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傅建中的奇言怪論，論「世界公民」的荒謬與自私

自從加入會員，開了個部落格，卻因種種原因，一直未能寫點東西。今天恰巧有空，又看到中國時報上傅建中的一篇奇言怪論，就拿它開刀，小試一下身手吧！

        今天（九月三十日）的中國時報，刊出了老記者傅建中的一篇〈從中美文件看兩蔣悲劇〉的文章。http://news.chinatimes.com/Chinatimes/newslist/newslist-content/0,3546,110505+112006093000072,00.html

文章開頭就說：「…從好的方面說，蔣介石是堅守原則，擇善固執；從壞的方面看，蔣長期活在夢想（反攻大陸）的天地裡，已與真實（reality）完全脫節，造成他思想的僵化，不為外物所動。這樣的領袖，主宰台灣命運數十年，自是難免種下許多惡果，台灣今日外交與國際處境的艱困，蔣老先生是難辭其咎的。」接下來指出了老蔣對羅吉斯（美國務卿）的不夠禮貌；在加拿大與義大利將與我斷交之際，蔣不接受美國要蔣堅持不撤外館的建議，而「毫不猶豫的表示，只要左翼的義大利政府宣布承認中共，ＲＯＣ在義國的外交人員一天都不會多留。」作者指出，蔣這樣做，是基於中法斷交時的痛苦經驗，所以要「堅持國格」云云。蔣並認為這樣的決絕會有一些「嚇阻效果」，而作者認為蔣「愚不可及」。

        傅建中認為「台灣今日外交與國際處境的艱困，蔣老先生是難辭其咎的。」那麼他的意思是什麼？蔣當時是不是該主張「獨立」或「兩個中國」，才會給今日台灣帶來外交上的順利？如果這樣，他何必在別的文章罵阿扁主張台獨？原來罵阿扁，不是因為阿扁要台獨，而是因為阿扁不聽美國人的話；罵老蔣，也是同一個邏輯：人家美國人給你機會你不要，所以該罵。

馮什麼認為台灣的「外交」可以不艱困？

        這裡面有一個根本的問題，就是：台灣要底要不要所謂的「外交空間」？如果台灣自認是中華民國，而且這個中華民國是要跟老共爭中國正統的中華民國，那當然要「外交空間」，因為爭「外交空間」就是爭「中國主權」的一個環節。如果台灣只是台灣而不當中國民國了，或台灣雖然還叫中華民國，卻不與老共「爭天下」了，那台灣就不配要什麼外交空間，因為你是中國的一部分。請注意，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與「台灣」建交，所有與台灣「建交」的國家，都是與中國建交，而他們認為台灣就代表中國。反過來說，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與台灣斷交，所有與台灣斷交的國家，都是把對中國主權政府的承認，由台北改到北京去罷了。（最近教廷想要與中共建交，又再次把這個道理明白的說了一遍，以表明教廷從來沒有背棄任何一個國家。）從國際客觀的現實上來看，就是如此。

        台灣如果不是以「與中共爭中國代表權」的立場來辦外交，你就沒有資格辦外交，因為世界上並沒有「台灣」這個國家。你得先成立獨立的「台灣政府」才行，那怕是個流亡政府。如今沒這個膽，又想偷樑換柱的假借「台灣人民福祉」之類的搞台獨外交。其實，台灣與全世界的國家都斷交了，依現行模式，「台灣人民福祉」也不會有什麼變化。至於諸如「世衛」之類的，如真為台灣人民福祉著想，則應與老共協商；捨此不由，就是綁架「台灣人民福祉」來搞台獨。

        如傅建中之流，我不知道他憑什麼要台灣外交處境不艱困？「台灣外交處境艱困」是理所當然。如要怪老蔣，只能怪老蔣沒有能力幹掉老毛，讓大陸冤死了多少人。除此之外，沒什麼可怪的。老蔣堅守原則錯在那裡？不堅守原則，那就是台獨提早出現，台灣只有被幹掉的分，沒什麼「和平統一」了。

取代「國民」的「世界公民」根本不存在

        現在，我們把話題稍稍扯遠一點，像傅建中這樣的人，還有許多親美的所謂「高級知識分子」（包括許多國民黨的教授學者或某些藍軍的媒體人等），他們當然不是民進黨式的台獨，因為他們對台灣也沒有民進黨式那樣的所謂「本土情感」。他們可被稱為「獨台」，也就是政治上不觸犯美國老大哥，並當老大哥壓制中國的馬前足。他們只有利益，沒有民族大義。而緊抱美國人，隨美國亦步亦趨，就是最大的利益。他們的說詞，就是一會兒開口閉口「二千三百萬人的利益」（這是在討好所謂的「台灣人」），一會兒又自詡為「世界公民」（如李遠哲，最喜歡如此擺清高），看不起「民族主義」。殊不知「世界公民」頂多只是遵守共同文明規範的意思（雖然這個規範有時非常的「西方」，根本不「世界」），而不是可以以此來取代一國國民的身分。因為「世界」還有沒形成一個共同體；還有有出現一個有意義的「世界史」。也就是說，在現在與可見的未來，「世界」還只是國與國的組合，而不是國與國的融和。說自己是世界公民而蔑視民族主義，根本是不可能的，而只能是一種偽裝。

國家認同應該是土地認同還是文化認同？

        在這裡，我們不免要講得深一點。原來所謂「國家」，在應然層次上，它不只是「土地、人民、政府」這樣膚淺的東西，而必須有一個同體感，這個同體感，就來源於「歷史」。而歷史，又不只是時間之流而已，也不只是在時間之流中造成的相互熟悉與共同利益，而應該是在時間之流中所有的文明創造所形成的精神特色與成果累積。取其中的精華而捨其中之糟粕，就是文化。合言之，曰「歷史文化」。歷史文化就是我們真實的生命內容，也是一個民族真正的血肉。所以，依中國先聖的理想（而非依西方社會學家的分析），民族乃以文化摶造為主，而不以血緣種族為主。所以，依此應然之理，國家（或民族）之認同（「認同」（self-identity）應作「自覺」更為恰當。因為自我生命內涵是「自我發現」的，而非向外認取的；是實然而不能自由轉移的。此處姑且從俗寫作「認同」），其核心在歷史文化。當然，歷史文化的發生不能不有一個載體，那就是土地。但土地認同是第二義的，必須從屬於文化認同，而不能取代文化認同。雖然我們在現實上總是以土地來畫分國家，但這樣的畫分，只能是一種利益的結合（一群人在一塊土地上住久了，彼此利益分配達到和諧與平衡的狀態，於是形成利益共同體，排斥外來者。）沒有高遠的理想。反之，以歷史文化的認同來畫分國家，則國民才有尊嚴感與使命感；尤其當此歷史文化能顯現出光明正向的理想的時候，這一國家才有主持正義的熱情與力量。

        關於土地認同與文化認同的差異，我們從英、美兩國身上可以看到明顯的例子。當們他有爭執時，爭執的起源往往在於以地域的區隔而造成的利害衝突（如貿易等問題）；然而在遇到文化衝擊的時候，他們「血濃於水」的文化一體感就出現了。在這個時候，他們在政治上名為兩國，在意識上則實為一國。當然，由於他們的文化背景存有「白種人的優越感」等及其他更深層次的問題，使他們對待異文化不能光明正大。此乃另一問題，此處玆不論。

        總之，以地域為區分，實乃「小人喻於利」的錯誤；以歷史文化為主體，方能有「君子喻為義」的可能。今天動輒「二千三百萬人的利益」，實乃小人之嘴臉也。

民族主義就一定不好嗎？

        所以，以血緣來畫分的狹隘的種族主義是不可取的。民族優越感則是民族主義的墮落。真正健康的民族主義，它與世界主義的關係，我認為國父孫中山先生講得最好：民族主義是扁擔，世界主義是彩票，而彩票就藏在扁擔中。以為中了彩票就該丟了扁擔，結果扁擔沒了，彩票也永遠不能兌現了。所以秉持健康的民族主義，我們應該「聯合全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為世界盡一濟弱扶傾的責任」，「打不平，求其平」，「與歐美各國並駕齊驅」。民族主義不在搞對抗，而在求平等，「相觀而善謂之摩」，共存共榮，逐步自然地（而非用征服的）邁向世界一體，人類一家的境界。

        今天那些自詡為進步的世界公民們，捫心自問，你們可有一點孫中山先生所說的那樣的胸襟與理想？你們難道不是美國壓榨其他弱小民族的幫兇？你們理想中台灣，無非是要台灣美國化（照李敖的說法，其實是做美國人的狗），可有一點民族的尊嚴感與責任感？你們心中只有生活的舒適、便利與更多的利益；坦白說，比幼稚的台獨更自私，更無恥。

中共真的一無是處？

        傅建中之流的世界公民們，（其實更可悲的是卜大中，只是最近較少看到他的文章，所以沒拿他來開刀。）由於忠於他們美國主子的觀點，所以特別仇視中共，不分青紅皂白。事實上，中共建政五十多年來，在改革開放前，固然在內政上殺人無數，鬧得「千萬人頭落地」，但在外交上，不論文革前還是文革後，都沒有做出對不起世界人民的事。（徐復觀夠反共了吧，但徐復觀在時報出版的《論中共》一書中就如此說。）從周恩來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到現在的「多極世界、和平共榮」，都沒有什麼錯，也都沒丟咱們老祖宗「愛好和平」的臉。一天到晚說中共打壓台灣，這也不是事實。我看中共是打壓台獨，並非打壓台灣；只是在台灣都被有意無意的曲解。今天在台灣不論那個陣營，已形成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不能講中共好話，如果講，也要附上一些撇清的句子；這就是台灣民主自由的境界。

        回到傅建中的文章，他對老蔣的批評，完全是現實主義者的論調；其實老蔣在當時的情況下，「漢賊不兩立」地捍衛國格，並沒有錯，而且立場合理，內外邏輯一致；老毛在內部講話上，曾稱讚老蔣對一個中國的堅持，這已不是什麼祕密，流傳已久且未被否定。台灣之能有今天，還得感謝老蔣的堅持。反而是小蔣的堅持「三不」，恐怕有點「坐昧先機之兆」了。不過話說回來，當時對中共改革開放搞真搞假？會不會走回頭路？誰也沒有把握。所以小蔣的謹慎不為無因，也難以太過苛責。

        最後，我願再強調一次，唯有健康的民族主義，才是我們在這個世界上的唯一立足點，不論那一個民族都一樣。而任何一個台灣人，只要深切體察自己的生命內容、價值根源，拋開政治上的干擾（不論上優越感或恐懼感），則不能不回到中華民族的立場上來。自詡「世界公民」者，不過是以此為唯利是圖的遮羞布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