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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民主選舉可以讓我們看到什麼?
2012/01/16 18:02:34瀏覽1127|回應4|推薦9

                台灣的民主選舉可以讓我們看到什麼?

        台灣2012的大選落幕了。據說大陸網站全面開放了有關台灣選舉的訊息,許多人關注,並且有不少人表達了羨慕之情。

全民普選的民主制(西式民主,以下所提到的「民主制度」,即指此而言。)確有它的好處,但它也造成了政治社會制度上的整性改變,帶出了新的問題。如果我們只看到它對現有的個別問題有如何如何的好處,而忽略了這個整體性的變化可能帶來的後遺症,不免是「見樹不見林」。不過,既然大家對這次台灣的大選很有興趣,本文也就以此為引子,談一談民主制度對台灣的「林」造成了什麼影響。

選戰的「政見」水平非常低

        這次選舉,內容十分平淡,乏善可陳。這不只是由雙英的性格所決定的,而是台灣已走到一個「無論述」的時代。看三個候選人的辯論便可明白,除了圍繞九二共識的爭議,幾乎沒有關於重大政策的辯論(「三一一」後,核能政策熱鬧了一陣子;「國光石化」後,產業政策也熱鬧一陣;但選舉竟然都不談),更不用說關於「國家未來的方向」這樣的大題目了。(而即便是「九二」的爭議,若非後來企業家出來相挺,也不會形成吸引人的焦點。)沒有論述、沒有宏圖遠略,政策貧乏,甚至看不到任何有深度的選戰策略。

        本來,宋楚瑜的參選,令人有一點希望;我曾在天下寫了一篇文章,指出唯有提出新的論述,宋的參選才意義。(http://blog.udn.com/alpha1960/5581760)然而,原本企望可以令人耳目一新的論述(如宋所謂的「台灣價值」),卻是石沈大海,渺無蹤跡。而宋的選戰策略,因之也毫無特殊之處。

        沒有論述,代表沒中心思想,因之也沒有政策、沒有方針,沒有方向感。沒有方向感,就沒有清楚的問題意識,那麼,遇到問題,就只能因循、只能瞎抓、只能短視近利;其反反覆覆,便在意料之中。揆諸台灣政治的現實,不論那一黨執政,似乎也都是這樣。

        嚴格說起來,台灣曾經是有論述的。早期就是「反共復國」為代表,但這論述無法化作選票,在「台灣優先」之前,就棄甲而逃了。「台灣優先」,其實就是「台獨」的包裝。喊了二十多年之後,因為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加之台獨者的行為不端,(正因其沒有任何實現的可能,甚至沒有下手處,所以喊此口號者,不碰實務還可以當個「理想主義者」,一碰實務就不得不成為騙子。既成為騙子,還有正心修身的必要嗎?此即台獨人士一旦掌權,便無法抵擋貪腐的深層原因。)此一論述已成強弩之末了。然而,為什麼沒有新的論述誕生?

        還記得2004二顆子彈之後,藍軍痛定思痛,認為今後當有新的論述,否則只能被民進黨牽著鼻子走,只有挨打的分。然而,八年過去了,我們仍然沒有看到任何有意義的新論述;馬英九與其說是用「不統不獨不武」打贏了四年前的選戰,無寧說是利用阿扁的貪腐打勝的;而四年之後,這個毫無正面內容,全沒有實質意義與積極性的「不統不獨不武」,卻儼然有了「論述」的光環,並且貌似還真的有它的作用。(請看馬英九在辯論中,以此逼問蔡英文,是多麼的得意洋洋。)這是怎麼回事? 

「選舉」其實就是一場行銷大戰

仔細觀察台灣此次選舉,將會發現,除了「三隻小豬」、「平安符」、「柿子一斤幾塊」等吵得震天軋響之外,真的看不到什麼政見的主軸。什麼「十年政綱」、「黃金十年」等,各種「白皮書」照例滿天飛,但還有誰把它當回事?選舉當然免不了花招,但是只有花招而沒有實質,沒有主軸,無怪乎「不統不獨不武」那毫無開創性的東西,也儼然像是新的論述,在一片昏黑之中,熒熒燭光也就宛如熊熊火炬了。

那麼,台灣真正面臨的問題是什麼?台灣的前途在哪裡?真正的議題就在重重的行銷包裝中消失了。所有腦筋清楚的人都知道,台灣的未來,只有與大陸合作,才有真正的前途。不論是出自文化意識的理性要求,還是出於功利意圖的利害判斷,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結論。唯獨在情感上,許多人不能接受。然而,不幸的是,所謂「選舉」,其實質就是一場訴諸情感的行銷大戰。愛看台灣政論節目的朋友,一定會經常看到一個畫面,就是每當討論到問題的重點時,就會有人說:「…問題是,你跟選民說這些沒有用,…太複雜…,選民聽不懂…。」台灣名嘴趙少康就曾說:「選民就跟顧客一樣,他不買什麼,一定是理性的,有一堆理由。但他要買什麼,則是感性的,隨便編個理由就行。」一場感情動員的行銷大戰,誰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令人「傷感情」的論述呢?

        於是,雖然明眼人都知道台灣需要的新論述是什麼,但問題是,沒有人敢提出來;敢提出來的一定不是政客,且必定遭到政客與媒體的冷處理。很簡單,因為他們令人不快,他們沒有票房。(媒體與政客利害一致,都要票房。)

政治人物的內心有宏圖遠略嗎?

        為了選票,政治人物不得不講媚俗的語言,玩淺薄的遊戲,辦幼稚的活動。不耐這種情況的人,往往會自我安慰:政客們為了選票,不能講「真心話」;但他們都是高知識份子,他們心中應該另有「真正的想法」,另有一個祕而不宣的「宏圖遠略」。是這樣嗎?答案很很可是:並沒有。他們確實有一些「祕而不宣」的謀略計算,但並沒有真正的關於治國的「宏圖遠略」。

為什麼沒有?最主要的原因是:「選舉永遠沒完沒了」。於是,當選之後,首要之務是贏得下次選舉。因此,所有施政的考慮,也都是為下次選舉。李登輝就深切體認這一點,所以他非常露骨的說:選贏最重要,輸了政權就什麼都沒有。而選戰一個接一個,你能期望政客有什麼選舉語言之外的治國遠見?就算有,在選舉的壓力下,也難以經由公開討論而形成合邏輯的完整論述。因為,要吸引群眾、討好群眾,不是一時的,而是永遠的;所以「深入的討論」與「構造完整的邏輯」等等,就因為離群眾太遠,顯得全沒有必要。

尤其在台灣,每一次選戰都像在搞「生死存亡」之戰;徹底的情緒動員,加重了「輸不起」的壓力。在此情況下,要求一個政客具有歷史使命感,要求他的思維擺脫選舉的勝負,要求他不媚俗,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政治不隨選舉而淺薄化、幼稚化,那也幾乎是不可得了。

        2000國民黨選敗後,有一種十分務實的主張,那就是:既然我們「愛台灣」比不過民進黨,那我們就「跟」;民進黨主張什麼我們就主張什麼,他拿九十分,我們沒有八十也有七十。但兩岸政策民進黨就無法跟我們,我們在兩岸政策上拿九十分,民進黨一半也拿不到;加起來,我們就贏了。

        諸位看官會不會覺得很可笑?這能算是政策嗎?能算是策略嗎?細究起來,這裡面有多少的矛盾與扞格?但誰管?誰在乎?選舉達人趙少康、陳文茜都這麼主張,而馬英九,顯然就是這麼做了。於是我們發現,民進黨一切「愛台灣」的主張,馬英九都跟,而再加上一個「兩岸和平」。而且,十分神奇的是,從這次選舉結果來看,這樣的「政策」(如果還能算是政策的話)居然是靈驗的。

政治淺薄化是選舉的必然結果?

        綜合以上所說,我們很難否認,全民普選,造成了政治趨於「淺薄化」現象。

        請注意,「淺薄化」的不僅是選舉,而是整體的政治文化。過去台灣引以為傲的經濟發展,從李登輝時代起,就不再有任何具實質意義的規畫了。什麼「亞太營運中心」、「兩兆雙星」、「生技產業」等,全成了鏡花水月;就連重要的社會政策,如「全民健保」、「老人年金」、「老農津貼」、「十二年國教」等,全是因應選舉的急就章,(各種「加碼」大戰層出不窮,最近在「老農津貼」上,不是又上演了一回嗎?宋楚瑜更把國教加碼到十五年,豈不是亂開選舉支票?又,有人以為台灣的全民健保很成功,但那只是一個片面,且看楊志良如何為「二代健保」焦頭爛額,看台灣各大醫院如何招不到內、外、婦科的住院醫師,其「成功」很可能只是一種「竭澤而漁」的假象。)各種「選後兌現」的「喊價」、「加碼」,使任何人勝選也不能免除財政困窘;亂開社福支票亂用錢,以致經建、教育都受影響。問題很明顯,政客都知道,但誰也改不了,因為要勝選啊!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民主選舉固然有助於建立一個保障個人自由的社會,但其付出的代價也不可小覷。如眾所周知的,選舉表面上講政見講人品講能力,實際上就是一場行銷大戰,所賴的無非「金脈」與「人脈」(後者尤為東方社會所重),於是這就埋下了「政商勾結」與「角頭政治」的巨大陰影。這些問題討論者已非常多,本文不打算全面細論,我們只把問題集中在「淺薄化」這一點上。

        我們關心的是,這種「政治淺薄化」,究竟是台灣特有的現象,還是民主選舉所必然帶出來的問題?如果中國大陸不可避免的也要走向民主的道路,那麼「淺薄化」的現象可以避免嗎?此一現象又會造成什麼後果?

        我個人的看法是:「淺薄化」的根源在於「選舉」這種政治結構。當然,台灣因為「國家認同」的畸型現象而使選舉有高度的緊張性,「情緒動員」無限上綱,使此一問題更加明顯與惡化;但這現象的本質卻不是台灣所獨有,而是在民主體制之下一定會出現的。

        一旦出現了此一現象,政治受「流俗」所牽制,「簡單多數決」形成的「民粹」,對國家邁向高遠的目標,自然是不利的。

        當然,一定有人會反駁,指出歐美等民主先進國,實行民主普選有很長的歷史,(事實上並沒有,美國開放婦女投票未滿百年,黑人投票的歷史就更短了。)至今仍是世界的領袖,並沒有看到發展放慢或國家大政見識短淺的問題。

民主的「先進國」與「後進國」,有本質性的區別

        對此,我必須說,這是民主「先進國」與「後進國」有著本質區別的問題。在歐美,政治的「民主化」與其他種種的「現代化」,基本上都是內發的,也就是社會自身發展演變下的產物。在社會發展的要求下,政治體制作了相適應的調整。基本上,政治是社會進步的反應,它的功能主要在於協調各種社會力量,適當反應整個社會的意願,而非領導社會前進。

        但對於民主的「後進國」來說,情況就完全不同。以中國來說,「民主」的出現完全是西方帶進來的。由於西方「現代化」的先進性,擊敗了中國自身的傳統;種種「西風東漸」使中國社會瀕臨解體崩潰,於是中國不得不「師夷之長」,以政治力量來改造自家社會,(包括政治文化自身)。換言之,一百多年來的中國之政治,其實負擔一個「改造社會」的使命。因為如果沒有一個強有力的政治來領導社會、改造社會、重整社會,則中國社會要嘛陷入長期的混亂失序,要嘛成為西方的殖民地或次殖民地,隨之中國文化也將無所附麗而最終消亡。

        坦白說,今日之世界上雖然有二百多個國家,其中大多數為「民主後進國」;他們雖然在形式上擺脫了殖民,甚且具備了民主選舉的政治制度,但在文化的實質上,卻仍無法擺脫作為殖民宗主國的附庸地位;就不要說種種的社會政經制度了,就連代表文化最基本的語言文字,都是其殖民宗主國所留下的。(或至少留有大量的印記。)文化徹底被摧毀,寧不哀哉!

        自清末起,中國學者政治家們,對這一點其實看得很清楚。康梁保皇,但聲言「保大清所以保中國,保中國所以保文化」,充分說明要以政治的力量來保住社會、保住文化。孫中山革命成功後,盱衡中國實情,於是有了「軍政、訓政、憲政」三期的劃分;「軍政訓政」,就是改造民眾、改造社會的意思。雖然此一主張倍受政治學者與自由主義者們的嘲諷抨擊,但孫中山作為一個政治的實踐者而非空談理想者,畢竟有其「不得不然」的深切體會。共產黨宣揚「無產階級專政」,但共產黨的領袖人物卻多學者出身,是傳統下的「士大夫」階級,有幾個是真正的「無產階級」?這同樣說明了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風潮也是以政治力來改造社會,而非社會發展下的自然產物。

        政治原本應是各種社會力量的綜合與集體價值觀的反應,不止西方的「先進國」如此,傳統的中國也是如此。在社會並未遇到外來挑戰的時候,政治所代表的「決定集體方向」與「資源分配」這兩大功能,在實質上是社會內部各種力量消長變化的反應。但當社會整體受到了外來者的侵入與挑戰,當社會的變化與問題不是自發的,而是因為受到外力橫加介入而產生的時候,社會與政治的本末因果關係便發生逆轉,政治必須取代社會對「入侵者」作出回應,政治決定了社會的發展方向。

        在十九世紀歐美列強橫掃全世界的時候,中國作為一個有著廣土眾民的文化古國,終於在驚濤駭浪中挺了過來。基本上,這一百多年來,這都是靠「政治力」強力領導、干預社會,一步步、一項項的進行改造的結果。這是一個人為的、長期的、而又極為龐大的「社會大轉型」工程,其中當然也有許多人為的錯誤而走了冤枉路,但不論如何,在「政治力」的帶領下,中國社會畢竟走了過來。從某種角度看,「政治領導社會」的格局,其最後一步,就在於還原為「政治反應社會」的正常形態。但問題是,目前真的是一個恰當的時機點嗎?如果是,那麼這「轉型」的最後一步該怎麼走?這既是「政治力」強力領導社會的最後一步,也是「政治力」自我消解,將社會發展的主導權交還給社會自身的一步;二者之間其實是有矛盾的;在相互拉扯之間,其輕重權衡當如何按排? 

中國必須成為世界一等強國,中國文化才能為全人類作出真正的貢獻

        我個人的看法是,中國要全面回歸到「政治反應社會」的形態,還差一點。差哪一點?就在於中國應當先集中力量,以成為世界的第一等強國。中國要成為世界的第一等強國,當然首先獲益的就是十三億中國人(包括台灣人)。獲得那些益處?隨便舉一點:若中國成為強國,則我們的年輕人,就不必個個都受到「學英語」的壓迫;我們對「學英語」的態度,就可以一如現在美國人對於「學外語」一般地輕鬆自在。這當然大大減輕了年輕人(乃至所有人)的負擔,減少社會資源的浪費,釋放更多的社會活力,使大家有更多的時間發展自己的興趣與專長,活得更為自信與自在。

然而,中國要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的重要意義,遠遠不是為了中國人自身的利益,而是為了人類全體的重大益處。因為唯有中國成為世界第一等強國,中國文化才有可能重新被世人(包括許多中國人)看見,而使世界真正的邁入「多元互動」的格局,激發人類更廣大的創造力;而非如現在這般受限於西方一元獨大的單一價值觀。

        正如康梁「保文化」的洞見,中國文化不僅是世界上唯一悠久的古文明,更是世界上少數真正產生偉大哲學思想的高等文化。有別於西方唯力是尚、重視競爭、追求進步的直線邏輯史觀,以及主客二分的客觀化思考形態,還有因此(「此」是指「主客二分」)而必須建立的一神信仰以解決人類精神歸宿問題的宗教形態,以及與此信仰相適應的個人主義精神,和由個人主義發展而出的民主法治社會等等這一大套的價值取向;中國文化精神所呈現出來的卻是主張和平的、追求圓融的辯證史觀,心物涵融一體而以主體體驗為主的思考形態(超越精神勝過概念的普遍化),因此而發展為超越自我、物我合一(人我合一、天人合一)的精神歸宿,並產生與此相適應,重視人情溫暖,以家族親情為價值基礎(所為「孝悌」),以「萬世太平」(俗化為子孫萬代之幸福)為終極關懷,以倫理教化(道德秩序)為政治蘄向的社會形態。總之,中國數千年文化,確實發展了一個深廣精微的內在精神世界,發展了一個「即物成物」、「隨遇而安」深具「中庸性格」(相對於一味追求變化或抗拒變化而言)的生活世界;此一世界在近世之物質主義強勢主導之下,其價值、其對人類文明之貢獻、其可有之優美生活形態與簡約生活風格等極為可貴的精神財富,都被掩蓋甚至被湮滅了。唯有中國富強,重拾中國人之自信心,中國文化的勝處才可能被展現,被重新詮釋,得到新的發展,生發出與現代物質文明相適應的形態,進而成為影響今後文明發展的一股重要力量,而真正的加惠於全人類。

        以上所說,乍看之下,好像只是「作文章」的大話,但事實上絕非空言,句句都經的起質問與檢驗。當然限於主題,我們不可能在這裡作充分的說明,只能作一種結論式的簡要表達。

中國必須成為一等強國,才能真正創造性地完成社會轉型

        基於以上的認識,中國之發展,若因民主選舉而帶來「淺薄化」的情況,則中國邁向一等強國的道路很可能再度中輟。而「一等強國」的重要性,除上所說外,若純就對中國自身而言,就在於摒除外力的干預,使中國社會的變化發展是由內生的力量來完成。這是正常社會的發展模式,也是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也是從「後進國」翻身而成為「先進國」的唯一可能。(為什麼中國的民主改革一定要由內生力量來完成?我有一篇討論民主改革與外來勢力關係的文章,請參看:http://blog.udn.com/alpha1960/1860489 

其實「先進」與「後進」的判別標準,本不在於「民主投票」或實施民主的時間早晚,而在於此一「民主」制度是內生的還是外加的。如係外加,則必與其原本社會有扞格難通之處。這在他國問題猶小,因為其他國家(如亞非拉諸國),其文化之完整性與究極性本來就比較淺,或本就屬於西方之旁支,故面對西方而採「盡棄其固有而從之」,對自己的傷害並不甚大。但中國不同,作為西方之外的文化大國,如果作為文化之重要因素的政治制度是外加的而非內生的,則引起的矛盾衝突,很可能導致所引進之制度「逾淮為枳」而錯亂失敗,使自己身陷於「落後」之自卑,而淪為永遠的「後進國」。所以說,所謂的「後進國」欲翻身而為「先進國」,不在於採用先進國的模式,而在於內生地創造出適合自己的民主模式,以完成自身社會之大轉型。

        讓我們設想一種極端的情況,即:中國全盤接受外力的指導,甚至把國家委託給外國人經營,全體國民絕對服從,讓中國成為一個與歐美先進國無異的一個國家,並且在經濟、政治、軍事上都是世界一等強國,然後外國人功成身退,再把政權還給中國人。果如此,中國是否就真的成為一等強國了?中國的歷史轉型是否就算完成?中國文化的復興是否就迎來了新的時代?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因為這樣,中國不過取得了「強國」的形貌,而在文化的實質上仍是西方的附庸,沒有自主發展的方向與創造力,仍然是一「後進國」的身份。(那怕只「後」那麼一點點。)

        全世界的民主後進國,至今無翻身而成為先進國之例。即如日本,仍只取得了「先進國」的外貌而已。(日本的問題比中國更大,乃在於日本文化本後缺乏原創性的高端的、究極的哲學。若日本人不能覺醒而回歸東方文化,則永遠只能是西方之附庸,造成日本民族的隱痛。此點孫中山亦看得十分明白。)中國是全世界唯一的希望。中國之成功,非僅是中國人之福祉,更有助於全人類文化的正面發展。在全球暖化與資本主義末路日趨嚴重之今日,中國文化復興之意義尤其事關重大。

「民主」在中國(台灣)所遭遇的問題

        為什麼說「西式民主」會使中國崛起的道路中輟?姑且不談理論而談實際,中國若貿然採取西式民主,則產生的問題恐怕不但不會小於台灣。有人以為台灣政治之亂象,是因為國家認同之畸型,造成兩黨如同水火不容的兩國,才會出現前文所說的各種怪象。中國大陸無此問題,則不必步入台灣之後塵。還政於民,則一如歐美等民主成熟國家,社會因解除限制而蓬勃發展,活潑多元,則必能反應為政治上之進步。

        如此設想,顯然太過一廂情願。不要忘了台灣因為「228」,可以在四十年之後令政治紛擾二十年;那麼,大陸自49年至78年,有多少的冤假錯案與政策失誤?如一旦全面普選,左右兩派攻防清算,則紛擾何止二十年?更何況任何國家在選舉初期,必然因為制度的不完備而造成舞弊、賄選等各種亂象;以大陸社會結構之複雜,路線爭鬥之分歧,此等亂象豈能不被擴大?加之若干西方勢力扼制中國的心態,見縫插針趁勢挑撥,則「選舉」到底是緩解了社會矛盾?還是擴大甚至是製造了社會矛盾?也就不難思過半矣。

        平情而論,西式民主選舉的政治制度,的確可以更好的保障個人自由,免於個人受到政治迫害。但對於防止貪腐、提高行政效率、社會資源分配合理、公平的司法審理、降低貧富差距…等等,民主選舉是否真的是解決這些問題的靈藥?從民主「後進國」的發展事實來看,顯然與某些人的理想有很大的差距。就以台灣為例,如非瑞士來的一封信,台灣是否有能力自行揭發陳水扁的弊案,其實還是深可懷疑的。

        坦白說,台灣民主運作的本身,在民主後進國之中,算是相當成功的,即便出現「二顆子彈」之奇案,也沒有造成社會的動亂。(請對比近日之俄羅斯選舉舞弊所造成的騷亂。)就某一角度說,這不能不歸功於台灣在解嚴之前的四十年選舉投票的經驗。其間經過大大小小的舞弊賄選(如中壢事件),終於使台灣在實務技術方面做到了公開、公平而且具公信力。(如全球獨一無二的半透明投票櫃。)但台灣的選舉政治文化卻仍然是如此淺薄,除了前述的原因外,我們還可以從觀察台灣民主動力的角度,進一步探索台灣民主的深層問題,並藉以印證前述「政治是社會之反應」的說法。

台灣「民主化」之動力來源

        台灣民主發展之動力,有一個獨特的地方,就在於台灣的「省籍問題」。所謂「省籍問題」,是指在1949年後的四十年內,握有台灣政治資源並佔據政府上層者,一直是居於少數的外省人;他們與佔多數的本省人,在語言與生活習慣上,多多少少有些差異,但最為關鍵的是,由於歷史經驗的不同,使他們在政治性的情感與集體方向(國家目標)上有明顯的不同。雖然外省人並沒有故意打壓本省人,但政經權力上層長期都是由為外省人所佔據卻是個事實;而又因為歷史經驗的不同,使本省人要認同外省人的政治目標有一定的困難,連帶影響了他們向上層流動的機會。作為台灣「多數」的本省人,自然會想要找回他們應有的地位與權力。該怎麼進行呢?「民主」自然成為最好的工具,因為本省人佔人口的絕對多數;更何況「民主」也是外省統治者所標榜的。

        坦白說,在兩蔣的統治下,尤其到了蔣經國時代,台灣在社會、經濟等各方面的方發展還是相當好的,並沒有階級對立或嚴重的貧富不均與社會不公。所以早期由外省人領導的民主運動(雷震等人),因為沒有群眾基礎而失敗了;然而本省人帶頭的民主運動卻能蓬勃發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具有「省籍問題」這個廣大的群眾基礎。到了90年代後,「省籍問題」可說成功地促進了台灣的政治民主。(李登輝操弄省籍意識的事蹟斑斑可考,就不再贅述。)但也從這個時候起,「省籍因素」因時間的自然延長而逐漸消退了,而台灣對「民主」的理解與追求似乎也就逐漸停滯了。當年自由主義學者們在媒體上對民主的熱情闡述與研討,不復見於今日。這反應在選舉上,就是我們看不見真正的路線之爭、理念之爭;台灣的政黨無法以左與右、自由與保守來區分,甚至無法以「統獨」來區分,而是以派系為主。所有的政爭皆淪為口水戰,選戰不是走從前「省籍動員」的老路(雖然不及過去靈光,但尚有餘熱),就是「搏感情」,透過人脈(情感關係)與派系(黑金隱藏其中)來動員。

        這種「台灣特色」的現象該當如何解釋呢?如果我們明白「民主」在台灣的發展動力,就不難明白,「民主」是一種本省人向外省政權奪權的工具(此敘述並無貶義),它並沒有社會內生的「權利意識」覺醒的過程,所以它的社會基礎是情緒性的,並不穩固;因而「情緒動員」或「賄選」都顯得特別容易。我以為,台灣雖然是個相當現代化的社會,但仍然缺乏西方「個人主義」的傳統,所以我們的「民主」,僅能得西方之外貌,卻無西方式的社會以為支撐。事實上,台灣在這十來年,已快速的向「個人主義」移動了,比如為爭取個人權力而興訟、而糾集同志,而上街的情況增多,按一定規格進行的社會關係增多,以人情為主不拘形式的人際關係減少,……等等,都是例證。歪打正著的「民主化」,確實產生了加速催生了台灣民眾自我權利意識的作用;雖然如此,但整體社會的底子畢竟還是東方式的,不同於西方的個人主義傳統,所以也難以產生西式政黨運作的模式。

探尋合於現實的「公共參與」之道

        此處,不免引人有深層的思考:我們應當為了民主,而將社會徹底轉型為西方式的呢?或仍應保有東方的傳統精神,而構思如消化改造民主運作的形式?台灣太小,一般人唯西方馬首是瞻,既無復興中國文化之擔當,亦無「世界強國」之理想,故在他們的心中不會有此問題。在他們眼裡,「東方文化」是貶義的(或至少不是不能西方相提並論的),於是「西式民主」脫離了西方文化與社會背景而成為絕對的標準(所謂「普世價值」),只敢期望將台灣社會改造成合於西方的標準,而不敢(也沒有能力)以東方傳統為主體,來反省西式民主的相對價值與局限性,更不用說吸納民主的精神(即與現代社會相適應的部分)而開創自己的模式,進而成為西方之外的另外一「極」而有益於全人類。

        對中國大陸來說,這樣的「台灣經驗」提供了非常有意義的參照體系。台灣民主的動力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與社會結構因素,並非如某些台灣人所宣傳的純粹是「追求民主自由的理想」。台灣因民主而引起的「算歷史舊帳」問題,在大陸一樣存在而且更為尖銳。台灣在走西式民主之路上所遇到的限制,大陸基於同樣的文化背景,一樣會遇到,再加上地域遼闊,人口結構複雜,問題只會更嚴重。而台灣因缺乏的歷史使命感而可以視為無物的問題,卻是大陸不應丟掉或即使丟掉也該找回來的。

        當然,台灣的民主化經驗並非都是負面教材,我們應該注意到「民主」帶來的寬鬆氣氛對台灣社會的正面影響。雖然幾個足以標記台灣重要社會運動的社團都成立在解嚴之前(如「慈濟功德會」、「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創世基金會」、「嘉邑行善團」(又稱「何明德行善團」,其創辦人曾獲麥格塞塞將)等等),但解嚴之後各類宗教、公益性的社團更如雨後春筍般蓬勃發展,也是不爭的事實。這代表一種正向的社會力量得以集結,反應社會自助自律的強大能量,不容小覷。從這個角度觀察台灣,與從政治與媒體方面看台灣,得到的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印象。是亂七八糟的政治解放了社會活力?還是不甚適當「上層建築」壓制民間活力的向上發展?此顯然不會有簡單的答案,值得我們進一步探索。

總之,隨著改革開放,中國大陸步入現代社會已是不爭的事實。於是,民主所代表的「公共參與」精神是不能避免的。問題在,我們應當建立什麼樣的公共參與模式?從台灣的經驗裡,我們應該看到一些更根本的東西,而放棄尋找一個「簡單答案」的幻想。

從晚清到北洋、再到國民黨與共產黨,雖然殺伐激烈,但從某一角度看,這也是一場接力賽;不論要保皇要帝制還是要訓政要共產,基本上都是以政治凌駕社會來改造社會。改造的目的,便是抵禦外侮,俾使國強民富。今天,中國的政治需要改革,便是完成這一連串接力賽的最後一步。這最後一步便與前面的改朝換代有根本的不同,就在於它的目標不是換一套新的制度強加於社會之上,而是保護社會在不受外力干預的情況下,自行生發出適合於自己的政治形態。換言之,這「最後一步」的改革,其實也就是回到「政治」與「社會」正常關係的第一步。這其中,必然是各種社會力量(包括現在的政黨)與各種意識形態彼此角力抗爭的過程,也不免會出現進二退一的曲折現現象,但以現在社會各階層(包括政黨)之間犬牙交錯的複雜關係以及彼此之間人員的自由流轉,以社會資訊之公開與言說論辯之自由程度,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是一個持續緩進的格局。所謂「摸著石頭過河」(翻成文言,就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本來就是社會發展的常態;以為有一個現成可用的答案,才是不了解歷史發展的誤會。所以,只要心態是開放的,我們對這「最後一步」政治改革實不必太過心急;與其想要套用某種模式而一步登天,不如多用力在具體的社會活動之中。「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論語》為政篇)不斷的摸索與各種機緣的碰撞,一定可以找到最妥適的「公共參與」之道。

附記:由於本文過長,為便於讀者諸君掌握本文的主要論點,特作摘要如下:

一、台灣的民主選舉呈現出「淺薄化」的現象。

二、「淺薄化」並非表面的,一時的;而是根本的,長久的。寄望政治人物在「淺薄」的外衣下有為國家著想的深謀遠慮,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三、「淺薄化」的原因有屬於「選舉政治」本身的結構性因素,也有屬於台灣的特殊原因。前者因後者而變本加厲。

四、所謂「台灣本身的特殊原因」,在大陸一樣存在,且更嚴重。

五、「淺薄化」問題在民主先進國(歐美)較不嚴重,因為政治本來就反應社會自身的綜合實力。但在民主後進國,則會使其國力永遠無法趕上先進國。

六、其實「先進」與「後進」的判別標準,本不在於「民主投票」或實施民主的時間早晚,而在於此一「民主」制度是內生的還是外加的。如係外加,則必與其原本社會有扞格難通之處。故「後進國」欲翻身而為「先進國」,不在於採用先進國的模式,而在於內生地創造出適合自己的民主模式。(必須是民主的而非其他的,乃在於進入現代社會之後,公共參與為必不可免。)

七、自晚清起,中國社會因外力入侵而瀕於解體,於是政治與社會的關係顛倒過來,政治必標榜某種意識形態,並呈現高度的權力集中以改造社會。

八、從歷史的宏觀角度看,中國百餘年來的極權,其意義就在於保住中國社會免於支解崩潰;而保中國之目的,在於保文化。倘若中國不能成為世界強國(先進國),則中國文化無從發揚光大,西方文化一元獨大,世界將失去雙元互濟之可能。此乃全人類之損失。

九、中國要成為世界強國,則必須抵抗外力以使民主制度成為內生的(創造性的)而非蹈襲的。而在社會強大到足以抗衡外力之前,政府適度的極權以抗衡外力成為必要;然極權之目的乃在保有社會之開放,而徹底開放則就不能排除被外力襲捲而去之可能(畢竟外力在此時仍屬先進)。故此即構成政治之兩難。因此,中國之政治勢必不能只有單一方向一貫到底,而必須是在交互進退之中緩緩向前。

十、台灣經驗表明,民主在台灣,基本上是作為奪權的工具(非貶義),而非社會內生之目的。以台灣並無西方之社會文化背景(個人主義、階級傳統等),故政黨政治僅具皮毛,與西方之政治運作大異其趣。

十一、        台灣應該開發合於自身文化的民主制度。可惜台灣太小,缺乏自信,沒有做世界大國強國與宏揚中國文化的遠大目標,故人人視西式民主為「普世價值」,而無人敢質疑西方民主制度之相對性與局限性。

十二、        然台灣社會之現代性,確實有很大的公共參與的需要與熱情。而襲取西方的民主制度,亦為此打開自由之大門,顯現了台灣社會的活力。然另一方面,媒體與政客,也因西式民主而充滿「逢君之惡」(「君」乃指全體人民)的輕浮乃至下流,此造成台灣社會的混亂圖象。

十三、        台灣經驗當可為全中國之借鏡。我們在肯定「民主」(公共參與)的同時,當摒棄找一現成模式的簡單想法,而應回到中國社會之現實與歷史脈絡中去探索。所謂「摸著石頭過河」,非無可奈何,而根本就是「發展」的常態。(請看英國的不成文憲法。)中國的改革當從社會內部去凝聚它的動力,而非再為單一目的而人為的設想全面性的制度變革。百餘年改革的「最後一步」,其實也就是回到「政治」與「社會」正常關係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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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網址:http://classic-blog.udn.com/article/trackback.jsp?uid=alpha1960&aid=6038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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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23 16:40 【udn】 我還找到這個網頁!地域 看清 性格 透過 大陸比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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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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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抱歉,竟然要分成四份
2012/01/17 11:52
中国大陆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发展的时间,当人均gdp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时候,相对的经济独立就算是基本达到,但相对的精神独立则需要更长的时间,那个时候才是大的政治改革,推行普选民主的时机。而现在的关键仍是发展,为民主打好基础,做好准备。
台湾民主最大的问题,不发达国家的民主最大的问题,都是因为没有建立在聚集地效应的发展上,如美国是世界性的聚集地,日本和韩国是本民族的聚集地。台湾是有条件,有机会成为中国的一个聚集地的,但台湾的民进党,相对于台湾而言是左派,向对于整个中国而言是右派,却是阻碍台湾成为中国的一个聚集地的根本力量,这方面与大陆左的排外思想阻碍中国成为世界最大市场的道理是一样的。
先聊到这吧,不妥之处,敬请见谅。
卜算子(alpha1960) 於 2012-01-26 17:20 回覆:

Hullo兄:您好。謝謝你看完了全文,並寫了很長的回應文。

您的意見,我大抵都同意。少部分我再解釋一下。

關於「外力」,如果您看了我的談民主改革與外來勢力的這文章http://blog.udn.com/alpha1960/1860489 ,就可以明我,我所謂的「外力」,有清楚的界定,而非指外來的思想、制度等。我在此文中,將「外來因素」與「外力」做了清楚的區分,此處就不再重述。

 

關於「民主」「普選」與「普世價值」的問題。

我個人並不把「民主」與「普選」掛上等號,但沒沒有一定反對普選。民主是一個基本的精神,一個探討合理的公共參與社會的精神。民主就是肯定「社會當由全體公民共同參與」的精神。至於「參與」的方式是什麼?是不是一定要「普選」?則可以討論。基本上,「普選」要求的條件比較高。西方國家,沒有一國的「普選」是一步到位的。這只要看一下西方政治史就知道了。但「後進國」,卻被迫「一步到位」,使得「民主」(普選)的進展不能與社會的發展相一致。

我個人不認為中國目前應開放普選。但我認為社會應有更大的自由,共產黨應逐步、有計畫地放手,讓更多的NGO、基金會等成長起來,逐漸讓公民的力量組成團體,在社會中生根。基本上,中共對「團體」還是很有戒心的,但我認為當逐步放寬,在此處,甚至該有一些抗爭。我個人認為,擴大社會參與的管道,比形式上的投票要重要的多。「投票」的國家多如過江之鯽,但這些國家,社會穩定成熟,社團蓬勃,有公民自治力量的確仍然是少數,無非就是我們熟知的那些國家。所以我主張,與其熱中於「一人一票」,不入針對你所關心的事(如環境、衛生、偽劣商品、電影分級等等)去奔走呼號、去爭取、去抗議。針對具體的事去工作,以此而形成例子,比爭取一些形式制度的變革要實際的多。事實上,這也是英國等老牌民主國家所走過的路。看看人家的不成文憲法,以及法律注重「判例」的精神,便可略知一二。

我也不喜歡「普世價值」一詞。因為這個詞,已被西方拿來當作在精神上壓迫他國的藉口。真正的「普世價值」,就是合於人性,但人性非常複雜,依文明在不同的階段,會有不同的要求。舉例來說,你怎麼可以要求一個尚在石器時代的文明去實現你現代人「尊重人權」的「普世價值」呢?任何具體的價值,都是相對的,沒有普世的。要講「普世價值」,那一定只能是抽象的觀念,諸如「愛與和平」之類的。

至於您提到的「聚集地」概念,我想是一個很可發揮的想法,或許你在這方面會有更深入的思考,我沒有特別的意見。

總之,謝謝你提的寶貴意見,很高興與你多交流。今年大陸的政府要換屆,希望新的一年,中國在各方面,都能有新的氣象,有更好的發展。


hu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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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咋回事呀?没有2000字呀!
2012/01/17 11:50
三、民主是什么?民主是普世价值吗?
民主是普世价值与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一样,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论断,但普选的民主与马克思主义都有平等的含义,普选的民主的一人一票,是形而上的平等,马克思主义的人人吃饭第一,是形而下的平等。因此,说普选的民主是普世价值,说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都可以说是正确的,但普世和普遍的关键都在平等,而不是民主和马克思主义本身。
平等,是很难做到的,一人一票的普选民主,与人人吃饭第一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实现平等的两种途径,但二者都是要有一定基础的,普选的民主需要相对的经济独立和相对的精神独立为基础;人人吃饭第一的马克思主义需要绝对的贫困和绝对的紧缺为前提。
中国刚好处于,绝对的贫困与紧缺,向相对的经济和精神独立转变的过程中,这一转变的过程,就是【千年未有之变】。
因此,中国大陆将来必然会实现普选的民主,但要强调的是,尽管普选的民主是普世的价值,但民主的实践却是各有不同,找到适合中国的民主之路,应该是伴随中国崛起的重要课题。现在台湾的民主选举,对与整个中国的民主有着及其重要的意义。

hu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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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7 11:41
二,中国的事情为什么不能名正言顺呢?
这不仅是话语权被别人掌控的,意识形态被别人操纵的问题,因为我们自己也无法自圆其说。李鸿章曾说,中国正经历“千年未有之变”,这个论断是十分正确的,这个千年未有之大转变,仅靠中国人自己是无法完成的,必须借助于外力,而仅是一种外力也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多元的外力,还要再加上连续的接力才可能完成。所以说,中国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被崛起】,与其他国家的崛起有着根本的不同。

崛起——是要突起的来,而不是凹进去,是高地,是聚集地,而不能是低地,洼地。中国现在的发展,主要是凹地效应的结果,根本就称不上是崛起,只能算是恢复,中国能不能成为聚集地,并且因为聚集地效应而发展呢?现在看是很有可能的,只要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最重要的市场就有可能,而成为最大的市场,最大的障碍就是排外的思想,所以邓小平说的中国既要防右,又要防左,其中主要是防左是对的,因为左的排外是中国形成世界最大市场的最大障碍。

左与右,有左派、左翼和右派、右翼之分,左派与右派产生的基础是利益,左翼与右翼的核心是精神,中国的左翼和右翼很少,主要是左派和右派的的力量,台湾和大陆都是如此。大陆、港澳台和海外的华人几乎没有著名的企业就是明显的例证,中国人,或华人都是普遍性的重利益而轻精神的,好死不如赖活着——是中国人和华人最大的特点,这个特点是既有优点,又有缺点的。但赖活着本身,好像也是一种精神,而且是根本的精神,因此也可这样说,中国人或华人重视根本的精神,忽略具体的精神。(好像有些跑题了,呵呵)

hu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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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好长的文章!
2012/01/17 11:31
卜算子兄好!预祝您新春快乐!过年好!
(哈哈,俺们北方人都是这样说的,不知您那里是不是也这样。)

卜算子兄应该是一个很较真的人,较真的人多是偏重理性的,俺也是这样的人,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却与您有所不同,咱们就探讨一下,没有谁对谁错,希望能彼此参考一下。(思考的快乐在于思考本身,而不是思考的结果,执着于思考结果的人,不是真正乐于思考的人,呵呵^_^)

一,台湾民主的浅薄化现象是必然的。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都是如此。台湾选的真是“中华民国”的总统吗?俺这样的人算不算“中华民国”的国民呢?拿来“中华民国”的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一看,无论台湾,还是大陆政府,很多地方都是违宪的,台湾还是根本性的违宪。可以说,两岸的政府都是【维持会】性质的,较不得真,真要认真起来,要么是跟别人过不去,要么是跟自己过不去。

思考——在现在的中国是一件残酷的事,如果中国的事情,大多都能名正言顺起来,中国才是真正崛起了,而现在还只是在恢复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