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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1/14 14:08:24瀏覽207｜回應0｜推薦0 | |
| 造反派的文化大革命：以武漢文革運動進程為例
老田 文革作為一場政治運動，其主要特點是有著一個獨立於官僚體系的造反派組織，以及由這個組織所主導的對官僚體系的批判。本文以口述史資料為基礎，從造反派的境遇和視角，來呈現文革的政治博弈內容——文革的支持力量（文革派）與反對力量（反文革派）之間的博弈內容與過程。 從造反派的視角出發去呈現文革歷史的優點，能夠在造反派群體自身境遇的基礎上，去呈現反對文革的力量組成及其策略選擇集合，彌補已有的文革史中間的常見缺陷：未能恰當地區分文革中間相互對立的力量及其策略集，這一問題導致的重大疏漏是遮蔽和掩蓋反文革派對文革進程的主導作用。從這個研究目的出發，武漢文革比北京和上海更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上海文革進入1967年之後，反文革派的民間力量（保守派）被整合進造反派組織中間去了，使得上海後續文革博弈過程顯得獨特，與全國其他地區的情況大為不同。而北京的文革運動較為切近地處在毛澤東、周恩來和文革小組的幹預之下，反文革的民間力量（保守派）一開始就發育不良，這也是有別於全國的特殊狀況。在多數地方和多數情況下，反文革力量始終在組織和力量方面占據優勢和上風，這才是全國文革的普遍狀況，武漢文革進程，恰好是與這一狀況相一致的。 在本文中間，先從毛澤東介入或者幹預文革進程的角度出發，簡單梳理文革的演進過程。然後，以造反派的角度，去呈現反文革派的力量與策略選擇，揭示出文革十年期間真正主導運動進程的力量。最後，從群眾作為政治主體的角度，去對照毛澤東的“大過渡理論”與解放政治的潛能。 一、毛澤東對文革的有效幹預與無效幹預 在官方文革史學中間，堅持文革是毛澤東個人發動的結論，這除了體現出一種以個人作用去解釋歷史和政治的方法論之外，較為具體的意圖是掩蓋反文革力量的優勢地位及其表現。我們可以從具體的文革過程走向，去檢驗毛澤東到底如何有效地幹預了文革進程，以此去對照作為文革特色的造反派及其批判活動與毛澤東個人的關系。 1、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設計——支持小資本批判大資本 毛澤東最初設計的文化大革命，是試圖通過學術批判活動來建設吻合新制度需要的新型意識形態領導權，其中史學領域的學術批判最受他本人關註；在學術批判中間涉及到清官是否能夠調處社會矛盾以及統治階級是否有著采取讓步政策的自願，這兩個主題都涉及到被統治階級的政治主體性建設的必要性問題。但是，這個批判活動難於展開，毛澤東本人所欣賞的年青人如戚本禹、姚文元等所寫的文章，往往難於發表和傳播，而他們所批判的對象卻受到官場強勢人物的庇護，不僅中宣部周揚等人以權力介入學術批判去支持“權威們”，彭真為了保護吳晗甚至單獨出台了一項政策——“二月提綱”，在這項政策中間，彭真為了實現庇護吳晗的目的，采取了兩項策略：一是要“有計劃地造成一場混戰”把郭沫若和範文瀾拉出來陪鬥，第二項策略是要對左派進行整風（很搞笑的是，彭真要批判的左派除了戚本禹等人之外，還包括寫文章與吳晗商榷的鄧拓）。而且，除了官場的阻力之外，作為學術批判對象的權威如吳晗、翦伯讚和羅爾綱等人，都不願意認真回應學術批判。借用法國學者布迪厄有關學術場域的分析，毛時代中國學術場域的大資本（權威們），除了受到權力的過度庇護之外，還對真正的學術爭論和交流不感興趣，這與市場上壟斷企業的行為模式有著高度一致性：首先關註的是市場壟斷地位而不是技術進步。[對於最受到毛澤東重視的歷史學術批判方面的詳細考察，參閱老田文章：毛澤東教授的歷史研究生戚本禹，網址：http://www.szhgh.com/Article/red-china/redman/2016-05-13/113193.html] 文革期間各種人物及其言說，在政治博弈中間進行相互塑造，名實脫節現象較為嚴重——口頭上說的和心裏想要做的差別很大。彭真拼命保護吳晗，為使其免遭批判單獨出台政策，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詞進行粉飾，實質要做的確實混戰一場和掉頭來批判批評者。在後文革時代的官方史學中間，重新翻轉了對這一輪學術批判的估價，把小資本說成是具有投機心理並得到過過度扶持的“棍子”，比附為權力粗暴地幹預學術自由；這樣的定論在1965年3月3日鄧小平就說過，依據這個看法，在毛時代中國學術場域中間，小資本擁有著過度的話語權和傳播機會，能夠非正當地威脅大資本的地位和既得利益，以機會主義策略介入學術競爭還能夠取得勝利。如果真是這樣的話，顯然是因為小資本得到權力的過度扶持而大資本得不到類似的支持，這恰好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已有的事實都是相反的狀況：按照毛澤東的觀察，學術場域中間主要特點是黨閥支持學閥，目前看到的證據都是權力支持大資本而不是小資本，這使得學術批判確立新型意識形態領導權的努力無法持續下去。在各地省市委主持的學術批判中間，選定的批判對象往往是與高官們有著個人沖突或者不恰的學界人士，而不是因為學術方面的問題。這些狀況，使得毛澤東最初設計的文革方法無法持續下去。[同上] 應該說，毛澤東對文革最初設計，是徹底失敗了，這是1966年8月份之前的主要事實。 2、毛澤東對文革的第二次幹預——支持造反派批判當權派的機會主義行為 1966年6月上旬，各地依據劉少奇等人的安排，向大中學校派出工作組，除了選定各地高官們不喜歡的人作為揭發批判的對象之外，還在學生和教師中間進行分類排隊，預備“抓右派”，這兩個方面的安排，都受到部分學生和教師的批評，在北京更發展為激烈的“驅趕工作組”的浪潮。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之後，經過六天時間的考慮，決定撤銷工作組同時支持學生對於官場機會主義行為模式的批判，然後，重新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於八屆十二中全會討論通過之後次日在報章上公開發表。 此後，依據毛澤東的要求，政府高官和文革小組成員頻繁出面接見群眾和講話，支持群眾的結社權和對於官員機會主義行為的批評權。1966年10月，依據文革小組與北京高校少數派座談的結果，正式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主題，這實際上是把文革早期當權派和保守派聯手進行的政治行為模式（曾經被毛澤東本人定性為“方向路線錯誤”和“五十天白色恐怖”），宣布為徹底非法。在這樣的支持之下，造反派從早期受到當權派和保守派聯手打壓的少數派，成長壯大並於1966年冬天在高校裏成為占據優勢的組織和力量。 首長公開講話，肯定符合政策和道德標準，都能夠起到支持群眾的有組織批判意識的作用 1966年7月底至8月初，毛澤東對於文革進程的幹預，是一次根本性的轉型，放棄了他對文革的最初設計，轉而支持群眾組織起來去批判官場的機會主義行為。此後，通過學術批判形成新型意識形態領導權的設計，被支持群眾批判政治異化及其人格化群體（當權派和保守派）所代替，這是全新的運動模式。這是毛澤東對文革的第二次重大幹預，後果是社會上出現了一股對官場機會主義行為模式有著明確批判意識的有組織群眾力量，這股力量在文革小組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明確支持下，逐步壯大，成為整個文革期間反文革派的堅定對立面。 文革小組的角色，近似於《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的監督人和執行人，由此也受到反文革派的痛恨和針對。針對懷仁堂會議對文革小組的發難，毛澤東於二月十九日淩晨講話指出：“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這段話在兩個方面都是很準確的，文革小組的職責就是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的精神及其通過的“十六條”，同時，官場中間反對文革小組的勢力實質上就是反對文化大革命，所有針對小組個人的反對策略都不過是掩飾。 這第二次幹預的有效性體現在：民間對官場的批判性力量能夠生存下來並成為參與政治博弈的一股力量。全部的反文革派力量及其采取的策略集合，都是針對著造反派組織力量及其策略的回應，為此，反文革派力量還確立了對支持造反派力量的具體策略，這成為整個文革政治博弈進程的基本特點。 3、毛澤東的第三次幹預——應對黨政幹部罷工的局勢 在造反派力量壯大之後，學校中間的保守派在1966年秋冬天陷入瓦解狀態，當權派利用自己手中的權力動員對政治無感的工人和農民去反對學生的策略也累遭批評，並且由於已有禁止調動警察和軍隊去鎮壓學生的政策，各地當權派對於文革的積極反對策略大多歸於無效，由此開始了消極反對策略——主要是離開工作崗位並不再擔負管理職責。 當權派在1966年冬天的反對策略接近於罷工，這迫使毛澤東要麽讓步使其滿意，要麽重建全國性的第二個指揮系統。毛澤東被迫選擇了重建第二指揮系統的方案，由此，軍隊從國家機器的後台走上前台並在新的指揮系統中間發揮主導作用，這就是關於“軍隊支左”各項決策的真實背景；同時，上海的造反派組織反對“經濟主義妖風”同時為了避免生產停頓起而“接管”基層的生產指揮權，這得到毛澤東的支持之後就被稱為“奪權”；同時還爭取前黨政官員參與新的指揮系統來發揮作用，這個稱為“亮相幹部”；這三部分人後來是新成立的革委會的“軍幹群三結合”組成部分。 在來不及成立革委會的省份，往往迫於形勢選擇“軍管”，在1966年年底到1967年年初這段時間，壓倒一切的新問題是黨政幹部罷工引起的秩序擔憂，軍隊作為唯一的有組織力量需要出台擔負主導角色，有組織的群眾也是一股力量需要為秩序恢覆做出貢獻，也盡力爭取前黨政幹部參與進來。這是毛澤東對文革的第三次重大幹預，這一次幹預不是主觀設計出新的運動內容，而是針對現實最迫切的問題找出答案——哪怕是應付式的答案，而這個問題的設定則是由反對文革的黨政當權派設定的。 在湖北省和武漢市，自1966年10月提出“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後，不久，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張體學從北京出席中央工作會議回來之後，就提出“三道防線”的策略：把年輕力壯的小幹部組成第一道防線去抵擋學生造反派的沖擊，把中層幹部組成輪流值班的班組——這是“第二道防線”——去搪塞學生提出來的尖銳政治問題，最高級別的大幹部大都穿上軍裝躲進軍隊招待所形成所謂的“第三道防線”，在這三道防線形成之後，近乎百分之百的黨政幹部脫離領導崗位，形成了實際上的幹部總罷工態勢。[對魏繩武的訪談，2007年8月]輪流值班的中層幹部，都不敢或者不願意就省市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政治表態，這會被視為官場叛逆而遭到集體仇視；各種表態往往止步於經濟上讓步——“經濟主義妖風”就是這麽刮起來的，上海陳丕顯的策略交代是“經濟上的要求不要頂”，群眾組織只要是要錢要物都無條件滿足；而湖北張體學更為主動和積極地指出：娃娃們起來革命，多給幾個錢，熱鬧些。 在上海，市委幹部連同其家屬都逃走一空，僅僅把柯慶施和張春橋兩家丟在市委家屬院裏。[《張春橋獄中家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年]在湖南省，唯一堅持工作崗位、不以罷工進行對抗的省委書記只有一個，所以格外受到毛澤東信任：“章伯森是去年運動初期在省委堅持工作、沒有逃跑的唯一省委書記。”[毛澤東：在章伯森反映湖南問題報告上的批語(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07頁]從這一點出發，毛預備借重章來解決湖南問題。 黨政幹部選擇總罷工，逼迫文革升級到重建第二指揮系統的地步，這是文革最後陷入混亂的關鍵步驟。對於各個文革參與者群體來說，這都是至關重要的意外，對於當權派來說，這個重建指揮系統的選擇，等同於把各級政權作廢了，絕大多數官員由此喪失了權力和地位，這在官場形成近乎一致的利益剝奪感受並加劇了共同的反文革意識，也由此催生了一種自動代表官員共同利益的努力，1967年2月16日發生在懷仁堂的“二月逆流”就是基於官員共同利益的一次表達，其中譚震林的言論準確最契合了當權派的痛楚：你們就是要把老幹部一個個打倒，革命四十年落個妻離子散。 對於造反派來說，作為政治異化的批判者角色，不超越自身的經驗和認識水平，但作為秩序維持者角色，則與其批判意識的指向有著根本性矛盾——此時重新提出了如何實現政治整合並團結保守派群眾和當權派多數的問題，而且，造反派自身大多數是青年工人和學生，對於管理事務相對陌生，缺乏相關的知識和經驗準備；而對造反派更為嚴苛的挑戰則是：如何對待有形或者無形的政治利益？在政治地位和利益分化的驅動下，造反派是否會如當權派那樣自動地吻合社會分化規則的作用？ 文革由此走入了不可控狀態，一是黨政幹部的既得利益剝奪過多引發的激烈對抗，二是作為文革主體的造反派群眾驟然進入了一個他們完全沒有心理準備的新領域。當然，如果如毛澤東那樣把文革視為“一次認真的演習”的話，那麽，想要揭示的社會問題和缺陷的那個演習要有相當深度才行，這樣隱含的問題才能夠得到全面和系統的暴露機會，從而也會產生更高程度的認識價值。 4、毛澤東對造反派的無效引導——關於團結大多數問題 1973-1974年毛澤東曾經在黨內發起“三大講運動”，希望幹部逐步做到“三個正確對待”：正確對待自己、正確對待群眾、正確對待文化大革命；要求幹部尤其是高級幹部在大會上公開講述自己對三個方面的認識。 在文革的系列政治博弈中間，不僅是當權派，就是造反派都一樣面臨著同樣的問題，首先是如何正確對待政治博弈的對手——保守派群眾和當權派多數，從而能夠為政治整合的實現做出自己的貢獻，而不是在政治整合過程中間成為不自覺的障礙。如果把正確對待保守派和當權派作為重要的檢驗尺度，可以看到造反派與毛澤東和文革小組的重要差異和分歧。 造反派的大多數，往往具有明確的批判意識，這是其長處，造反派能夠敏銳地看到政治生活異化的消極面以及推動政治異化的兩個人格化群體——當權派和保守派，其局限在於未能超越這個批判意識去爭取與多數當權派和保守派的團結，在團結和互信的基礎上去推進批判意識和問題的解決，而往往是在批判意識的趨勢之下，得罪當權派和保守派的多數，推高其對抗性和相互不信任程度，使得問題無由解決，這在造反派占據上風和優勢時期——1966年10月“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高潮時期和1967年武漢“七二〇事件”之後一段時期，表現得尤其明顯。 為了敦促造反派做好團結保守派和當權派的工作，毛澤東和文革小組做過一些引導工作，但沒有取得大的效果。1966年年底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姜文品和李玉橋撰寫了《哈爾濱師範學院造反團在兩條路線鬥爭中是怎樣爭取和團結多數的》，這個經驗由中共中央（1967）1號文件轉發給各地群眾組織，希望造反派做到“耐心爭取不同意見的人，團結大多數”，[董學章：中央批轉哈師院造反團“團結大多數”經驗的內情，載肖健卿、李近川主編《飛鳴鏑——中央文革記者站記者見聞錄》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2011年，第359頁]結果收效不大。一位武漢造反派頭頭回憶說[對“武漢鋼二司”勤務員柳英發的訪談，2015年7月]：當時我們都看到了這個文件，小報上也轉載了，但我們認為對資反路線的批判任務遠遠沒有完成，所以政策執行的時機還沒有到，因此就沒有辦法落實。到了1967年3月份，毛澤東親自批發了天津延安中學按照教學班實現大聯合的經驗，以及貴陽棉紡廠按照行業和系統大聯合的“歸口大聯合”經驗，也都沒有奏效。 由於造反派未能及時而自覺地形成團結對立面的問題意識，此後中央在政策調整和執行方面的力度更大，變成了中央脫離造反派的認識而采取獨立行動，在對待保守派和當權派方面形成了雙方的認識落差和政見分歧。由中央介入和處理的革委會人員組成方面，早期成立的革委會都沒有保守派的代表，在1967年夏天預備處理武漢問題時，署名中央文革辦事組和全軍文革辦事組的“六二六電報”中間，已經有了結合保守派進入革委會的意思。到了1967年9月，毛澤東已經明確表示革委會應該吸納保守派的代表。此後成立的革委會中間，基本上都做到了吸納保守派代表，據曾經擔任周總理聯絡員的老李回憶，1968年遼寧省成立革委會時期，對造反派組織“八三一”、軍隊支持的組織“遼革站”和支持東北局和省委的組織“遼聯”，都同等對待，每個組織進入省革委會的常委名額都是五個；遼寧省只有鞍山最早成立革委會未包括保守派，結果反而是鞍山的形勢不太穩定。[對周總理聯絡員老李的訪談，2004年7月於南昌] 5、“三湊合”的革委會以及文革陷入博弈僵局 在革委會組成中間吸納保守派，各地犯有“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錯誤的幹部大量進入革委會還占據主導地位，這使得各地造反派非常不滿，一些造反派認為革委會不是“三結合”而是“三湊合”，認為革委會成立之後的狀況還是造反派受壓和無權，依然保留著對革委會的不滿和批判意識。在革委會成立之後，擁護革委會的群眾說革委會好得很，但是，反對的人就說“革委會好個屁”，在群眾中間出現普遍的好派與批派的對立。文革前期當權派和保守派的錯誤未經批判和審查解決，未來還有可能歷史重演，對過去批判意識的記憶以及對未來的擔憂，都使得造反派不肯輕易擱置這個批判意識。 在武漢，因為七二〇事件的緣故，就沒有結合百萬雄師的代表進入革委會，因此保守派認為革委會只代表一派而不代表他們，現在，是從前的保守派對革委會懷有激烈的批判意識，說革委會只是一個“派委會”。革委會一經成立，就受到來自左右兩個方面的挑戰，難於建立工作權威，缺乏權威又導致難於順利地進行管理工作，這就成為一個首要的問題。 除了在革委會之外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不服從之外，在革委會內部也存在著內在的不穩定性，成立革委會之後，各地主要是軍隊幹部和前黨政幹部占據主導地位，這個革委會內部的主導群體對於參加革委會的造反派代表，也懷有強烈的派性不兼容，時刻想要創造條件去之而後快，這就從內部威脅到了革委會的穩定性和權威了。 革委會所隱含的內在沖突，及其所面臨的外部挑戰，是文革陷入博弈僵局的集中體現。九大政治報告主題是《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這是提出希望，也算是準確針對了革委會內在的不穩定性。而革委會中間占主導地位的軍隊幹部，對於革委會內在的沖突，選擇的解決方案，是把造反派趕出去，同時還把基層革委會搞垮和換血，結果是清楚的，在很短時間內，各地基層的革委會就被派出去的軍宣隊和工宣隊瓦解和架空，而作為基層革委會成員的造反派骨幹大多數被關押審查。這是1969年九大之前的普遍狀況。 6、鎮壓造反派與向右破局的占優選擇 文革進行到成立革委會之後，對立的兩派現在處在難於共存的博弈僵局中間，恰好處在調處僵局的領導地位上的高官群體，是具有管理成本“厭惡型”特點的軍官群體，加上他們自身又是帶著強烈的派性不兼容思路來處理問題，這就使得對造反派的壓制遠超維護秩序的必要限度。 進入1968年之後，當時的中央政策要求，是要支左的軍隊幹部實現“支左不支派”和“一碗水端平”，這相當於是追求一種相對的“均衡”狀態，據以超越博弈僵局。但是，絕大多數地方在革委會內部占據主導地位的軍官，是選擇與保守派緊密結合把造反派鎮壓下去的破局方式，這是“向右破局”的選擇；最為極端的向右破局出現在外交部，姬鵬飛、喬冠華和支左軍官馬文波等人聯合占少數的保守派（王海蓉、唐文生等保守派只有100多人），把占據外交部絕大多數的造反派中間1600余人（造反派占據全外交部2200人中間的1700人左右），都打成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結果外交部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幫子官老爺算是好人了，絕大多數人被少數人打成了反革命。[參閱馬繼森：《外交部文革紀實》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3年]只有少數地區如上海，實現了向左破局。 全國最具有戲劇性的變化發生在徐州，先選擇了向右破局，後來又轉過來選擇向左破局，第三次才選擇均衡，結果是兩年內先後成立了三個革委會，當地老百姓編了順口溜說：支得好、踢得對，一年一個革委會。（第一個革委會“支派”占優，此派偏保；第二個革委會“踢派”占優，踢派是造反派。第三個革委會是按照中央要求實行兩派聯合的。）毛澤東本人對徐州問題先後有四次批示，並依據徐州的經驗對革委會穩定條件有一個評論：“徐州已經翻了幾個個了，再也不能翻個了。”“一派不靈，兩派才靈。一派掌權不行，兩派聯合才行。”[ 毛澤東：關於徐州兩派群眾組織要大聯合的意見（一九六八年——一九六九年），載《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 從全國的文革歷史看，破除博弈僵局的方向選擇，絕大多數省區是選擇與保守派聯合去鎮壓造反派，“向右破局”成為首選。作為例外的“向左破局”只有上海與河南，河南省是因為第一書記劉建勳出面支持造反派的批評權，同時引導各級幹部正確對待批評意見，因此，成立革委會之前當權派和造反派的對立程度就比較低，在革委會中間雙方也能夠相互合作。 上海的情況則是全國最特殊的，在1966年年底王洪文等人所在的造反派組織“工總司”利用有利的政治形勢，順利地吸納了保守派組織“赤衛隊”的多數成員，此後赤衛隊頭頭幾次想要重新拉起保守派隊伍都未能奏效，使得1967年之後的上海文革中間再也沒有保守派的有組織力量出場。在此種態勢下，上海的當權派理性地選擇放棄與造反派的對抗態度，選擇政策所要求的“檢討、亮相與參加三結合”的三步走策略，以承認自己錯誤的態度以及許諾與造反派緊密合作的保證，獲得重新返回權力中心的機會，結果到了1967年夏天，上海大多數廳局級幹部都獲得了“解放”與參加“三結合”革委會的機會。河南與上海的“向左破局”結果，通常被稱為“造反派掌權”，河南形成此種局面的原因是當權派在第一書記引導下當權派較少選擇與造反派對立，而上海局面的出現則是保守派群眾被造反派“團結”之後的結果。上海作為例外狀況，可以視為實現“向左破局”所需的前提條件——造反派能夠較好地團結群眾中間的大多數（特別是團結保守派的大多數）。 在一定程度上，“向左破局”的權力格局中間，包括反對文革的當權派，較晚成立的革委會中間還包括保守派成員，這是一個相對的“均衡”局面。而選擇向右破局的結果，雖然沒有在革委會中間直接地清除造反派代表（1969年中央下文規定：凡屬要撤銷省市革委會常委以上席位需要報中央批準，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楊道遠1971年就被關押審查，但到了1979年才開除其職務），但實際的權力格局中間已經不包括造反派的政治代表性。 林彪事件之後，毛澤東反覆號召“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針對的現實就是：革委會成立之後，林彪集團把持的軍委辦事組專幹分裂和陰謀詭計那一類事情，結果是1968年確立的革委會體制，在那夥人主導下演化成為較為純粹的軍事管制了，從廬山會議上的表現看，這夥人在變革完各級革委會之後已經接近於要搞“槍指揮黨”了。 7、官場怨氣與“五七一投機收益” 1968年革委會成立實現“全國山河一片紅”之後，對文革走向產生決定性影響的因素，是官場對於文革的不滿和怨氣，造反派雖然也懷有強烈不滿但未得到多少機會表達並產生實際影響。恰好，在革委會內部占據主導地位的軍隊高官們在林彪集團把控的軍委辦事組的支持下，得以隨心所欲地鎮壓造反派和發泄自己的怨氣。到了1970年廬山會議之後，在一股怨氣驅使下的高官們的共同立場，檢驗出一個新的潛在投機收益——通過鎮壓造反派等文革派力量去滿足官場情緒，從而建立起自身的政治代表性。 在隨後發現的《五七一工程紀要》這份文獻中間，較為具體地剖析了奠基於文革博弈僵局的巨大政治投機收益——一個人如果能夠滿足官場對於文革的不滿情緒，那麽他就當然地獲得代表官場多數的領導權，由此可以奠定毛後時代的政治領導地位。依據林立果等人的判斷：“革命的領導權落在誰的頭上，未來政權就落在誰的頭上，取得了革命領導權就取得了未來的政權。”一個社會中間總是有些人會感到不滿意，由此隱含著政治方面的變革可能性和潛在政治利益，文革的特殊性是官場很多強有力的人物有了共同的不滿，這一點許多人都能夠看到，林立果等人也看到了——“黨內長期鬥爭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擊的高級幹部敢怒不敢言。”“機關幹部被精簡，上五七幹校等於變相失業。”但是，要通過適當的投入去獲得最後的產出，這是林立果所無法做到的，但後來其他具有各種優勢條件的高官沿著這個努力方向成功了。 文革的主要特點是獨立的造反派組織及其對於官場機會主義的批判，這遭遇到絕大多數當權派的憎惡和反抗，黨政官員群體於1966年年底學生造反派組織占據優勢時期選擇罷工，結果導致第二指揮系統的重建和絕大多數官員喪失權力和地位，這個剝奪感的強化過程，加劇了當權派群體對於文革的憎惡和反抗，由此，形成一種官場共識和代表性生產機制——誰能夠有效地體現官員們的意志和願望，誰就能夠獲得官員多數的支持，並奠定毛後時代的領導地位。這是一份潛在的巨大政治利益，事關毛後時代的政治格局，姑且命名為“五七一投機收益”，1970年代幾次大的政治變動，都直接與追逐“五七一投機收益”有著因果關系。 在文革博弈僵局形成過程中間，當權派占據著主導地位，其中包括兩個方面的策略：從當權派自身與造反派的博弈中間所產生的各種政治不兼容策略，這近似於消極策略；而通過鎮壓造反派和打壓作為文革符號人物來迎合官場的多數意願，建立自身在官場中間的代表性，則是追求“五七一投機收益”的積極策略。從1970年代的政治演進狀況看，追逐“五七一投機收益”的積極策略，先後有幾波高官選擇並實施過：1970年廬山會議上是陳伯達和林彪集團的三位大將（吳法憲、李作鵬和邱會作）聯手實施過；1974-1975年是鄧小平和他手下的“四大金剛”（胡耀邦、萬裏、周榮鑫、張愛萍）實施過；1976年10月則是華國鋒和葉劍英等人通過“粉碎四人幫”來實施的。 為了守護通過粉碎四人幫而獲得的巨大投機收益，華國鋒等人還是做了很多安排，不過沒有奏效就是了。1977年把陳丕顯調來湖北主政，為了獲得陳丕顯的支持，竟然支持他一個人把湖北省委整個的常委班子幹掉，常委除了韓寧夫留用之外，其余省委書記和副書記統統調離，省委書記趙辛初調國家計委副主任，副書記宋侃夫調全國總工會副主席，副書記王克文、趙修、姜一調山西、吉林、陜西省任副省長。不過，陳丕顯似乎認為華國鋒不像最後勝利者，還是選擇了支持鄧小平。譚啟龍因為在浙江翻案，1976年被毛澤東處分賦閑之後，也一樣被迅速啟用去青海任第一書記，上頭也一樣支持他個人整到整個省委班子，[ 參閱《譚啟龍回憶錄》中共黨史出版社2003年]譚後來也沒有選擇支持華。同時，派蕭華去蘭州軍區整到冼恒漢（軍區司令員），冼恒漢只是沒有積極附和胡亂平反的舉措，並未明確反對給制造“青海二二三屠殺事件”的趙永夫平反，只是說這個案子原本是中央下文件定性的，由軍區出面推翻中央文件在程序上不合道理，這樣就被邊緣化了；此外還以莫須有的罪名撤換了南京軍區司令員丁盛。這些有悖常理的過度支持，或者無節制換人，都服從於再分配權位以鞏固五七一投機收益的需要，不過，結果都未能爭取到貼心的支持者，最後投機收益易手的後果還是發生了。1973年開始，某元帥通過掌握軍隊的機會，大量開後門照顧幹部子弟參軍，這也是在官場市恩買好的舉措，任志強就是在這輪走後門過程中間參軍的，[ 據任志強回憶，葉劍英安排的“走後門”參軍，當時有相當大的規模，和他一起在濟南軍區參軍的“官二代”，占據整個的新兵連隊。參閱《野心優雅：任志強回憶錄》江蘇文藝出版社2013年]“開後門”的受益者確實不算少，惜乎未能造成吸納支持者維護新局面的結局。 在一定程度上，十一屆三中全會上，之所以出現偏離會議主題並倉促地對許多文革重大事件采取顛覆性處置的方式，也肇源於文革“台下派”與“台上派”基於政治投機收益的競爭。胡耀邦等人策劃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文章，被吳冷西準確地解讀為“向馬克思主義開戰/向毛澤東思想開戰”，這樣的狂悖舉措被台下派視為重大威脅：這是某個高官群體試圖以此造就壟斷全部投機收益的最後策略，為此，他們也需要采取更為積極的策略去爭取官場一些人的支持，這個基於投機收益再分配的惡性競爭，直接導致一些嚴重損害政權合法性的草率翻案選擇（例如為在街頭殺人的百萬雄師翻案就導致武漢市民的極大反感）。此後再以法律、規則、公正和政治代表性論證合法性出現了困難，導致此後合法性論證只能夠退守“三個有利於”了。 因此，理解革委會成立、大規模群眾運動終止之後的文革走向，需要考慮文革兩派共同塑造的博弈僵局的實際存在，也要考慮處置僵局的軍隊幹部自身的“管理成本厭惡型”特點，還需要引入當權派群體對於文革的憎惡態度以及由此所隱含的“五七一投機收益”，這幾個重要因素是很多重要趨勢和事件背後的動力所在。正是因為遮蔽對“五七一投機收益”的競爭性追逐行為，官方文革史和1970年代的黨史寫作，是在甩開了最重要的解釋因子之後完成的，由此，對人物和事件的評價就充滿著巨大的隨意性。 8、“五七一投機收益”爭奪預示著毛後時代的政治走向 如果說造反派組織起來對於當權派及其機會主義的批判，可以稱之為“群眾造反”的話，那麽，官場多數基於憎惡群眾批判和權位剝奪而產生的強烈不滿情緒，則預示著與“五七一投機收益”爭奪相關的根本性政治變革，這意味著會有一場標準的“貴族造反”。 ...華岳論壇 - "http://hua-yue.net" 對於貴族造反的潛在能量和趨勢的認識，作為文革象征的符號人物，張春橋和江青等人對此心知肚明，早已經有了“當烈士”的心理準備。張春橋在安亭事件之後，就已經被官場視為異己力量“必欲去之而後快”，不僅在上海市委當權派逃離市委家屬院時期被丟下不管，他自己也非常清楚在安亭事件之後就沒有回頭路了。江青在1973年就與張玉鳳說過，自己的出路無非有二：一是將來砍頭坐牢，這個我不怕；二是不死不活地養著，這個難點。也就是說，因為支持過群眾造反事業，張春橋和江青都明確認識到自己成為整個官場的對立面了。 對於自己早已經成為官場公敵，張春橋對此是有著清醒認識的。他女兒張維維的說法是可信的：“我爸爸一步步往上走，做了政治局委員，然後是政治局常委，我一點都沒有覺得輕松，一點都沒有愉悅開心。因為他成了眾矢之的，有什麽好開心的。他自己也沒有什麽開心的。二月逆流時，那些老帥都像罵孫子一樣罵他，誰看得起他?不是他自己看不起自己，而是那些人看不起他。那些人不敢罵毛主席，就都來罵他了。而且他被林彪弄成那個樣子。”1976年還對女兒講“別人說要對他千刀萬剮，他是重覆別人的話。他說:‘再加一刀也無所謂的。毛主席本來就說過麽，共產黨員五不怕。’”[《張春橋獄中家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第273-275頁]更早在1967年7月，張春橋與南京兩派頭頭談話時，就講過：“要是劉、鄧上台，搞資本主義覆辟，那時要一起殺，曾邦元、文鳳來一起殺，你們在座各位也要殺，哪能這一派要殺，那一派不要殺，當然那時可能有人會投降，但是有的就是投降他也不要，因為你們兩派是造他反的呀！他對造反派就那麽寬大嗎？如果你們是堅定的造反派的話，怎麽能不想這些敵人呢？當然他們上台，首先中央文革是要殺的，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你們這兩派呢？監獄在等著你們。我們就要使他們永遠不能覆辟，就是要想這個問題。”[江蘇無產階級革命派《P》赴京代表整理：《張春橋接見南京地區三派赴京代表時的講話》， 轉引自網址：http://www.71.cn/2012/0410/512809.shtml] 在毛後時代的黨史寫作中間，為了突出鄧小平和胡耀邦等人的正面形象，把四人幫寫成各種蠻橫的形象，這只是一種襯托新主角出場的文學描寫手法，並不符合實際，更有悖於真實歷史背景中間的力量對比。在1969年5月1日，張春橋講了一句話“武漢反覆舊不對，搞覆舊也不對嘛。”就被武漢軍區司令員曾思玉大罵“有的人把手伸到武漢來了，我要斬斷他的黑手。”1970年上海血防會議時張春橋重覆過這句話，曾思玉和劉豐還為此聯名向中央寫過控告信。[《林彪反黨集團死黨劉豐、活黨曾思玉在湖北推行林彪的“克己覆禮”極右路線的初步材料（一百條）》，劭正茂整理，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五日]應該如實地說，張春橋等人確有反對當權派無節制地鎮壓造反派的言論，但他的看法和批評意見，對於各地占主導的軍隊幹部影響甚小。 在1970年廬山會議上，張春橋親自感受到了整個官場對於他的怨氣，很受震動。會後對上海市委打招呼說：以後上海要穩著一點，讓遼寧區出頭。[對王洪文政治學習輔導員肖木的訪談，2009年9月]也就是說，被官場針對的張春橋等人，實際上在官場內部說話很難起作用，除了威信不足之外，更重要的是立場與多數官員對立，所說難於奏效，也正是因為如此，才導致整個官場視張如同寇仇。1975年鄧小平主政之後，據鄧力群回憶，不是四人幫在進攻，而是鄧小平特意成立了國務院政研室，預備以此為基礎去奪取四人幫分工管轄的輿論宣傳權力,據鄧力群所說鄧小平要奪四人幫的權力是絕對必須的：“無論是整頓的進一步開展，還是同“四人幫"進一步的鬥爭，這緊密聯系著的兩個方面，都迫切需要輿論宣傳和思想理論工作的支持。所以，到1975年6月，組建一個強有力的、能戰鬥的寫作班子，組建一個能夠領導意識形態領域鬥爭的機構，簡而言之，鄧小平手裏掌握一個能夠為自己的主張做宣傳、能夠同‘四人幫’唱對台戲的班子，是把整頓繼續推向前進的迫切需要。”[鄧力群自述：《十二個春秋》博智出版社2006年，第5頁] 1974年年底開始，毛澤東眼睛白內障嚴重，一度失去視力，直到1975年7月23日由唐由之主刀做手術後，才恢覆部分視力。在毛澤東喪失視力期間，主要是由業已投靠鄧小平一方的王海蓉和唐聞生兩人負責向毛澤東通報信息，依據此種有選擇的信息毛澤東只能夠對現實做出很少的不準確幹預。據程中原等人的研究，1975年毛澤東所做的文藝批示（後來被解讀為批判四人幫的文藝政策），主要是依據鄧小平等人私下裏找人寫信或者送材料給毛澤東而做出的，毛澤東對文藝政策的批評，是依據鄧小平等人選擇的信息而做出的。[程中原等：《鄧小平的二十四次談話》人民出版社2004年，另見：程中原：二十四次談話，網址：http://www.hprc.org.cn/gsyj/rws/lsqy/200909/t20090911_30627_8.html 1970年代較為準確的背景是：官場的力量對比不利於文革派，而文革派也居於收斂態勢，處於進攻位置的是鄧小平等人，1974年夏天查出毛澤東活不過兩年之後，尤其如此。在一定程度上，毛澤東和周恩來已經相對明確地看到了資本主義覆辟在中國的不可避免了，畢竟，民眾大多數不覺悟，而官場近乎一致地反對文革並且形成了共識和一致。如果不是鄧小平過分張狂地追逐“五七一投機收益”，或許會延續1973年鄧小平再次出山之後的安排，實現和平過渡。此後毛澤東選擇一個既沒有軍方背景，也沒有深厚資歷和威望的華國鋒作為接班人，似乎並非為了身後政局平穩過渡，而是為了實現與鄧小平劃清界限（1965年毛澤東就說過“你們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幹”）；經歷了華國鋒的過渡之後，鄧小平不再有堂堂正正的接班人身份，回到權力中心就不是那麽光明正大地回來，如果這原本就在毛澤東預料之中的話，顯然是毛澤東“挖坑”坑鄧小平了。後來的事實表明，即便是對鄧小平懷有初始好感的知識精英中間，鄧小平也很短時間內就耗竭了自己的合法性光環，1989年就已經從正面形象轉為負面形象了。這明顯與毛澤東挖坑坑人有關系。 9、毛澤東到底在何種程度上幹預了文革？ 從這個簡單的文革過程回顧中間，我們可以看到，毛澤東以及周恩來領導下的文革小組，對於造反派的政策調節相對有效，無論是1966年支持造反派組織的壯大和崛起，還是1968年開始出台各種抑制造反派的政策信號，都取得了效果，後一個抑制政策信號還被各地掌權的軍隊幹部放大執行了。當然，對於造反派的政策引導也不是完全有效的，這主要體現在造反派群體往往持有明確而堅定的對政治異化的批判意識，政策要求造反派要對當權派“擴大教育面、縮小打擊面”和團結保守派，這恰好是造反派的批判意識鋒芒所指的兩大群體，造反派大多數對此未曾接受，很多造反派至今依然不接受這兩個方面的政策，甚至認為毛澤東是對老官僚戀戀不舍、和稀泥；因為1968年出面彈壓造反派多是周恩來出面，甚至還有人據此認為周恩來是與“新文革”有著深刻矛盾的“舊政府”代表。 觀察文革期間毛澤東、周恩來和文革小組幹預當權派的各種政策要求，基本上未被接受。全國只有一個省委書記——河南的劉建勳——在1966年根據中央要求出面表態支持造反派的批判活動。在1967年決策“軍隊支左”後，各地軍官基本上都不是“支左”而是“支保”，還往往把造反派看做反革命進行殘酷的鎮壓。在1968年革委會成立之後，中央政策要求對兩派“一碗水端平”，除了安徽和陜西之外，大多數省區都是支持保守派去鎮壓造反派的，結果既損害到革委會的穩定性，也把造反派推到極端的對立面上，使得他們始終持有一種堅決反對和批判當權派的強硬態度。這導致革委會的不穩定和缺乏工作權威，這又往往需要由中央出面召開會議做思想工作來協調，而周恩來往往就不得不出面主持這樣的工作。 在1970年廬山會議之後，官場高層之間出現了追逐“五七一投機收益”的各種競爭性的高官組合，後來出來至少三波追逐投機政治利益的浪潮，這不僅直接決定了文革的結局，還成為官方文革史寫作的要點——遮蔽這一部分內容還成為今天官方文革史的政治任務。應該說，對五七一投機收益的追逐是完全自主的利益導向行為，已經使得政策調節完全無效了。 也就是說，文革期間，毛澤東對於強勢群體的各種政策調節與引導，都是失敗的，中央政策想要讓當權派幹什麽，百分九十九的情況下是不奏效的。文革期間對於當權派的打擊，僅僅在剝奪多數當權派權力地位方面產生過效果。 如果周恩來不是與毛澤東一樣，站在多數當權派的對立面上，試圖對他們的派性和追逐投機收益的行為有所遏止，就不會被累垮了。如果周恩來是如同文革後官方所說，站在反對文革的立場上，那他肯定會比鄧小平更輕松——可以一邊玩橋牌一邊當總理的，也不會比林彪集團的幾位大將活得累。累還是不累，是由個人與官場潮流大方向的關系來決定的，順著潮流走肯定不會累，要逆著潮流做一些挽回工作，哪怕是很少的挽回工作，也是不容易的。 以此而論，官方文革史寫作中間，把毛澤東作為解釋文革史的主要動力，說文革是領導人錯誤發動、反動集團利用的界定，是沒有史實依據的。就參加文革的主要群體文革派和反文革派的政治博弈而言，采取何種方式參與文革，既不是毛澤東也不是反黨集團決定的，而是基於自身的體驗和選擇。其中決定文革進程的主要力量是反對文革的當權派和保守派，恰好，這兩部分人的行為和策略，都是對立於毛澤東和四人幫反黨集團的自主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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