平奖岂不是起到了最伟大的作用了吗?这就是「双赢」。因为民运中的政治改革派赢了,共产党也赢了。 

双输 

但是,如果共产党拒绝政治改革呢?如果共产党不管你刘先生得不得奖,我反正都拒绝你们所提出来的这个宪章,那个宪章;这个改革要求,那个改革要求;我就是不改,谁要叫我改,我就抓谁。那不就「双输」嘛?也就是说,体制内外主张政治改革的朋友们,目的没有达到,诺贝尔和平奖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就像达赖喇嘛在二十一年前得到诺贝尔和平奖一样,西藏今天还在中共的刺刀统治之下,是事实吧? 

共产党不改,最后还是得革命,还是得人民起来推翻共产专制制度和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到那一天,鼓吹政治改革派的朋友们,如同晚清的政治改良派一样,最终还是会因为绝望,而走进革命的阵营,与革命党共同去粉碎这个专制制度和专制统治。 

如此一来,对于共产党来说,对于今天还在坚持请求、要求共产党实行政治改革的一些朋友来说,那就是「双输」,诺贝尔和平奖的意义就不是变大了,而是变小了。所以一切的根据,都在于共产党改不改。共产党改,「双赢」;共产党不改,「双输」。 

两个想法 

第三个感受,我知道自己今天的这个答问是要得罪人的,会挨骂的,但是我讲的都是心里话,我开始就标明了我是什么思想和立场。我在高兴之馀,我在为民运高兴之馀,我在为共产党一「喜」一「忧」之馀,我还有两个想法想告诉在座的朋友们。 

第一,我们不要把西方人的一个奖,看得太高、太大,他毕竟也就是西方人的一个奖。如果认为中国的民运人士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中共马上就不专制了,​​中国的民主就成功了,是不是也有点幼稚病、天真病呢?我刚才讲的,达赖喇嘛得到诺贝尔和平奖都二十一年了。二十一年来,中共在西藏还是想打就打、想关就关、想杀就杀,还在逼迫喇嘛们去学马列主义著作,所以没有那么「神」,我这是很土的话,但也是很老实的话。 

第二,我们在高兴之馀、兴奋之馀,还是要根据我们今天中国的情况,找到我们应有的民主之路,也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革命、改良同时并进,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不以外人的夸奖为夸奖,也不以自己的悲哀为悲哀。抓住了民主宪政,抓住了民主革命,抓住了「民主最终一定会实现」这样一个远大而切实的目标,扎扎实实的奋斗,艰难困苦的奋斗,把奖当作动力,而不要把奖当作灵丹。谢谢。





( 時事評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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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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