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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化領導權,曾經在中共手裏,現在為何旁落?
2017/07/03 15:38:18瀏覽117|回應0|推薦0

香港文化領導權,曾經在中共手裏,現在為何旁落?

七十年代香港大學,新一代的大學生們追隨的是紅色中國,是中國共產黨,當時香港大學學運的領導權在大陸共產黨手中,雖然當時的政府是英國殖民政府,雖然香港是台灣情報機構的老巢,雖然香港當時是美國、英國的情報機構重點滲透的前沿陣地,但是整個香港的文化領導權,從學生運動到工人運動再到市民運動,都是在大陸共產黨的領導之中。這就今天身為大學副校長的周偉立的政治啟蒙是《我的祖國》的根本原因。 


 2016年10月7日,台灣省前文化部長、作家龍應台,在香港大學參加《大學問》活動,以《一首歌,一個時代》為題目發表演講。龍應台先以幼年在台灣兩蔣戒嚴時期學唱反共歌曲而自得。然後笑嘻嘻地問台下觀眾,你人生最早的啟蒙歌曲是什麽?一位前排香港觀眾回答:是大學師兄們教的《我的祖國》。然後,全場開始合唱“一條大河波浪寬”……龍應台在台上尷尬地笑著,並迅速轉移了話題。這段視頻在網上發布後,引起軒然大波。

龍應台與《我的祖國》事件中,透露出的關鍵細節是,為什麽會有大批香港精英和知識分子喜歡《我的祖國》。

龍應台在《南方周末》《大河就是大河》一文中也不得不涉及這個秘密: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1621

【當坐在第一排的周偉立教授回答說,他的啟蒙歌是「我的祖國」時,站在台上的我,腦海如電光石火般閃過好些念頭。

第一個念頭就是,這是一首「紅歌」,身為大學副校長的周偉立在一千個師生面前不避諱地說自己的啟蒙歌曲是一首「紅歌」,需要勇氣。

但我欣賞他的誠實。七十年代的香港,尤其是七十年代的香港大學,所處的氛圍曾經被稱為「火紅的年代」,就如同1971年列儂發表的Imagine所傾訴的,那時的港大學生,在英國帝國統治的陰影中,是多麽憧憬那個紅色的「祖國」可以帶來公平正義和民族自尊。周偉立所說的「師兄們」,就是那「火紅的年代」裏擁抱著純真信仰的一整代年輕人。他的「啟蒙」來自那個年代對理想最熱切、最激情的追求,由一首歌來代表,在他脫口而出的那一個剎那,我就懂了。

公知大V閭丘露薇也評論如下:

http://weibo.com/1189729754/EmJecregX

【被刷屏的港大“我的祖國”視頻和龍應台自己描述當時的場景和想法。對歷史和香港有點了解,就不會驚訝一個港人說啟蒙歌曲是”紅歌”,這一點,龍在文中講的很清楚。再補充一些:71年的保釣運動,港大沖的最前,96年跳海宣誓主權遇溺死亡的陳毓祥就是當年港大學生中的“國粹派”。拿話筒的周偉立,七十年代在港大讀了本科和研究生,再去美國讀了碩士博士,之後又回到港大心理系任教,長期擔任學生事務長,兩年前離開港大。這些有著濃烈的家國情懷的香港人,一些經歷了89徹底失望改變,一些在97以及雨傘之後,被視為了不愛國的人。但他們其實沒有改變過,用自己一貫的原則愛自己的祖國。】



對於這個根本問題,單仁平同志只是在《環球時報》寫評論指出一些表面現象,卻不敢分析其來空去脈:

【說實話,在香港大學的報告會現場有那麽多人唱起《我的祖國》,讓內地人也感到有些驚訝。正因如此,這個短視頻才迅速傳遍內地互聯網。對很多人來說,看到這個視頻的一剎那,對香港的了解一下子多了一個維度。這兩年“占中”“港獨”的各種消息太多了,幾乎主導了內地人對香港社會的認識。那段視頻展示了香港社會的另一面,那是那座城市與祖國割不斷的聯系。】

無論是龍應台,還是閭丘露薇,都談到在七十年代香港大學,新一代的大學生們追隨的是紅色中國,是中國共產黨,當時香港大學學運的領導權在大陸共產黨手中,雖然當時的政府是英國殖民政府,雖然香港是台灣情報機構的老巢,雖然香港當時是美國、英國的情報機構重點滲透的前沿陣地,但是整個香港的文化領導權,從學生運動到工人運動再到市民運動,都是在大陸共產黨的領導之中。這就今天身為大學副校長的周偉立的政治啟蒙是《我的祖國》的根本原因。

當然,閭丘露薇也在微博中夾帶私或,把周偉立和占中雨傘運動那批人混為一談,把當年跟隨共產黨的那批人和今天占中那批人混為一談,這是別有用心的。按照閭丘露薇的邏輯,本來七十年代香港的大學生和知識精英是跟隨共產黨的,只不過後來因為89走向了反共。她這是刻意地造謠。實際上從1987年開始,港台文化界的反共勢力就開始擡頭了,兩者根本不是同一撥人。雖然個別人有叛變,但是七十年代代表時代潮流那批追隨共產黨的港台大學生和知識精英,今天仍然是愛國的偏左的。按照閭丘露薇的邏輯,文革及對文革的反思和批判沒有導致整個港台精英的轉向,一個89卻導致他們由親共到反共,這不是在變相的說其欽佩的趙太爺給中國帶來的危害遠甚於文革嗎?

龍應台這個講座中暴露出來的問題,不僅僅點的問題,而是面的問題。例如,2014年9月22日,香港學聯在罷課起動宣言《抗殖反篩選自主港人路》一文中,沿用的就是四十多年前香港學聯的“反資反殖”的口號,鼓動普通民眾反抗分配不公的資本主義。但是,四十多年前的香港學聯是愛國的傾向於紅色大陸的社會主義力量,而今日的香港學聯則是在西方反華勢力的控制下,“以子(共產黨)之矛攻子之盾”。

在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保釣運動中,莫說是香港,就是台灣很多國民黨高官的子弟最終都站到了大陸共產黨這一邊。在殘酷屠殺和鎮壓下(四千人被殺,近萬人被判刑,十四五萬人被捕),在六七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上半期,左統派仍然是台灣黨外運動中的主導至少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據陳映真回憶:

【從七零年到八零年,是台灣第三波左翼運動的十年。一九七零年,台灣和海外知識分子中間發生一個很大的思想運動,就是"保釣"。當時,甚至有人稱它為"新五四運動"。那一年,出現了釣魚島問題,大家很憤怒,是非常單純的民族主義,咱們中國的土地,怎麽讓美國送給日本了?從此作為出發點,面臨很多問題。比如,國民黨告訴青年人,你不要被共產黨利用,美國和日本是我們的重要盟邦,誰要這麽調皮,就有共產黨嫌疑。北京當時是在文革時期,調子很高,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呀,打倒美帝國主義呀。在兩邊這樣的情況下,運動分裂了。留學生應該"站邊"了,你選擇哪一邊的中國?產生了"我是誰?"的問題,"中國是什麽?"的問題。一批人,像馬英九,是反共愛國聯盟,他們要求的只不過改革保台,但還是要反共,還是以前《自由中國》的老問題,就是怎麽才能更有效地反共?更多人是向左轉,覺得北京才是我們的政府,你看立場站得這麽穩!大量的人去找三十年代的文學和共產黨的文件學習,真是產生了觸及靈魂的改變,有的人因此離婚了,有的人放棄學業了。這種情況,後來侵染到島內來。那時已經有各種覆印技術,他們把大量的宣傳品寄到台灣,雖然受到郵檢的攔截,但終究還是流進來不少。第三波左翼運動,就這樣起來了。跟過去兩波的左翼運動完全沒有關系,是台灣資本主義發展的內部矛盾和社會矛盾,再加上左翼思潮突破了冷戰和內戰的思想框框,看到了社會,看到了階級,看到了國際上的帝國主義問題。這是一個完全新的視野。這樣,就產生了一個雜志,《夏潮》。以《夏潮》為中心,集結了一批"泛左翼"的知識分子,跟當時台灣資產階級民主派的想法完全不一樣,在當時起到很大的影響。】

然而,進入八十年代後半期後,左統派被邊緣化,港台的文化和知識分子運動潮流被美國把控,這是什麽原因呢?四十年間,香港和台灣的大學生精英分子由親共變成反共,原因何在?筆者在《台獨背後那只不為人知的黑手--從陳映真先生病逝談起》一文中也曾做過一點分析:

【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美國及大陸資產階級自由化高官對台灣左統派的釜底抽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後半期,美國在中國大陸知識分子群體和黨政高官群體,培養了大批親西方或者說親資本主義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就連趙太爺這樣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在那個時間段竟然成了黨的總書記,而《夏潮》一代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被這些大陸資產階級自由化高官和知識分子視作“極左”並對之進行打壓和嘲諷。如果說台灣左統派在蔣介石、蔣經國血腥屠殺下仍然可以頑強堅持和成長的話,來自祖國大陸內部的釜底抽薪,對台灣左統派最根本的、最大的打擊。

……

80年代後半期以來,美國在大陸成功的思想文化滲透,抽掉了台灣左統派們得以發展壯大的政治根基。對於解決台灣和香港問題,大陸官員尤其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更樂於和港台富豪及國民黨高官打交道,自20年代到70年代中共在台灣多年經營所培養的左翼社會主義力量,包括1950年初被台灣槍斃那1100多派到台灣的精銳幹部,都被這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背叛和拋棄了。他們拋棄了中共群眾路線,並且目光短淺,看不到在台不得民心的國民黨高官早晚要日落西山,把和平統一的希望寄托在這些人和大資本家身上,不註重在台灣普通人民中間發展力量,更不懂得利用台灣曾經強大的植根於台灣人民中的左統派力量。

從1987年至1989年,以趙太爺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日益發展壯大,並且在1989年差一點將中國共產黨推向亡黨亡國的歷史深淵。這股勢力在90年代上半期成功潛伏下來,並在1998年後順利地在中國推行了新自由主義改革和市場原教旨主義改革,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程度,國有資產流失程度,醫療、住房等公共福利領域的市場化程度都已經遠遠高於很多資本主義國家。在這種局面下,台灣左統派即社會主義統一派的政治邏輯和政治敘事,已經被徹底瓦解。既然在大陸思想輿論和實際經濟政策中,都如陳映真說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西化派、買辦化“智囊”進行統治,台灣左統派如果要堅持親大陸和統一,就必須淡化和取消自身原有的堅定的社會主義立場;如果要堅持社會主義立場,就必須批判大陸占主導地位的西化派、買辦化“智囊”及資產階級自由化官員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改革,這必然使自己進一步遭受大陸的政治冷遇。因此,台灣左統派在1987年之後一直處於一蹶不振乃至走向土崩瓦解的狀態,而本來影響原本比左統派小的台獨勢力1987年後就順勢把控了台灣黨外民主運動,進而把控了台灣政局的領導權。

……

換句話說,假如1987年後以鄧力群為代表的大陸左翼社會主義政治力量仍然能夠在政治權力核心樞紐占據一席之地,從而抑制資產階級自由化勢力的發展壯大及抵制後來新自由主義改革的激進推進的話,那麽今天台灣左統派的力量至少可以形成和台獨勢力形成強有力抗衡的局面,那麽在高雄擔任市長的,可能不會是台獨分子陳菊,而是類似蘇慶黎這類即便是台獨元老也不得不敬重的左統派骨幹。在台灣左統派成為主流政治力量前提下,如果大陸不犯幼稚性錯誤的話,台灣與大陸的和平統一在國民黨土崩瓦解的今天必然成為可以期待的現實。】

回到龍應台及《我的祖國》這個話題,其實新中國前三十年類似《我的祖國》這樣可以傳世的經典之作非常多,然而自87年以後,在趙太爺及其強大政治勢力的幹擾下,港台反共文化成功反攻大陸,大陸流行的是張賢亮、莫言等為代表的低俗的反共文化。以《我的祖國》為代表的革命文化到今天有點要絕後的感覺。我們在香港、在台灣之所以還有類似周偉立這樣的大學校長和支持統一的愛國力量,很大程度上還是依靠前三十年的文化遺產和政治遺產,從這個角度看,趙太爺及其強大政治勢力對改革開放的擾干破壞可謂罄竹難書!

( 時事評論教育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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