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在今年國際慰安婦紀念日紀念會指責蔡英文碰到慰安婦議題就成「軟台妹」，慰安婦的議題被民進黨鎖進歷史記憶的黑箱，轉型正義對於慰安婦受害卻毫無動作。總統府發言人丁允恭則回批我們應該以肅穆的態度面對，不是輕佻地操弄仇恨、從中榨取政治紅利。若再看國民黨面對軍中樂園「八三一」的問題時，不也是說「操弄仇恨、從中榨取政治紅利」的類似話語？

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慰安婦與軍中樂園？

馬英九認為「慰安婦」和國民黨「軍中樂園」不一樣，他說因為金門的「八三一特約茶室」背景是當年台灣公娼制度還未廢止，金門是戰地交通不便，為了解決官兵問題，就在台北招「侍應生」，簽約就有1萬元的安家費﹔「軍中樂園」是自願非強迫，沒有凌虐，也有待遇云云。

那該怎麼解釋軍中樂園的台灣雛妓呢？

無獨有偶，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副教授天江喜久、劉玉雯的文章「安妮與阿嬤的相遇？——再思《ANNE X AMA》特展上、下」對慰安婦的看法也有些許共通之處，他們表示「日本帝國成立慰安婦的制度，並非意欲撲滅殖民地女性，其中有很大成份是為了確保與振奮日軍之軍情，並控管性傳染病。因此慰安婦的任務，乃是積極地『維繫生命』——只是並非以她們的生命為優先」。換句話說，這些人的語意情境無非是在某種情況下，國家「招募」女性為軍人提供「性服務」有某種「目的」，天江喜久等表示的是「積極地『維繫生命』，只是並非以她們的生命為優先」，這就顯示出軍國主義將軍人生命置於平民之先，且「性服務」具有「維繫生命」的「大義名分」。尤其天江喜久、劉玉雯以家庭貧困、養女、分擔家中經濟重擔、賺錢機會等語作為這些女性「從事」軍中性產業的動機時，當然就是作為「她們沒有那麼不甘願」的潛台詞及軍隊「沒有那麼大的錯」的藉口。

相同的，國民黨或許在手段上與日軍有程度上的差別，但本質都是國家暴力要求部分女性為軍人「犧牲」，就像海軍退役中將蘭寧利在臉書表示軍中樂園，不應僅膚淺窺秘，「要說最愛國，她們才真當之無愧！」。但若她們提供性服務是「愛國」，那軍人要求性服務又是什麼？

難道是因為國家這麼做了之後，能提供軍人「動力」去愛國？

軍人天職不是保家衛民，為何欺民？

就人性而言，以男性佔絕大多數的軍隊，軍人們有生理需求是常態，政府提供軍人「性服務」也確實屢見不鮮：像麥克阿瑟佔領日本建立「盟軍最高司令官總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GHQ）後，日本建立了「特殊慰安設施協會」（特殊占領軍慰安所施設，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RAA）提供性服務以避免美軍對一般平民性犯罪。駐韓美軍也有基地村的「洋公主」，前駐越韓國軍司令蔡命新更說「制定軍中慰安婦制度強化了軍隊的士氣，並避免了性傳播疾病的發生，而且有觀點認為這個制度幫助了當時在社會上缺乏保護的無牌妓女。我不想破壞軍隊的聲譽，但我認為這些是無可否認的事實」。此外，在美軍顧問團曾經大舉駐台及越戰其間，台灣沒有爸爸的「美軍混血兒」也是日本、韓國所共有的現象。

所以，應該要替軍隊「性服務制度」說話嗎？

日軍「性服務制度」已被世界廣泛認定為「性奴隸制度」，因為過程充滿暴力與妨礙性自主。而無論是台灣的「軍中樂園」或日本、韓國的類似機構，無疑都是「提供女性」作為滿足男性的性需求工具，這也是難以合理化的。或許有人會問，那軍人們的「需求」該「如何解決」？筆者認為問題在於軍隊不應該用扭曲人性的方式來控制！正如筆者長期批判蔣介石為所謂「反攻大陸」或以軍事統治目的而施行的禁婚制度，甚至連營長階級也要有軍功才得以結婚！像在823砲戰中未獲命令就開第一砲還擊的砲兵營營長魯鳳三，他畢生光榮事蹟竟是「由於我在砲戰時的表現，上級長官深予肯定，因而獲得立功特准結婚的殊榮，這也是我這一生覺得非常光榮的事蹟」呢。

筆者反對這類以「愛國」或「維繫生命」理由踐踏人權的行為，無論主體是誰！如果政府真的有意願追究國民黨應該被轉型正義的過去，即使是當年協助「押送」「軍中樂園」「侍應生」的憲兵，或是整個制度運作的體系，也都應該予以追究。

因此，筆者就完全不能認同天江喜久、劉玉雯的論點，「安妮日記」當然可以與慰安婦相提並論！筆者曾去《安妮與阿嬤相遇：看見女孩的力量》會場參觀，在現場，筆者除了看有關慰安婦阿嬤的紀錄外，也看了這位生於1929年「少女安妮」的紀錄。

安妮是猶太人，出生於德國，後來因為德國反猶而於1934年跟隨父親來到荷蘭阿姆斯特丹，1940年5月德軍入侵，1942年7月一份要他們去勞動營的通知讓他們開始躲藏，安妮日記就是記載著從1942年6月12日到1944年8月1日所發生的事情，之後她們全家便被德軍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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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與阿嬤相遇：看見女孩的力量》展 筆者攝.

《安妮與阿嬤相遇：看見女孩的力量》展 筆者攝

安妮作為一個少女，在她的日記中有著種種的幻想，雖然不自由及物資極為匱乏，但她對未來仍充滿期待，有少女情懷也有對時局的不滿，全都在日記中躍然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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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與阿嬤相遇：看見女孩的力量》展 筆者攝

安妮一家人最後只有父親奧托•法蘭克尚存，更悲慘的是安妮雖然活到了戰後，但英軍還來不及將她從集中營救出她就死了。奧托後來出版了這本日記，這位早逝少女的日記成為控訴納粹德國屠殺猶太人巨大的存在，我想這也是日籍學者天江喜久難以忍受兩者相提並論的原因吧。

在我翻閱安妮日記與她們細心製作的一些牌子時發現，1944年5月3日的日記有段話讓我覺得非常認同，這是安妮代替所有戰爭受害者的質問：

「你也許能夠想像，在我們這樣的密閉環境下，我們經常絕望的說："戰爭有什麼意義呢？為什麼大家就不能夠和平相處呢？為什麼要製造出那麼多的毀壞和殺戮呢？"

….我並不贊同大人們說的為戰爭負責的僅僅是那些政治家和資本家們。哦，絕對不是那樣，普通人也同樣有罪，不然的話，全世界的人們為什麼不站起來反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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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妮與阿嬤相遇：看見女孩的力量》展 筆者攝

這不是有些人在街頭四處嚷嚷「你們都有罪」的那種概念，而是其實很多人確實是共犯，就像軍中樂園制度，當年的台灣社會並不認為這有什麼不對，當年報紙上不但有「開幕典禮」的報導，還美其名「為前線官兵增加一個好的娛樂場所、調劑官兵生活促進身心健康振奮士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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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嶼特約茶室修竣，舉行開幕典禮 中華正氣日報1958.5.4 筆者翻攝

大甲將設軍中樂園 筆者翻攝

以前黑白集也曾談過此議題 筆者翻攝

換句話說，正是當年整個社會的氛圍把制度視為理所當然，正是有人招募、有人進行人口販運，正是「普通人也同樣有罪」，才會有慰安婦、軍中樂園的出現。

因此，所謂「馬英九談慰安婦那也該談軍中樂園」或「蔡英文怎麼不談慰安婦」都形同落入「普通人也同樣有罪」的共犯情境，因為他們並沒有真正認知到軍隊「經營性產業」是違反人性尊嚴的，特別是過程中附隨的暴力與非志願。

本文最後必須強調的則是，台灣除了在人權上是「歷史盲」之外，現在對婦女人權仍然是亟待改進，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2007年所公布之資料，台灣雛妓人口數約有十萬名，而且在台灣商業利用“性”做促銷之情形極為嚴重。直到如今，在新竹縣湖口鄉俗稱「榕樹下」的榮光路私娼寮，由於鄰近軍營更是惡名昭彰，隨手可得的報導更是多不勝數：如2018年4月20日報導，「來台打工被逼「600賣淫40次」！湖口私娼寮再起　女首腦賺到蓋豪宅」， 2018年4月26日報導，現役軍人好奇拍湖口私娼寮，竟遭一群「圍事」痛毆砍傷。2018年9月14日報導「湖口私娼寮藏春色 越南火辣嫩妹遭逮」...

安妮日記說的好：普通人也同樣有罪，不然的話，全台灣的人們為什麼不站起來改變呢？

blackjack 2019/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