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事件後，中國政治的走向

對政治改革，樂觀還是悲觀？

        對許多人來說，「薄熙來事件」是個意外；但正因其是意外，所以，它對中國政治的影響，也很可能出乎人的意料；究竟會是怎樣的影響？是好是壞，人言言殊，自有各方面不同觀點的解讀。

        為什麼會有影響？因為薄熙來不是一般人，他是一個很有作為，而且所做所為獨樹一格的人。他出了事，使他的所做所為，立刻成為一項「遺產」，不處理不行。

        於是，有一種比較樂觀的看法，認為薄案勢必造成中國的政治進步。因為撇開薄個人犯的案子不談，薄的施政，至少在某方面，在反腐、打黑、社會公平等方面，是有成績的，是得民心的。於是，如果只因為刑事案等等原因處理了薄，也一併否定或忽視了薄的政績，那一定造成人心浮動。所以，為了平穩人心，除了薄案的處理必須更講究證據之外，中央勢必推出一系列反腐、打黑的具體措施，以證明這並非薄的專利，並非只有薄才有能力做到。唯有如此。才能沖淡人們對薄案「政治鬥爭」的連想與附會，沖散因薄案而凝聚起來的懷疑中央的民意。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一陣子，各華文網站對大陸政治前景持樂觀看法的帖子很多。基本上，都是這個思路。

        但在另一方面，也有悲觀的看法，認為薄案顯示胡溫領導的中央不但沒有能力「有所做為」，而且要打倒「有所做為」的不同路線者；以刑事案為由去掉了薄，打掉不同路線的可能，再以高壓封住異議者的聲音，繼續以「穩定壓倒一切」來維持社會秩序。結果，中國將陷入表面上一灘死水，實際上危機四伏的險境。舉其任由此一情況發生，不如高調支持薄，給中央施加更大的壓力，力保不同路線的可能。

        支持薄，反對胡溫，最根本的原因不是針對某個人的偏好，而是希望中國出現一個有大作為的政府，大破大立，整頓沈痾，解決貪腐、不公等種種現象，消除社會不滿，以使中國能集中精神，走上強國之路。

        嚴格說來，後一種思路，其實沒有沒反對前一種看法。只是他們認為胡溫擔當不起如此之重任；甚至更極端一點的說，他們認為，在中國現行的集體領導的體制之下，一切都要講平衡、搞妥協，於是，能上台的都是保守膽小之輩，不可能出現有作為、有能力的領導者；中國的改革將因此而遙遙無期，在死氣沉沉與動亂之間游走，前景悲觀。

        問題的關鍵似乎在於，中國能不能出現強有力的領導者？

中國需要「強人政治」還是「庸人政治」？

        在薄案發生之前，面對2012年的換屆，我個人也經常思考，中國到底需要一個強勢的領導？還是弱勢的領導？此二者各有利弊，前者大政府而小社會，改革的主體在政府，速度快效率高，但由於社會是被領導著前進，這種情況下，是否真能顧及各方平衡？會不會出現意想不到的問題？而且，強勢領導若在方向上出了偏差，誰來糾正？至於後者，小政府而大社會，改革的主體在社會，速度慢、甚至有點雜亂，但由於發自社會，各方平衡之下，會比走得比較自然而穩妥；然而，在方向上，會不會變得平庸？比如只注重個人的權益，討好群眾，而忘記了中國邁向大國的理想？當然，在二者之外，還有一個憂慮，那就是，會不會政府在領導方向上是弱勢，但在壓制社會活力方面卻成了強勢？如果這樣，那就成了最不好的狀況。

        在薄案發生之後，我個人有一點新的思考。許多文章都說，中國大陸的改革，進入了深水區。我以為，這個「深水區」，不僅是從改革開放的這三十年來看，而要從1840鴉片戰爭以來的這場大改革來看。清末以來的所有改革，都有一特色，就是「自上而下」。改革出自少數知識份子的呼聲；知識份子要主導這場改革，所採用的方式，無非「乘權得位」，也就是掌握（或至少是參與）最高權力，然後藉由權力來實現自己改革的想法。清末的自強運動，發動者本身就是政府高層；維新運動，發動者努力打入政府高層。孫中山革命，共產黨建國，本質就是把自己變為最高層，建立政府，主導改革。

然而，從孫中山開始，「積四十年之經驗」（國父遺囑），已清楚認識到，革命最重要的就是要「喚起民眾」，民眾才是政治的真正主體。毛澤東更是「相信群眾」不離口。（當然，毛更擅長的是「發動群眾」，「發動群眾」去貫徹自己的意志，而非群眾自身的意志。從某個角度看，毛的失敗，就敗在他太急切了，敗在他個人的意志，脫離了群眾的實際想法，姑不論這個意志本身是對是錯。）

        雖然孫、毛都已注意到了改革的主體是群眾，然而，在他們的時代，「群眾」只能是渙散的、愚弱的，是被領導、被整救的對象；此所以中國不能不是強人政治的局面。強人政治自有它的好處，但強人若犯了錯誤，也必是一場可怕的災難。所幸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在中國近代史中最大的意義，就在於它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產、中智階層，創造了一個庶幾可以自立的公民社會。這在中國歷史上是首見的，不僅是一百七十年來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件特別重要的大事，也絕對是整個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從以上的觀點出發，我們對於眼下這個政治局面，似乎可以有一點新的認識，那就是，不再出現強人，似乎是合於歷史趨勢的。因為中國的這一場大改革，已逐漸由「自上而下」、政治優先的局面，變為「自下而上」、社會優先的格局。我曾在前一篇文章中論述，「社會推進政治」，本是國家的常態，但中國作為被欺壓的現代化後進國，勢必只能先由「政治領導社會」來穩定局面；如今，這個「階段性任務」似乎已到了完成的階段，國家發展似到了翻轉回「社會推進政治」之常態的關口。

        如果中國社會夠壯大、夠理性，則中國的政治、中國的政黨與官員們，則勢必無法抗拒改革的潮流。因為，他們的正當性，完全來自順應時代、順應民眾的要求。打天下的一代已經過去，由打天下而坐天下的理由已不存在；「主義」、「思想」等自我正當化的意識形態也近乎失效；由於沒有民主投票等現代西方國家政府正當性的產生機制，也就是沒有「可見的民意」之加持，那麼，執政的政黨、官員，對民意、民心的敏感性，在理論上，應該更高於經由民主投票選出來的政府。

當然，「敏感」歸「敏感」，敏感之後的行為反應是否正確，則又是另一回事。我們固然可以假設政黨、官員都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施政，然若缺乏正當性，則自身利益必然是保不住的；因此，他們必須十分聰明而敏銳地在「逐利」與「得民心」之中保持平衡。除非利慾薰心到麻木不仁，否則，只要保持足夠的敏感性，那麼，不正確的行為反應（施政），也會在社會的反撲或反感之中敏銳地被察覺，因而有修正的機會。

        因此，我認為，前述「拙於強勢領導，卻勇於鎮壓社會活力」之最糟糕的局面應不會出現。這不僅是因為執政黨尚未昏聵到如此地步，更因為集體領導的格局，使「強力的鎮壓」與「強勢的領導」存在者同樣的難度。如果認為後者不可能，就不必擔心前者。（如果認為前者仍不能排除，那後者也一樣不能排除。）一個缺乏強人的集體領導，使政治勢必在社會的壓力下，逐步地走向法治，也就是制度化與客觀化。步履或許蹣跚，進三退二也在所不免，但大方向只能是如此。

與其關心政治，無寧關注社會

        因此，我們對於中國前景的觀察，與其注意高層的政治路線，不如更加關注社會的具體情況。當然，觀察社會，要比觀察政治更加複雜而困難。觀察政治，我們只需注意路線問題；因為由上而下的領導，勢必確立路線，制定綱維，然後綱舉目張，脈絡分明；所以，我們只要善於「提綱挈領」，就可看出大勢所趨。

但由下而上的推動改革則要複雜的多。表面上看，社會的變化重點往往落在一些有代表性的具體事件上，但事件背後所代表的社會力量消長分合則非常複雜，因此要出現相應的整套的詮釋思維與解決方案，其實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往往只能在具體的事件上尋求個別的解決方式；再經由眾多的事件與眾多的解決方式彼此堆疊，由此而逐步擠壓、催生出與某類解決方式相適應的新的思維或制度，此所謂「制度創新」、「學術（思維）創新」。

可以想像，這個過程可能是十分複雜、千頭萬緒而又迂迴多變且曠日廢時的，而且，最後之改革成功與否，還要取決於社會上層（思維與制度）的「創新」能力。因此，從觀察社會動態來做出政治走向的判斷，本來就非常不容易，更何況中國社會如此龐大，地區、經濟發展、及各方面程度的差異如此複雜，加之歷史因素經緯萬端，觀察起來，也就可能有如瞎子摸象，很難不各執所見而以偏概全。

        那麼，我們到底要如何看待現在的中國社會呢？很多人認為，目前的中國社會是道德瓦解、貪腐橫行、奢華當道、權錢崇拜…，是徹底笑貧不笑娼的社會。我個人並不生活在大陸，缺乏親身的體驗，又不專作社會研究，沒有足夠的統計數據。但依我的觀察，目前的中國社會，縱有眾多的負面現象，但至少有以下幾點好處：

一、反省能力強。雖然各種關於道德敗壞的傳聞不斷，但同時，批評的聲浪也逐漸升高，這代表社會的良知未泯，有一定的反省能力。請注意，貪腐和批評貪腐者，可能並不是兩批人，而是有許多人，在現實上依於形勢而多少貪一點（別人都貪，我不貪白不貪），但這畢竟造成良心不安，所以在心態上，是反貪腐的。這並非人格分裂，而恰恰相反，表示反貪、反墮落、期盼清廉的聲音是普遍的，只是現實上缺乏扭轉形勢之關鍵力量。這與貪腐已根深柢固相沿成習見怪不怪者，不可同日而語。

二、仍然具理想性與使命感。由於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一神教的傳統不同，中國人的終極關懷，往往並不表現在宗教方面，而表現在對歷史文化的使命感上（如張橫渠有名的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平」）。這一點，依我個人之觀察，中國大陸的表現比台灣來的好。台灣由於「台獨」橫行，影響所及，忌諱一切與中國有關的東西。於是，復興民族的歷史使命感，在台灣幾成絕響。於是乎台灣人在國家方向上的迷失，遠比大陸要嚴重的多。（即便台獨，也提不出任何集體性的理想。）而中國大陸，一方面是祖先的餘蔭猶在，一方面是由於現實上的大國地位，使一般人仍有較多的歷史使命感；雖然對中國文化的見解可能不同，但復興中華的心願卻是一致的。

三、媒體比較講理。不管講得有沒有道理，至少以「講理」的形式出現。反觀台灣，卻直接上升到為「人多勢眾」而拉攏群眾的對抗，而懶於細密的講理。

有時，歷史的發展真的十分弔詭。台灣能有比較自由開放的媒體環境，這與當年媒體上種種「講理」的文章大聲疾呼有一定關係；可是，當自由來到之後，媒體表現的卻是極為媚俗，不再流行「講理」。這似乎已成為台灣社會最令人哀嘆之處。反觀大陸，有一定的言論管制，反使得任何言論的出現，比較重視自身理論的完整性，這與台灣早年的情況相似。簡言之，一定的管制，反使得「突破管制」的努力必須更要「以理服人」。但沒有管制之後，反而「以力（勢力）服人」即可；因為「多數」最重要。

當然，以上所說，並不能簡單的解釋為我主張要有媒體管制。這問題比較複雜，與市場大小有關，也與台灣政黨惡鬥的風氣有關。但無論如何，現在呈現出來的事實是，大陸媒體有比較多的長篇大論的分析與討論，而台灣，除了少數特定評論家（如南方朔），千字以上的長文幾乎絕跡，即便是做專題，也必需做成多個輕、薄、短、脆的文章。

四、社會持續走向開放自由。前一陣子，我在網上看到一條並不起眼的消息，指出今後民間社團的成立，只要報民政部，而不需要報專業主管部門的核准。（http://news.sina.com.cn/pl/2012-03-28/075124186050.shtml）我認為這是極重要的一步，代表人民的結社自由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結社自由，才能展現社會蓬勃的生命力與創造力，為社會上的各種「創新」開啟了大門。當年允許民營企業，為經濟帶來創新與活力；同樣的，開放民間自由結社，也必定為釋放社會活力，開展多元創新帶來新的局面。

我個人認為，開放的社會遠比民選投票的政治制度更為重要。以台灣經驗來說，許多大陸客來台，看到台灣優美的一面，其實都可在台灣多元開放的社會團體之中找到來源，（反之，台灣不好的一面，則多半可與政黨惡鬥扯上關係。）例如，在台灣政治解嚴之前就出現的「慈濟功德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創世基金會」、「嘉邑行善團」等，對台灣社會的正向發展，其實有重大的作用。台灣現今志工（志願者）團體蓬勃發展，與此有極密切的關係。今天中國大陸這一方面的開放，說明了執政者的眼光與彈性。

當然，如前文所述，一個社會可以觀察的方方面面太多了。以上所舉數端，究竟是「見其大者」還是「以偏概全」？就只能交由讀者諸君自行判斷了。此外，我對中國大陸也並非沒有憂慮，最憂慮的就在於思想與制度的「創新」一事上。目前為止，確實還拿不出可喜的成績。所幸注意到此事重要者已多，且更開放的民間結社，也為各種創嘗試新提供新的可能。

總之，當改革的主體既已逐步落到社會身上，套句學生作文常用的俗話，我們每個人，都有為改革出力的機會。與其寄望於少數的領導人，無寧更該從要求自己身邊的事情做起。「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篇）我們自己的力量，可能比我們想像的還要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