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科技巨頭工作聽起來讓人羨慕不已，但在光鮮的表面之下，員工面對的是殘酷的保密守則，以及對泄密者的無情報覆。

　　馬克·紮克伯格的“秘密警察”

　　去年的一天，約翰·埃文斯(化名)收到了所在公司Facebook經理的一條信息，告知他可能即將升遷。第二天約翰就得以和經理見面，後者帶其走過長廊，一路都在讚揚他的工作。但當經理推開會議室的門，約翰面對的卻是Facebook的秘密“捕鼠隊”(rat-catching team，rat亦有“叛徒”之意)，領頭的是公司調查主管索尼婭(Sonya Ahuja)。

　　審訊是一門技術活，他們已經知道約翰向媒體泄露了某些不甚重要的細節。“捕鼠隊”手上有他的截圖記錄、點擊和瀏覽的網址鏈接。早在約翰加入公司之前，他們就已經獲得過他與記者間的聊天內容。

　　“他們知道的多得令人害怕，”約翰化名向《衛報》記者表示。“進入Facebook時，可能會有這樣一種難以言表的熱血‘我們在改變世界’、‘我們關心一切’。但當你接觸到公司的陰暗面，馬克·紮克伯格(Mark Zuckerberg，Facebook CEO)的秘密警察就會突然出現在面前。”

　　提起矽谷的科技巨頭，公眾眼前就會浮現出彩色自行車、打著乒乓球的員工，還有懶人沙發和吃不完的免費零食，但在這動畫片一樣的美好形象背後，有著殘酷的保密守則。他們的胡蘿卜也包括了限制性股票(上市公司按照預先確定的條件授予激勵對象一定數量的本公司股票，激勵對象只有在工作年限或業績目標符合股權激勵計劃規定條件的，才可出售限制性股票並從中獲益)，大棒則含有線上線下的監管以及合法的“威脅”，以預防知識產權被竊和雇員公開談論公司事務的情況發生。

　　




　　一位前Facebook雇員這樣描述內部調查工作：“他們知道的多得令人害怕。”

　　圖片來源：傑夫·邱(Jeff Chiu)/美聯社

　　蘋果公司的保密文化已經為人所知，他們的合同工將會簽署特定項目的保密協議，未經發布的新產品則會以黑色幕布覆蓋。但像谷歌和Facebook這樣的公司，則一直保持著強調企業內部透明性的形象。

　　紮克伯格每周都會主持例會，在數千雇員面前分享的尚未公開的產品和戰略細節。通過內部網絡，即使是初級員工和合同工也能了解到別的同事在做什麽。

　　“初到Facebook時，你會為企業內部的透明性所震驚。大家都會相信你，接觸很多信息時並不要求權限，”約翰表示，但他也補充到，公司曾警告他不要瀏覽離職員工的Facebook賬戶。“這種信任環境的平衡是需要付出代價的，如果有人越界，將會像臭蟲一樣被他們摁扁。”

　　在2015年的一次公司信息泄露後，紮克伯格主持了周例會，平日裏和藹可親的CEO一反常態，他警告員工：“我們將會找出泄密者，並且開除他。”一周之後，“犯人”被找出並辭退，紮克伯格公布了他的身份，其他員工紛紛拍手叫好。

　　不少民眾認為此舉令Facebook蒙羞，但公司發言人伯蒂·湯姆森(Bertie Thomson)卻表示：“每家公司都會查閱內部調查對象的工作記錄，我們也不例外。”

　　什麽樣的員工才夠“谷歌”(Googley)

　　谷歌也發生過類似的故事。工作人員利用Google Plus的內部版本、成千上萬的郵件記錄來進行調查，範圍從調查對象的房產所有權到其意識形態傾向，不一而足。除了詹姆斯·達莫(James Damore)那份爆炸性的“反多樣性宣言”(他由於在公司內部傳遞一份自己寫的長達10頁的筆記而被開除，文中提出女性在科技領域任職人數稀少並不是由於女性在職場受到歧視和壓迫，而是由於性別自身所存在的生理和心理差距，如果公司強行多元化，則對其他雇員不公平)，外界根本無法了解到谷歌內部正在發生什麽。

　　總的說來，公司希望被視作“皆大歡喜”的工作園區，在這裏他們培養起某種“部族心理”，無法容忍對其的任何背叛。公司也會通過每年的限制性股票分配來獎勵員工，同時保證他們在離職後幾年內的絕對“緘默”。

　　




　　泄密行為可不夠“谷歌”(Googley)

　　圖片來源：舊金山高級法院

　　在另一名前谷歌員工起訴公司為防止泄密而過度使用保密協定，並且要求員工互相監視之後，這封郵件得以曝光。原告宣稱谷歌的這些做法違反了勞動法，該法賦予了雇員談論工作環境、薪資和公司內潛在違法情況的權利。雙方預計在今年晚些時候進入調節程序。

　　“反多樣性宣言”的主角詹姆斯·達莫也懷疑自己遭到了公司的監視，在那份筆記曝光之後，他的工作電話和筆記本電腦總是會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所有的內部APP都在同時更新，這在以前從未有過。我不得不在所有設備上重新註冊谷歌賬戶，而登陸後很多原有的文件都已經失效。”

　　達莫承認，自己簽署的工作合同中確實有提及“暗中調查”的可能，公司表示這對於給予“每位員工機密權限”是“必要”的保障手段。

　　在被公司辭退後，達莫停用了個人Gmail帳戶，他擔心谷歌仍然在監視自己：“我的律師也認為他們並沒有立即停止這一行為。”

　　這並不是難以置信的事件。另一巨頭微軟就曾於2012年進入一名法國博主的Hotmail帳戶，以調查泄露商業機密的一位前員工。

　　然而，一位谷歌發言人卻稱公司絕不會進入私人郵件帳戶，她同時否認了對於達莫持有的電子設備的監視。

　　對此，達莫回應到：“我並不期待他們會承認。”

　　矽谷巨頭與員工的“貓鼠遊戲”

　　自從達莫事件之後，谷歌的保密工作開始變得漏洞百出，特別是有關種族和性別多元化的內部討論信息。

　　另一名谷歌前員工表示：“這說明公司內部真的需要來自外界的幫助。”在他眼裏，谷歌中隱蔽的性別歧視、內部偏見和領導層陰晴不定的態度(他就是因此離職)都由來已久。“所有人都對此習以為常，直到某天真正的高管看見那個經理在走廊上對我大吼大叫，情況才有所改善。

　　“人們都得常年應付此類問題，直到最終產生這樣的想法：‘公司既然對此坐視不理，那麽不如讓所有人都知道這些事實’。”

　　而對於在科技巨頭中工作的合同工，他們薪資不高，讓其保持沈默的最佳手段並非“胡蘿卜”，而是對“大棒”的畏懼。他們沒有選擇股票的權力，也缺乏對公司的“部族式”認同，更多地是害怕丟掉工作。

　　




　　泄密行為可不夠“谷歌”(Googley)

　　圖片來源：舊金山高級法院

　　在另一名前谷歌員工起訴公司為防止泄密而過度使用保密協定，並且要求員工互相監視之後，這封郵件得以曝光。原告宣稱谷歌的這些做法違反了勞動法，該法賦予了雇員談論工作環境、薪資和公司內潛在違法情況的權利。雙方預計在今年晚些時候進入調節程序。

　　“反多樣性宣言”的主角詹姆斯·達莫也懷疑自己遭到了公司的監視，在那份筆記曝光之後，他的工作電話和筆記本電腦總是會發生一些“奇怪的事”。“所有的內部APP都在同時更新，這在以前從未有過。我不得不在所有設備上重新註冊谷歌賬戶，而登陸後很多原有的文件都已經失效。”

　　達莫承認，自己簽署的工作合同中確實有提及“暗中調查”的可能，公司表示這對於給予“每位員工機密權限”是“必要”的保障手段。

　　在被公司辭退後，達莫停用了個人Gmail帳戶，他擔心谷歌仍然在監視自己：“我的律師也認為他們並沒有立即停止這一行為。”

　　這並不是難以置信的事件。另一巨頭微軟就曾於2012年進入一名法國博主的Hotmail帳戶，以調查泄露商業機密的一位前員工。

　　然而，一位谷歌發言人卻稱公司絕不會進入私人郵件帳戶，她同時否認了對於達莫持有的電子設備的監視。

　　對此，達莫回應到：“我並不期待他們會承認。”

　　矽谷巨頭與員工的“貓鼠遊戲”

　　自從達莫事件之後，谷歌的保密工作開始變得漏洞百出，特別是有關種族和性別多元化的內部討論信息。

　　另一名谷歌前員工表示：“這說明公司內部真的需要來自外界的幫助。”在他眼裏，谷歌中隱蔽的性別歧視、內部偏見和領導層陰晴不定的態度(他就是因此離職)都由來已久。“所有人都對此習以為常，直到某天真正的高管看見那個經理在走廊上對我大吼大叫，情況才有所改善。

　　“人們都得常年應付此類問題，直到最終產生這樣的想法：‘公司既然對此坐視不理，那麽不如讓所有人都知道這些事實’。”

　　而對於在科技巨頭中工作的合同工，他們薪資不高，讓其保持沈默的最佳手段並非“胡蘿卜”，而是對“大棒”的畏懼。他們沒有選擇股票的權力，也缺乏對公司的“部族式”認同，更多地是害怕丟掉工作。

　　




　　詹姆斯·達莫在被解雇後因擔心谷歌公司仍在繼續監視自己，停用了個人Gmail帳戶。 圖片來源：溫妮·溫特梅耶(Winni Wintermeyer)/《衛報》

　　《衛報》記者曾確認過一份Facebook歐洲區內容審核員的合同，該文件指出公司有權監視與記錄他的社交媒體活動，包括個人Facebook帳號、郵件、通話和互聯網使用記錄。他同時也得接受隨機的個人物品搜查，包括包、文件袋和私家車。拒絕接受這些檢查將會被定性為“嚴重行為不端”(gross misconduct)。

　　隨後《衛報》又公布了位於都柏林的Facebook歐洲總部的工作環境，公司因此進一步加強了管制。

　　雇員將會接受詢問，了解他們是否在辦公室中拍照，或是打印某些郵件及文件。“有人會打印一些東西，經理就會立即查閱相關記錄，看他究竟打印了什麽內容，”一名Facebook前員工說。

　　安保團隊也會故意設置一些“捕鼠陷阱”，他們在辦公室裏放置了一些包含敏感信息的U盤，用其測試員工的忠誠。“你發現了這些東西，最好立即上交。如果把它插到自己的電腦上，你將會立馬被請出這棟建築物。”

　　“每個人都很多疑。如果要談論工作，我們會在短信中使用只有自己明白的代碼，或者幹脆找個私密的地方當面交談，”這名前雇員說。

　　一些員工擔心自己的手機定位會被追蹤，所以經常關機。最近一位Facebook在職員工就在《連線》雜志采訪時，要求記者關閉手機，防止公司追蹤到他和記者的手機處於同一位置。

　　安全專家也證實，如果雙方都安裝了Facebook應用，且打開了定位功能，從技術上來說，很容易就能實現追蹤。即使定位功能沒有打開，Facebook也能根據wifi接入點來推斷用戶所處的位置。

　　對此，Facebook發言人湯姆森回應：“我們不會利用手機來追蹤員工的位置，更不會對其他公司以外的人定位，包括記者。”

　　有時候，企業也會雇傭外部人員來監控員工。美國知名的安保評估公司平克頓(Pinkerton)就承認谷歌和Facebook都是其客戶。

　　除了常見服務，平克頓公司也會派遣調查員進入科技巨頭園區周圍的咖啡店及餐廳，尋找機會偷聽客戶公司員工的談話。

　　“如果調查員聽說新產品要面世，或是股票投機的事情，我們將會向客戶公司安保部門反饋，”平克頓的主管經理大衛·達瓦裏(David Davari)表示，他們的工作主要聚焦於知識產權盜竊或是內部交易。

　　但Facebook和谷歌都否認曾經對員工做出這樣的事情。

　　不過《衛報》記者還是通過領英找到了幾位平克頓公司的離職員工，他們曾頻繁地為Facebook、谷歌和蘋果提供服務。

　　“這些手段其實很常見，而且並不違法，”斯坦福大學網絡與社會研究中心的隱私咨詢顧問阿爾·吉達裏(Al Gidar)表示。“公司要探查和阻止犯罪行為，所以他們使用這些手段也不意外，無非是確保員工在履行合同上的條款，沒有別的‘非分之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