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服飾誌〈日治晚期的臺籍日本兵穿什麼〉從陳千武《活著回來》談「志願兵」服裝，文末竟然引伸成贊許臺籍日本兵至死無悔效忠日本是「人類高貴情操」！日本兵屠殺亞洲很高貴？東德「把槍口抬高一厘米」轉型正義的意義，臺灣顯然完全無知，真是可悲。

首先先看陳千武《活著回來》這本書，此書我曾經拜讀過，原名為《獵女犯》，《獵女犯》顧名思義就是一本「認罪書」，因為其中主角台灣志願兵林逸平在南洋擄掠平民婦女作為日本軍人洩慾性奴隸，也就是「慰安婦」，這種犯罪行為就是最殘暴的戰爭犯罪之一。

陳千武《獵女犯》引自南投縣文學資料館-作品賞析

後來《獵女犯》這個書名顯然太過「刺眼」，出版社才建議改名為〈活著回來〉，這在很大程度上違背了這本書的「認罪或贖罪原意」。

因此，臺灣服飾誌〈日治晚期的臺籍日本兵穿什麼？〉文末引用據說是周婉窈所表示「……最後，人類社會的某些集體情操，是不是也有它抽離現實時空的抽象價值呢？臺籍日本兵為他們因出生、因教育而認同的國家，盡忠盡力，至死無悔，我們在他們身上，不也能看出一些人類社群的高貴情操嗎？」的言論就極為荒謬與違背事實，我們就以陳千武的說法來討論。

根據謝惠芳2001年靜宜大學碩士論文「論陳千武小說《活著回來》--一部台灣特別志願兵紀錄《獵女犯》的綜合考察」的訪談，204頁以下，陳千武指出當時所謂的志願兵根本是被迫的，據說是周婉窈所表示「臺籍日本兵為他們因出生、因教育而認同的國家，盡忠盡力，至死無悔」顯然虛假，而且陳千武他《獵女犯》一書也質疑戰爭的荒謬，哪來的「盡忠盡力，至死無悔」？？

陳千武說：我去志願的情形原因，是有一天，里長鄰長（以前稱為保正甲長）來到家，說你們這些年輕人下午在某某地方集合要開會，接到通知，不去也不行，尤其在那種軍國主義下，規定是嚴格的，於是就去了。

到會場排隊排了很長，等了很久輪到我站在桌子前，看到兵役科、保正、警察等都在場。主辦人問我「你叫什麼名字、住在那一里？有沒有志願？」「我沒有志願」、「沒志願呀！那這一張是你的志願書，你蓋個指印。」。

謝：那算是強迫的？

陳：他也沒有強迫你，你也可以不必蓋章，但是你敢說不要嗎？所以說在那個場面，每一個青年都去蓋印，不是真正自願的。他們事先把自願書都寫好了，只要你蓋一下指印，就是自願了。

其次，這篇文章所認為的「高貴情操」，陳千武對《活著回來》也就是《獵女犯》，他本人也認知到這是一種戰爭罪「《獵女犯》的慰安婦是在現地強迫帶來的。」（前揭論文217頁）。

後來陳千武對出版社「不願用《獵女犯》這個名稱」有所說明，我的「解讀」則是認為因為《獵女犯》已經「政治不正確」，我們看陳千武怎麼說：

陳：《活著回來》這本書名是要再版的出版社更改的名稱。

謝：不是您自己取的？

陳：不是，是出版社，再版要換封面，不願採取以前那個《獵女犯》的名稱，因為不同出版社，改稱為《活著回來》。其實《活著回來》這個名稱與裏面的〈信鴿〉一詩，那種沒有死去的根本意義是一樣的，當然出版社也徵求過我的同意，為了配合出版的作業與方便，更改書名並無不可。...（下略）

最後來談談據說是周婉窈與臺灣服飾誌〈日治晚期的臺籍日本兵穿什麼〉認同的所「臺籍日本兵為他們因出生、因教育而認同的國家，盡忠盡力，至死無悔…人類社群的高貴情操」。

李登輝的哥哥李登欽是臺灣數一數二著名的「志願兵」，他死日是1945年二月十五日，李登欽的葬身之處就在馬尼拉，當時日本在馬尼拉進行了瘋狂大屠殺，有十幾萬菲律賓小孩、婦女、學生被日本軍人進行無差別大屠殺。2017年，自由時報為了掩飾這件事，造假說李登欽死於1944年所以不可能「參與馬尼拉大屠殺」，但靖國神社記載李登欽死於1945年，李登輝其實在2015年曾投書日本雜誌「Voice」9月號特輯指出「他的哥哥李登欽志願當海軍，當時兄弟倆是「日本人」，為祖國而戰。他們兄弟是為了護國不惜捨命。後來他哥哥身為海軍陸戰隊一員戰死菲律賓馬尼拉，現在被奉祀在靖國神社，這是歷史事實，不容任何人扭曲！」

這也就有一種可能，為了強調「臺籍日本兵為他們因出生、因教育而認同的國家，盡忠盡力，至死無悔…人類社群的高貴情操」，自由時報要違反李登輝的意志竄改李登欽的死日，出版社也要把《獵女犯》變成《活著回來》！！

我曾經提過，我看過一本瓜島戰俘的口述歷史，台籍監視員比日本人更殘暴，我與「台灣戰俘營紀念協會」（Taiwan POW Camps Memorial Society, TPCMS）創辦人及會長、研究台灣境內二戰盟軍戰俘營歷史研究成果「永不遺忘」一書作者何麥克（Michael Hurst）討論過，來自殖民地的人為了表示效忠，反而更瘋狂。人家「正版」的日本皇民都不想當兵了，台灣「山寨」皇民狂熱的去為日本「殺敵」「殺戰俘、殺小孩、殺女人、殺非戰鬥人員…」，臺灣的金瓜石戰俘營死亡比例為二戰戰俘營最高，惡名昭彰的「福爾摩沙守衛」屠殺了非常多人！

如果根據德國「傳過來的轉型正義」，當年東德解體後，看守圍牆的守衛被審判，守衛辯稱必須服從上級，法官Theodor Seidel認為 “不是一切合法的就是正確的”“在20世紀末，代表權力機構去殺害民眾時，沒有人有權利忽視自己的良心”，並形成所謂「把槍口抬高一厘米」的義務。

我也提過，2015年，一名94歲的德國前納粹士兵奧斯卡•格羅寧（Oskar Groning）在德國一個法庭受審，因為他1942年至1944年秋天在奧斯維辛比克瑙集中營服役，被認為涉嫌參與30萬宗謀殺罪名：格羅寧承認了自己曾經參與大屠殺事件，但強調自己在集中營內的職責是從囚犯身上搜刮錢財，而非在毒氣室內殺害猶太人和其他人士。這樣的94歲老人「必須被審判」，怎麼號稱「轉型正義」的臺灣遺忘了「獵女犯」，還說成「人類社群的高貴情操」？

94歲的德國前納粹士兵奧斯卡•格羅寧（Oskar Groning）

德國的「原版轉型正義」確實是「人類社群的高貴情操」，但臺灣遺忘與扭曲歷史的行為，真的是一個悲劇了！

2015/11/15，我到了台北金山台灣戰俘營紀念公園，參與了二戰70年紀念儀式

blackjack 202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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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對二戰的無知或惡意欺騙：馬習共同悼念李光耀的背後（劉曉鵬）的反人類論述

【臺灣服飾誌】日治晚期的臺籍日本兵穿什麼？ _ 閱讀專題 _ 閱讀 _ 聯合新聞網.html

臺灣特別「志願」兵

　　「從軍到南洋／打一場不知為何而戰的「聖戰」／在戰地／死亡是司空見慣／已無哀悼傷感／但我這一份生命／會忍住穿過戰火的悲劇／迎接和平與愛的光明時代」──陳千武〈活著回來〉

　　臺籍日本兵，一般是指太平洋戰爭後期（1942年至1945年）被日本政府招募和徵召服役的臺灣人，最一開始，徵召的是非正規軍，甚至可以說是最低階的「軍屬、軍夫」，再來則是「特別志願兵」招募，在1945年初後的全面徵兵制度則是以「志願兵」加入，所以也有「臺灣特別志願兵」這個稱呼。

　　作家陳千武先生在1942年時被徵召為「臺灣特別志願兵」，1943年9月被派往南洋，在自傳性小說〈活著回來──日治時期，臺灣特別志願兵的回憶〉裡，他描述了戰爭的悲歌、慰安婦女遭受的悲劇，還有台灣人與琉球人在日本人的歧視下，自我認同的掙扎。

　　在〈旗語〉這篇小說裡，他描述到，當時臺灣青年並沒有義務當日本兵，但可以「特別志願」，就是在巡查督促保正的監視之下，很「特別」的在志願書上蓋章申請。

　　除此之外，當時日本政府為了提升對日本的認同，也推廣了皇民化運動，在沸騰的軍國主義下，形成了不當兵非男人的社會氛圍。

　　而1943年台灣進入「空襲時期」後，更是由於自己居住的家園被砲火波及，使許多人興起保家衛國的意識，讓更多的台灣青年參軍。

　　不管是受到社會氛圍或是皇民化運動的影響，或是「不是出於自己意願的『志願』兵」，都使的許多臺籍兵在戰爭結束後，面對到日本和臺灣已分屬不同國家，甚至是處於敵對關係，產生了權益補償和歷史定位都萬分尷尬的問題。

南方戰線士兵

　　太平洋戰爭開戰時，軍衣改用新式的九八式軍衣，此外，因為戰線往南方擴大，也開發出熱帶用的防暑衣。通常在電影裡常見的日本兵幾乎都是這個時期的軍裝。

便帽＋帽簾

　　便帽，漢字寫作「略帽」，是一般士兵最常在照片裡出現的帽子。另外較常老照片看到的還有一種戴在便帽上的「九零式鐵帽」，是在野戰時防暑與保護用，馬來亞戰線的士兵還會裝上偽裝網更方便在叢林中移動。

　　另外，南方戰線最必要的配件就是「帽簾」，漢字寫作「垂布」，在昭和十三年時跟著所謂「防暑衣」一起設計出來的，是太平洋戰爭時，南方戰線日本兵的特色之一。

星章＋軍階

　　便帽中央有一個星章，用來標示士兵與軍官的差異，軍官是金線鑲有金線的五角星，我們畫的一般士兵則是夏山茶形狀。

　　一般而言軍階的階級章，是鑲配在領口的開襟上，但大部分志願兵出征前的照片裡都尚未配上，因此我們這邊作畫時也保留此特徵。

夏用襦絆（防暑衣＆熱帶地區專用服）

　　在二次世界大戰開戰前，日軍穿著多為「昭五式軍衣」，特徵為皆職章在肩膀上，並且有著類似於詰襟的立領，領口還有不同的顏色話分兵科，有些日本兵即使在之後換裝也持續穿著這套軍裝。

　　臺灣志願兵大多在太平洋戰爭之後被徵召，此時的軍裝已經改制為「八九式軍裝」了。領口改成翻領，而南方戰線的士兵們更是穿著防暑衣（軍官）或夏用襦絆（一般士兵）。腋下有設計通氣孔，領口也轉為開襟式，更方便散熱。

背帶＋彈藥盒

　　太平洋戰爭時的個人裝備包括：攜帶式帳棚（可作為斗篷使用）、九八式外套、背囊、水壺、雜物包、被甲囊（內裝防毒面具）、飯盒、刺刀、彈藥盒等等。

　　但未將行軍時全身裝備佩戴上的話，主要軍裝是雜物包（右肩背帶）、水壺（左肩背帶）、刺刀、彈藥盒這幾項。彈藥盒前面加上沒畫出來的後面總計有三個，前面兩盒將蓋子往前打開，可收納六個插彈子，共計三十發；而後盒則可收納十二個插彈子，共計六十發。

三十年式刺刀＋三八式步兵槍

　　配戴軍刀是許多人對日本兵的印象，一般而言軍刀是以軍服上的劍衣扣固定住，但刺刀也會時常安裝在三八式步兵槍前頭。三八式步槍全長127.6cm，再加上30式單刃刺刀後就可達166.3cm，這把槍最大特徵就是它的長度，和零式戰鬥機一同普遍被視為日本軍隊的象徵。

腳絆＋軍用分趾膠鞋

　　腳絆又稱綁腿，在長時間行軍之後，能夠防止血脈下積而引起的漲疼，在熱帶、亞熱帶地區的山地行軍中可能存在螞蝗等動物，綁腿能夠防止螞蝗進入士兵的褲腿管，通常軍官是使用「革腳絆」（皮革製），或甚至是長靴，但一般士兵還是使用布腳絆居多。

　　軍用分趾膠鞋是屬於日本軍隊的特色，在大拇指與食指有特別分開，據說是為了配合日本人穿木屐的習慣，通常會在入伍時發放一雙，但之後要更換則要價不菲。

我是誰，一生的命題

　　在《我啊！一個臺灣人日本兵簡茂松的人生》一書中，用日本記者的視角，描述了一個如今生活在日本，曾經歷二戰的臺籍日本兵的尷尬與痛苦。

　　簡茂松在一九二五年出生，七歲時就讀公學校，每天在校長指揮下升太陽旗、背誦歷代天皇名字，隨著皇民化運動的推行，年幼的他也相信成為好皇民是應該的。也因此這樣，十五歲時，他改名為竹永茂松，並在兩年後錄取了日軍台灣軍司令部的軍屬。

　　「做為軍國少年為天皇陛下出征是理所當然的事。」那是他當時曾說過的話。

　　直到一九四五年後日本成為戰敗國，美、英等同盟國開始追究日本的戰爭罪犯。他以戰犯被判了五年徒刑，然而，當二十六歲的竹永茂松服刑期滿遣回日本後，赫然發覺他被排除日本國籍，也拿不回存在軍郵局一千五百日圓的存款。

　　然而此時，臺灣正逢白色恐怖時期，家屬擔心他的安全勸阻他返鄉，原先以為只是短暫駐留的日本，最後竟停泊半世紀之久。

　　生在和平年代的我們，或許很難想像他們接受的是什麼樣的教育，也無法體會當時的社會氛圍，他們一出生就是日本人，接受日本教育，為日本貢獻最寶貴的青春與血汗，好不容易活著從戰場回來後，卻突然變成了「打了八年抗戰的中國國民」。

　　如果說大時代的變動是歷史的悲劇，那如今追究起來，也無法說是誰的錯。

　　在這篇簡短的文章裡，礙於篇幅無法說明太多，若有餘力，可以閱讀周婉窈老師的〈日本在台軍事動員與台灣人的海外參戰經驗〉，裡面有更多臺籍日本兵的認同與當時社會背景的描述；而許俊雅老師的〈記憶與認同──臺灣小說的二戰經驗書寫〉，則摘錄了許多臺灣小說描述戰爭的可怖經驗。

　　讀完這些資料，深感時代與戰爭對於我們這些未曾活過半世紀的人太過龐大，不知道該用什麼話來為這篇複雜哀愁的文章做結，就在這邊引述周婉窈老師在文末最後的話吧。

　　『……最後，人類社會的某些集體情操，是不是也有它抽離現實時空的抽象價值呢？臺籍日本兵為他們因出生、因教育而認同的國家，盡忠盡力，至死無悔，我們在他們身上，不也能看出一些人類社群的高貴情操嗎？』

　　『誠如一位台籍日本兵告訴筆者，他希望他的子孫也能像他們效忠日本一樣，盡忠臺灣。果如是，臺灣幸甚！臺灣幸甚！』

　　臺灣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