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雖已遠，但風範永存

回顧過去，看看現在！

知識份子的精神與道德良知，

盡在不言中！

字裡行間，

我深深感受到”傳承”的可貴

與師生間那份真摯的情誼！

學術的傳承，

不僅象徵著中國（臺灣）知識份子的力量綿延不絕

更意謂著知識份子良知良能的薪火相傳

今日偶感．憶起了吳大猷先生

特刊出吳先生學生-- 楊振寧先生的感懷先師之文，以及吳大猷先生的八十自述！

秉燭遊 2006. 12 .2

感 懷 恩 師

楊振寧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校區及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http://psroc.phys.ntu.edu.tw/bimonth/v23/397.doc

各位貴賓，今天我們在這個禮堂裏頭，隆重的追思吳先生的人格、風範、言行。我們都知道，這將會永遠留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頭。

吳先生 1907 年出生於廣州，祖父吳桂丹是清朝之進士、父親吳國基是清朝的舉人。吳先生 1920 年在番禺高小畢業， 1929 年在天津南開大學畢業， 1933 年在密西根大學得到博士學位。吳先生的博士論文是和葛德斯密 ( S. A. Goudsmit ) 合寫的文章，這文章的簽名是吳大猷 ( T. Y. Wu ) 和葛德斯密 ( S. A. Goudsmit ) 。葛德斯密是非常有名的物理學家，是發現電子有自旋的兩位重要的物理學家之一。吳先生這篇文章叫做 Low States of the Heaviest Elements ( 最重元素的低能態 ) ，是 1933 年在 ”Physics Review” 上發表的，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他所討論的問題是說：週期表裏頭因為 5f 跟 6d 電子的競爭，會不會產生第二個稀土族？這個問題是吳先生想到的，不是葛德斯密給他的題目。當時量子力學還是剛剛開始的時候，吳先生第一個想到了這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是吳先生自己發明的。他用了當時有名的費密 (Fermi) 的方法，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發生了一個數學的問題，這個數學問題他用 WKB(Wentzel-Kramers-Brillouin) 的方法來解。可是，這是一個新的、本來的 WKB 方法所不能夠研究的問題，因為它裏頭的位能是一個像 ”W” 形狀的一個位能，普通的 WKB 方法只是像一個 “V” 形狀或是一個 ”U” 形狀。要研究這個問題，吳先生發展了一個新的數學方法，這個也是很巧妙的，吳先生一生對於這一點都很得意。用了這個方法到這個問題上，吳先生得到了一個重要的結論─ U( 鈾 ) 原子數在 92 的附近，要開始第二個稀土族元素。這個結論是有重大的意義。因為我們大家知道，吳先生的文章發表八、九年之後，對於原子裂變 (fission) 瞭解了。所以是急於要了解到在鈾及比鈾更重的元素，是有些什麼化學的性質，其中尤其重要的一個是鈽。最後因為原子彈製造的關係，鈽變成了當時美國最重要的研究工作，而就鈽所作的化學工作是得到了一個諾貝爾獎。其中最有名的是一位重要的化學家西博格 (Seaborg) 。可是吳先生跟高德斯密的這一篇文章，當時因為他們有先見之明，可是別人沒有了解，所以這篇文章發表了之後，沒有得到物理學界的注意，是等到了多年以後，才由另一位重要物理學家 Marie Goeppert-Mayer ，做了基本上是跟吳先生同樣的工作。這些工作對於鈽的化學分析的研究以及它的隔離，是有決定性的影響。

吳先生在密西根得了博士學位以後，到當時的北平，在北京大學教書，後來在西南聯大物理系教書。吳先生是主要將新的量子力學引到中國的教授。量子力學是在二○年代發展出來的。當時美國的物理，遠不如歐洲的先進，所以美國年輕的物理學家，都要到歐洲去修博士學位。其中有一位，就是歐本海默 (Oppenheimer) ，歐本海默後來回到美國以後，大家公認他是把新的量子力學介紹到美國的重要的物理學家。同樣的，吳先生是把新的量子力學介紹到中國的最重要的物理學家。他在那十幾年之間的學生很多，這地方我所寫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鄭華熾、薛琴舫、江安才、馬仕俊、沈壽春、黃昆、楊振寧、朱光亞、李政道、黃授書等等。在西南聯大的時候，在極端困苦的環境之中，吳先生寫了一本書，書名叫做「多原分子振動光譜和結構」。這是吳先生為了紀念北京大學成立四十週年所寫的一本書。這本書後來是在上海印出來的，此書在當時是分子物理學裏頭的權威著作。所以，美國很快的就把它翻印出來。吳先生在書中，對於當時這個領域裏頭，實驗的結果跟理論的結果都有詳細的描述，成了當時研究這一個學問的人必須要看的一本書。在當時那個困難的環境之中，能夠寫像這樣一本書，實在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抗戰結束以後，吳先生在 1946 年到 1948 年之間，在密西根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加拿大國家研究院、紐約州大等學校，任教了很多年。在這個期間，吳先生的研究工作轉向了物理學裏頭很多新的方向，包括：核物理、等離子體物理、散射理論、統計物理、天文跟大氣物理。可以說戰後的物理學界的許多新的方向，吳先生都在裏頭做了很重要的工作，寫了很多的論文，好幾本很重要的書籍跟專科書籍。這些書籍好些都已經翻譯成很多別的國家的文字。

吳先生跟台灣的關係開始是 1956 年。 1956 年，吳先生首次訪問台灣，在台灣大學上課。 1957 年，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在台灣召開，吳先生建議政府擬訂學術發展計畫。 1962 年，胡適先生去世，蔣夢麟先生轉達蔣介石總統的意思，要想請吳先生任中研院院長，吳先生婉拒。 1967 年，吳先生出任國安會的科學發展指導委員會任主委，就是所謂的科導會。他又出任了國家科學委員會的主任，這個國家科學委員會就是今天的國科會。 1968 年，台灣有一個計畫，叫做新竹計畫。吳先生反對這個計畫，曾經寫了個報告給蔣介石總統。科導會在吳先生的主持之下，擬定了國家科學發展十二年計畫。 1978 年，吳先生在美國退休，回到台灣。 1983 年，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以後的十年的時間，對於中研院的發展，有決定性的、非常重要的影響。我要特別提出來吳先生反對新竹計劃這個背景。

新竹計畫，據我的了解，是當時要研究台灣如何發展原子彈。我想全台灣的人都知道，當時的蔣介石總統以及蔣經國先生，都是傾向於要發展原子彈的。而且大家都很清楚的知道，假如吳先生他也贊成的話，吳先生將要變成這個計畫最重要的主持人之一。吳先生憑著他的良心、憑了他的判斷，寫了一個很長的報告，這個報告後來在 80 年代曾經在報紙發表出來，大家可以參看。他以一個社會的良心者的姿態，詳細的描述為什麼他認為台灣發展原子彈是一個錯誤的決定。蔣介石總統對於吳先生非常尊重，同意了吳先生反對新竹計畫的想法，正代表著蔣總統對吳先生的尊重。

我認識吳先生到今天，已經有六十多年了。我們之間一直有非常深遠的關係。這兩天，我曾經回想這六十多年的關係。有一幕是我屢屢想到的。我在 1941 年的時候，在大學四年級，唸了吳先生的 General Dynamics ( 普通動力學 ) 這一門課。那個時候，西南聯大的建築是茅草和鐵皮的平房，是非常簡陋的。吳先生住在鄉下，在昆明市的西北郊，叫做崗頭村的地方。我們上課因為怕轟炸，所以常常是在下午四點鐘。我非常記得非常清楚，而且這兩天，這一幕在我的腦海裡不斷浮現：

下了課以後，吳先生常常跟幾個學生討論，因為我們有很多的問題。 Dynamics( 動力學 ) 是十九世 紀發展出來的物理學的一個重要的理論方向，而這方向影響到二十世紀量子力學的發展，而量子力學的發展，影響到了所有以後一切物理學的發展，包括今天應用物理學的發展，比如說是半導體。這個 Dynamics Theory( 動力學理論 ) 裏頭有很微妙的地方，所以我們一些學生常常不斷在下課後問吳先生一些問題。吳先生永遠是非常有耐心的跟我們討論，而且常常是一邊走一邊討論。因為他要趕馬車回崗頭村，我記得最清楚的一幕就是在西南聯大的西北角，一個小門外面， 有一個很長的輕便鐵路，我們就站在校門門外，在鐵路旁邊討論物理，時間很晚了，他看了錶，實在是非走不可了，我們就看著他順著那條鐵路走，要走大概一、二公里的樣子，到馬車站，然後趕著坐晚班的馬車回去。

我找了一下子我跟吳先生合照的相片，可惜非常之少。底下三張相片，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我所找出來的第一張 ( 圖一 ) ，最早的一張，吳先生跟我合照的照片，是 1949 年，吳先生住在紐約，在哥倫比亞大學教書的時候，我到紐約曼哈頓中心去看他，在他家的沙發上照的這張相片。右邊的那位是馬仕俊先生。馬先生後來在澳洲六○年代去世了。這張相片引起我很多的懷念。因為我一生所做的工作的最重要的兩個方向，一個是關於對稱，原因是在 1942 年，我在西南聯大畢業的時候，要寫學士論文，吳先生是我的學士論文的導師，他把我引到對稱性物理這一個重要的方向。馬仕俊先生是吳先生的學生，他在三○年代在北京大學畢業，後來到英國留學，然後回到西南聯大做教授，他又是我的老師。我一生另外一個重要的方向和工作是場論。而場論是我跟吳先生的學生，馬先生所學的。

1957 年 10 月 31 日 ，我接到電話，知道李政道跟我得到諾貝爾獎，我給吳先生寫了一封信，底下一張 ( 圖二 ) 的一行，我把它翻譯出來：

大猷師：

值此十分興奮，也是該深深自我反省的時候，我要向您表示由衷的謝意，為了您在 1942 年曾引導我進入對稱原理與群論這個領域，我以後工作的大部分，包括關於宇稱的工作，都直接或間接於十五年前的那個春天，從您那裏學到的概念有關。這是多年來我一直想要告訴您的情意，今天或許是最好的時刻。

謹致敬意，並問候吳太太。

生 振寧上 （本文為吳大猷先生追思會上作者之演講內容，選錄自吳大猷先生紀念文集 — 典範永存。）

吳大猷院長八十述懷

http://www.sinica.edu.tw/as/person/president/president-62.html

　　我五歲，父親即過世。由於沒有兄弟姊妹，因此母親把全副心力都放在我身上；我從小沒有機會也不大喜歡和別的小孩玩，言行舉止也完全是以母親為榜樣。母親雖然是在舊式家庭長大，也算是有新觀念的；她專心教養兒子，在做人處事方面，她以身作則，自然而然的我便守規矩。回想在母親身邊那段日子，我謹守教誨，不敢亂出主意，從來沒有像胡適之先生「四十自述」所記曾遭其母重罰的情形。我總是在大人允准的範圍內活動，做一些不會出亂子的斯文事，例如：十歲左右，看見幾位姑母畫畫，自己也畫畫；在廣州上學，每天走過「雙門底」大街，有許多賣圖章的舖，便也無師自通地刻圖章。至於戶外打球，容易弄得一身泥髒的運動，母親是決不鼓勵的。這對我後來的性向及脾氣，都有影響：無形中有一種膽怯心理；像我現在講課當然沒問題，但在其他場合，如喜慶婚宴上，人家請我致詞，我十分拘謹，不會講些應景的話。

　　我們知道，「創作」的第一要義，是不受成規束限；現代教育讓兒童活潑發展，鼓勵他創造、思考，是有道理的。後來我對自己的兒子葆之，即採放任態度，他入大學，他要念數學和音樂，便由他，後來他改念生物化學，亦由他。

　　我記得十幾歲離家北上天津求學時，母親叮嚀：「所有的襪子、手帕、襯衫、內褲，都要自己洗，不要給洗衣房洗！」母親的觀念是怕洗衣房將衣物和別人的混在一起洗，不乾淨。從那時開始，經過留學、留居國外，這個習慣我還保留著。今天在台，有時仍自洗手帕、內褲、襪等。

　　此外，我從母親得到最好的教導和最深的影響，則是多為人著想（英文considerate字的真諦），不要使人為難或不好意思。

　　曾經有人問我：「『大猷』的意思是大計畫，這個名字是那位長輩取的﹖其命意和你走上科學研究之路有何關聯﹖」

　　其實，全是家譜、排字輩的關係。我那一輩是「大」字輩；名字是我祖父在我出生前就定好了的。

　　從小受家庭環境的影響，我認為念書乃天經地義之事。自小學、中學到大學決定念科學，一切也似乎很自然而然地，未猶豫過。對中國詩詞舊學和新文學，我都沒有什麼興趣；倒是在大學階段，開始景仰一些有科學著作的人，所以慢慢地、自然地走上科學這條路；此後對物理學愈深入，興趣愈濃，更不再有做文學家或改行從商、從政的念頭。

　　今我年屆八十，大致上講，一生從來沒有離開過學校生活，好像一條河，順水下來，沒有很大的波折，談不上有什麼奮鬥，因此不容易很明顯地區分出人生段落。概分之，可以下述三個階段來說：

　　第一階段是純粹的讀書生活，從小學在廣州就讀，而後南開中學、南開大學，一直到出國留學，生活平平淡淡，唯一的目標就是念書。

　　民國二十三年回國在北大教書，至民國五十六年，是第二階段，期間，歷西南聯大及美國、加拿大等地。一邊講課、一邊作研究，較早前純粹求學更進一步；人過了中年，但仍未擔任過政府職務、直接為社會工作。

　　第三階段：民國五十六年，我六十歲了，先總統蔣公召我回國策畫、主持我國科學發展計畫，任科導會之職至今，民七十二年冬又任中研院職，這一階段與從前最大的不同點是直接從事國家科學策畫和推動的工作。五十六年先總統　蔣公召我時，我自知處人處事，非我所長，又不能長期在國內，故懇辭。蔣公特別許我每年寒假、暑假回來，我不在台的時候，由閻振興、錢思亮他們幫我處理事情，自然不敢強辭了。組織、人事和台灣學術實在狀況，都必須瞭解；其次是和儕輩商討台灣科學發展的方向、政策、措施等，這在我是一個全新的經驗。不過，我感覺到科學的事情和別的機構衝突的時候比較少；而且老總統對我極禮遇，也使一切順利些。頭一個建議就是將胡適之先生稍早所組織的長期發展科學委員會改組為國家科學委員會。前者規模很小，也沒有固定的經費；後者隸於行政院，規模較大。對科學發展研究的範圍也較廣。

　　科導會在國家安全會議下，是按憲法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授權總統成立的，為求時效，按此條款，先成立了國科會，展開策畫推動科學發展事，二年後，再補行立法程序。起首做事很順利，沒有什麼大困擾；但等到辦立法程序時，卻碰到一些可笑的事情。比如為執行業務，我們要設七個組（現在改為處）：數學和自然科學組，應用科學及工程組，生物和醫農組，人文社會科學組，國際科學合作組，科學教育組和綜合業務組。立法院先是有人以為不必分組，後來討價還價，甚至勞動中央黨部的政策協調，請吃飯，還是堅持刪除一組。其實增加一個組有什麼關係呢﹖這些無意義的堅持，唯一的解釋是「弄權」，這樣的困擾雖不嚴重，但如按我的脾氣，是要痛罵他們的。不過，痛罵也不能解決問題；最後還是將一個組變成「地下」的。可笑嗎﹖後來國科會又擴大組織，設了三個副主任委員，前述的七個組之外，還加了一個企畫組。大概立法院是隨時代進步了。

　　當初，科導會訂了很多大的政策，現在國科會的組織、任務、工作性質，大體而言，還是那時訂的。比如把全國科學技術分成三大部門，各因其性質、經費來源及人事傳統而歸屬於不同單位：國防科技由國防部負責；跟工業有關的科技，由經濟部負責；國科會則照顧學府性的科技，包括基礎、應用科技、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及人才培育等。

　　為了使科導會所作計畫能即時由國科會推動完成，老總統命我兼任國科會的主任委員。我自五十六年起，每年夏回台三四個月，冬回台一個月，不常在台，引致指責。六十二年春，我請辭國科會主任職，即未再參預國家科學發展的事了。

　　科導會原是幕僚機構，該時已一再精簡，我之外，祇有職員而已。

　　目前我仍一如十多年來地住科導會中。每天早上，先去植物園散步半小時，走三千步，出一身汗再回來。九點動身到南港，車程約半小時；中午十二時至一時之間回科導會。以前喜好打網球，但六年前我太太過世前我自己也有兩個月的病危，顯係精神受壓迫，兩三個月後心跳不規則，醫生叫我不要打網球了，所以我五年半沒有打了。

　　談到我一生最充實甜美的一段生活，要算大學住在學校宿舍念書的時候，祇管求學，不大去想將來，也不為自己前途憂。我腦子裡向來不存做官和賺錢的思想，唯一的念頭是在學術上做工作，能列身著述之林。

　　其次比較輕鬆的階段是民國三十八年至五十二年，我在加拿大國家研究院－－一個有點似中央研究院的機構。那時太太身體好一點，堂弟大立夫婦給我們一個小兒（葆之），在渥太華生活和工作都很好。平日，家居生活以小孩為中心；隔個幾年，則作一次長途學術性的旅行。四十五年十一月，我一家三口接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胡適之先生之邀回國，在台大及清華大學擔任講座教授五個月。四十七年前往美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住了半年。四十九年秋到歐洲瑞士洛桑大學任訪問教授，為期也是半年。

　　回想在美國留學那一段日子，經濟不寬裕，三角錢票價的電影，也祇偶然地去看一次。我是拿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的獎學金的，但我因和女友（後來的妻）一起出國，要供兩個人的用費；且她身體羸弱，屢次進醫院、進療養院，精神上未免有壓迫感。

　　我與內人冠世自初認識到她去世，長達五十一年，中間有辛酸、也有歡樂。最大的苦痛是她身體一直不好；尤其是抗戰期中的昆明時，一個人病在床上，另一個人要工作還要照顧病人。一直等到抗戰結束後出國，到加拿大，她身體才好轉。

　　從前一幕幕像電影式的情景，常在休息時不經意中出現腦際；每當想起，我總是立刻拿起一本書來，把思緒引開。年紀大了，不能想過去，一想過去，就睡不著覺。

　　提起過去，尤其近二十年在台灣的工作，不免要算個總帳。民國五十六年春，應先總統　蔣公命，任科學發展事。自那時起，每年冬夏假期回台四、五個月；到六十七年夏起，我個人即全部時間住台。在這十九年的時期中，雖然儘可能地不拋棄物理，寫了好幾本物理學的書，但無疑地在台處事處人，都佔去了很多心力，不再能專心力作研究了。內子以為我來台，是犧牲了研究工作，但我以為在台的工作，可以大言不慚地說對得起這一代和下一代的台灣學子，它比我自己多作一些「研究」有意義多了，所以雖在物理上落伍了，也不後悔。

　　我來台的真正犧牲者是我的家庭。內子身體病弱，仍奮鬥地在五十九年獲得博士學位，兒子十八歲便在加州柏克萊大學畢業，六十一年獲博士學位，都是有志學術的。但因為我的多時離家來台，兒子須辭掉博士後的研究工作，在家陪伴照料母親，直到內子去世。我在台如作了些事，獲些虛譽，付出「代價」的是內子和兒子。除非麻木自己不去想，一想便不安的。

　　我跑過許多地方，每一個地方都或多或少留有印象，譬如十幾歲以前在廣州，然後到天津中學四年，大學四年教書兩年，共十年；真正喜歡的卻是北平。北平為元、明、清故都，不僅人文鼎盛，名勝古蹟也多，北海、中央公園、頤和園、西山，不論城裡或近郊，各地空氣清新，景致開闊，隨處可玩、可看，不像台灣到處擠滿了人，令人覺得緊張。大概是因幾百年文化陶冶的關係，北平民情普遍地厚道，有禮貌、樸實；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北平既不是政治城，也不是工、商城，而是名副其實的一座文化城。論氣派，其他地方儘管有很富裕之地，但完全不可和北平相比。我在民國廿三年至抗戰前，在北京大學教書三年。對北平印象之所以深刻，我想很重要的一點是跟當時心情愉快有關的；大陸淪陷後，不僅城牆拆了，人也不同了。

　　在北大那三年，我開過的課是：理論力學、近代物理和量子力學。夏日夕陽西下後，有時和戚友至北海或中央公園。

　　我最懷念的老師是在南開大學物理系教我的饒毓泰先生。等我到北大教書，又和他在一起。我對饒師的懷念，見我「回憶」書中。一九四四年他應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研究；一九四七年他回大陸，我已出國。故從一九四四年在昆明別後，再沒有見到他；「文革」時他受盡迫害，自盡而死。這個消息，我到很晚才知道。

　　一生中我只在初中階段，遵伯父之命寫過日記，以後就不再寫了。假如一個人經歷很豐富，像胡適之先生一樣在許多方面活躍，他記日記是有道理的。而我的生活，非常單純，學術方面的事務佔了絕大部分，無甚可記的。即使拿近十餘廿年我在台灣的部分來說，大的事寥寥可數，瑣細的記了也沒多大意思。

　　做學術筆記，我倒是從大學起，便有這個習慣。讀一新課題的一本有系統的書時，往往費些時寫和整理筆記，我第一本專著是在抗戰時撰寫出版的。到目前，我寫了五本英文的、八本中文的物理的書。

　　小時候（十三四歲時）我臨過字帖（柳公權、趙孟頫），到天津念書就不拿毛筆了，直到來台灣這幾年，因為親筆寫信，不願假手秘書，才又拿起毛筆，但仍舊未下工夫。我想，一個人不論做什麼事，打球也好，下圍棋、寫字也好，總要自己以為有心得，才有動力敦促他繼續去做。有人說我的字像二王，其實我並沒有刻意去臨。一個人寫字，是靠天資的；我是沒有這份天資的，尤其一個人年紀大了，字已定型，再學也不太容易進步了。有時朋友要我寫幾個字，我自己看看實在沒什麼好，不想寫。

　　我認為，寫毛筆字和奏樂一樣，可當作一個人自己生活裡的一種藝術享受，倒不必和人較長短。

　　我的興趣很狹窄，祇有物理學，也先入地、偏心地以此衡量別人，我喜歡，敬重戮力獻身於學術研究的人；不喜歡那些對學術沒有興趣的人。這些年來，我看到許多年輕人念了十幾年的科學，從國外拿了博士回來，在學校搶做行政工作，甚至一有機會就想去做小官，這種人念書的動機是為名為利，拿念書做階梯，我看了最搖頭。

　　我以為當前知識分子最應具備的一點即從前人所說的骨格。我最看不起的，是逢迎阿諛、睜眼說瞎話的人。

　　當我面對年輕人，我常對他們說，不管將來做什麼事，在讀書的時候就要盡量把握機會讀書，培養分析事理、分辨是非的能力。

　　我個人是非觀念很強，比如看電影，祇喜歡看簡單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故事；有時我祇看結局的部分，好人打敗壞人就夠了。這顯然是很幼稚的心理。

　　我可以說是不熱情、不大主動和人來往的人，我懶得應付一些說話敷衍、客套、不真誠的人。如此處世法固然有點極端，但在我的學術生活中和我目前的工作，卻無所謂，大家都知道我個性本來如此。

　　平日我不大想文化信仰、生活哲學這一類深奧的問題，我也沒有宗教的信仰；我不反對宗教，但自己未感到需要它。我從小接受家庭和母親的道德、倫理觀念的培育，無形中對四維八德等中國人落實到生活中的信念，具有很強烈的印象。學校教育使我成為一個極理性的人，不輕談中國復古，不醉心全盤西化，也不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我對事物有我個別的選判看法。

　　關於學術著作，我仍不斷在做，最近新加坡剛出版了一本我前年寫的書「Quantum Mechanics」，這本書可以代表若干年來我教「量子力學」的精華心得。剩下的一部分手稿，還有待補充；由於事忙、時間精力有限，我希望找一位年輕人協助，將它完成。

　　我看今日社會，家庭組織跟從前不同，小孩放了學，大人也不在家教他，從前那種一家大大小小的規矩和風氣沒有了，大家對傳統教人修身為人之道已淡薄得很，禮貌蕩然，公德心也差。每天早晨我去植物園散步，都會看到到處丟棄的煙蒂和飲料空罐、紙盒，還有人故意丟到荷花池裡，儘管垃圾筒就在旁邊。儘管植物園每天都有人打掃，我們仍可看到人糟蹋環境的痕跡。

　　一個沒有公德心的人，我想，既沒有大我觀念，則絕不可能成為一個為大眾謀福利的人。

　　中國傳統社會職業排行是士農工商，把商放在最後面，道理很簡單，因為一講商就牽涉到利，而在中國的道德，講利是不好的。目前工商業愈來愈發達，人們趨利的心理也就愈來愈重。從前人的生活樸實，利的觀念淡；現在社會愈繁榮，價值標準愈以「利」為先，講究物質生活，誰有錢就看得起誰。青年人念書，以「出路」、「收入」為選擇優先，應用科技外，便是國際貿易、企業管理等，這本也無可厚非，但真正對學問發生興趣的寥寥無幾。所以我認為台灣這些年富庶，並不完全是好事情，也有負面的影響。

　　社會風氣敗壞，很難靠一二人呼籲的力量扭轉。我以為政府當然應著重經濟發展，但不要太偏，不可一再強調學術的目的，純是配合社會之經濟效益。

　　我也希望中學教育，能破除純粹以應付升學考試為目標所引致的嚴重偏差；大學師資改善，學生求學的動機不只是想混一個資格。

　　最後我想談談當前社會另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膚淺、浮面。我發覺不論團體或個人都喜歡高唱簡單化的標語和口號，執迷於通俗言辭的表象，不去深入事物核心內涵。舉例說：尖端科技、策畫性科技、引進技術、總體計畫、大型計畫、多元化、轉型社會、爭取外匯或帶動什麼工業……，這些字眼被濫用的結果，使文辭輕飄起來，徒具天花亂墜的空殼，說的人與聽的人都忘了事體本身的複雜與深意，不去分析、考量如何發展、如何計畫、如何帶動﹖為什麼要爭取外匯﹖它的時宜性如何﹖我們的終極目標何在﹖……把一個原本需要深入了解的事，掛在嘴邊虛飾，這是十足的大濫調。

　　我年紀愈大，愈加期望樣樣事都能合理化，大家說話要經過大腦，不要自欺欺人；政府少作紙面文章，不必空泛願望代替具體措施，不以默視縱容為穩定。人民知識日升，期望亦日高，政府一切政策與措施，以得民心為首著也。

（聯合報民國七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