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理查·哈納尼亞】美國“鈀金雜誌”（Palladium Magazine）網站2020年12月14日發表了美國黨派主義與意識形態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artisanship and Ideology）主席、美國智庫“防務重點”（Defense Priorities）研究員理查·哈納尼亞（Richard Hanania）的評論文章：《中國的真正威脅在於其對美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威脅》

分佈在美國政治光譜上的各派力量已經達成了一項共識——美國必須更加認真地對待來自中國的威脅。就在特朗普時代行將結束的時候，美國國務院發佈了一份名為《中國威脅概要》（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的報告。這份報告堪稱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專家和政府官員集體智慧的結晶，其主旨是：美國各界應該齊心合力共同將中國擊敗。在報告的第一頁，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句話：“中國共產黨已經為我們開啟了一個以大國競爭為特徵的全新時代”。

如果特朗普本人（或者他所任命的那些官員）的確有一條貫穿所有外交政策的思想主線的話，這條主線就是：美國與中國之間的對抗關乎我們這個時代的國家安全。在特朗普時代，美國十分注重強化對北京的施壓，具體表現在：對臺灣地區給予前所未有的支援、更加頻繁地派遣軍艦穿越南海以及遏制中國電信設備巨頭華為的業務擴張。

特朗普政府走到終點，“中國威脅”卻並不會隨之消失。一度被認為是拜登政府國防部長最佳人選的蜜雪兒·弗盧努瓦（Michèle Flournoy）曾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誌上指出，美國對東亞地區所作出的軍事承諾並非足夠堅定。有時候，大國競爭會成為歷史給人類提出的一個必須作答的題目。根據前五角大樓官員、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表述，美中兩個大國已陷入“修昔底德陷阱”。艾利森教授指出：“回顧過去500年的世界歷史，當一個雄心勃勃的崛起中大國與既有大國發生碰撞時，人們往往會訴諸武力”。

中國到底做了什麼讓我們感到如此害怕？對於那些習慣於簡單直接地進行立論、認為立論語言應詞義精確，且希望達成的目標和所提出的手段之間應存在嚴密邏輯關係的人們來說，閱讀美國外交政策分析報告是一種令人感到非常懊惱的體驗。

一個日常關注“大國競爭”或“中國挑戰”話題且經常閱讀時事評論和政府報告的人，很可能並不明白美中兩國到底為何會捲入對抗的漩渦。國務院的這篇《中國威脅概要》所採取的寫作策略就好像把許多東西一股腦都扔到一面牆上，看看最終有哪些能夠粘住一樣。這篇報告在諸多領域對中國進行了指責，從在貿易領域過於成功，到試圖主導世界，再到對非洲移民採取種族主義態度等等不一而足。

縱觀人類歷史，國家之間發生對抗的原因從來都是十分明確的。兩場世界大戰至少在名義上都是圍繞德國及其鄰國之間的領土爭端（如阿爾薩斯-洛林地區）而展開的，冷戰則是資本主義陣營和共產主義陣營之間的一場爭鬥。那麼美國和中國之間為何會發生對抗呢？

在表面上，我們可以用古代或當代的一些國家對抗案例來進行類比，不過如今美中兩國之間對抗的本質還是非常不同的。從傳統視角來看，中國對美國並不構成威脅，或者說中國對美國的安全和繁榮並沒有構成嚴重威脅。在未來數十年裡，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的相對實力的確將出現下降，隨著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崛起，這將是不可避免的，而發展中國家崛起的歷史潮流正是華盛頓自身積極擁護支援的。

中國對美國真正的威脅並不是在軍事層面，也不是在地緣政治層面，而是在意識形態層面。中國正不斷取得成功，即便中國所取得的成功不會損害美國社會的繁榮與安全，一個成功的中國還是會對美國的政治集團（political establishment）、美國國家力量存在的合理性（how it justifies its own power）以及美國對自身在世界上的角色定位構成重大威脅。

什麼是“中國威脅”？

在過去30年裡，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是世界各國在現代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從1990年到2019年，中國的人均GDP增長了32倍。在GDP總量方面，中國將在20年內成為一個比美國更加富裕的國家（用購買力平價來衡量，中國的GDP總量已經超過了美國）。我們以前蘇聯為例就會知道今天的中國已經發展到了怎樣的階段：1980年，蘇聯的GDP僅為美國的40%，而且當時兩國增長的趨勢曲線也在向對西方有利的方向延伸。

最近，經濟學家布蘭科·米蘭諾維奇（Branko Milanovic）建議：諾貝爾經濟學獎應該頒發給那些研究最重要問題的學者。他指出，中國經濟增長就是這樣一個問題，“中國在過去40年裡實現了惠及大多數人口的非凡的收入增長”。

如果美國或中國對對方存在領土要求的話，情況將是非常恐怖的。最近，亞塞拜然和亞美尼亞因為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的歸屬問題發生衝突，亞塞拜然取得了勝利，因為與亞美尼亞相比，亞塞拜然的經濟和軍事在過去20年裡都實現了更大的發展。美中兩個超級大國位於太平洋兩岸，他們之間並不存在這樣的領土問題。不過，在日中島嶼爭端和臺灣問題上，美國的確還是希望能夠維護受到北京威脅的盟友和夥伴的“領土完整”。拜登在“尖閣諸島”（即我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觀察者網注）問題上很可能會採取為日本守島月臺的政策。“尖閣諸島”由無人居住的五座小島和三塊島礁組成，美國視其為日本領土。美國為何會冒著爆發核戰的危險支持日本的主張呢？很少有人為此提供解釋。此類質疑聲音往往會被人們受到的道德感召所遮蓋，在那種道德感召之下，人們是不太在意具體的利弊得失的。此外，確保美國國際聲望免遭損害和強化對華威懾也是其中的原因。

在時事評論員和公眾眼中，中國經濟增長對美國一定是不利的。然而事實上，截至目前，美國消費者已經從中國的經濟增長中直接獲得了大量利益。在經濟學家們看來，有一點應該是毫無爭議的：美國之所以能夠保持較低的物價是我們與中國進行貿易的結果。雖然人們有時出於某些原因會故意表現出自己是個政治健忘症患者，不過事實就是事實：多年來，美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一直將獲取上述經濟利益納入優先考慮；而且顯而易見，這一政治決策對兩國關係也造成了影響。

不過，美國經濟體系的一些重要領域在這一過程中也遭到了削弱，這並非因為中國人欺騙了我們或對我們耍了花招，這更不是中國經濟增長所帶來的結果。相反，原因出在美國自己身上，美國在確定孰輕孰重時犯下了錯誤。如果說我們有哪裡出了問題的話，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我們在確定利益的優先次序時做出了錯誤的判斷。美國完全有權利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與他國進行貿易；美國在制定貿易談判策略時享有充分的自由；在國內產業因受到忽視而日益凋零時，在就業機會嚴重不足時，美國也完全可以採取一切可行的措施去應對。許多人把上述問題的責任推到中國身上，認為中國已經在文明層面成為美國的敵人，這是非常荒謬的。

在智慧財產權問題上，情況也是如此。雖然智慧財產權受到侵犯導致美國每年損失數千億美元，可是對於發展中經濟體來說，在智慧財產權問題上出現一些不良記錄並非很罕見的現象。當初韓國和臺灣經濟開始起飛的時候，他們也有這樣的不良記錄。此前沒有任何國家因為智慧財產權問題被美國視為根本性威脅，而且許多國家最後都在外部壓力和內部動機的作用下制定了智慧財產權保護法並確保了法律的嚴格實施。此外，對於許多大公司（也就是因智慧財產權受到侵犯而遭受直接損失的一方）來說，他們認為在智慧財產權問題上所受到的損失不過是為了開展業務而付出的成本。

那麼，為什麼要把中國視為威脅呢？也許是因為中國要按照自己的觀念重塑世界？這一說法在許多國家安全事務官員們中間非常有市場。赫伯特·雷蒙德·麥克馬斯特（H.R.McMaster，2017年2月至2018年4月期間擔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觀察者網注）就是這類人士的一個典型代表。麥克馬斯特曾宣稱：“中國正在引領新規則和新秩序的建立，這將使我們的世界變得更加不自由、不安全”。可是當我們剝開此類言論的外衣，就會發現中國那些受到指責的行為其實好多國家都曾做過。中國向窮國貸款的做法被描述成中國讓那些國家落入了債務陷阱，不過現有證據並不支持這一說法。而且，針對中國貸款的批評言論通常來說並不會波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類似貸款專案（該國際機構的貸款常常引發同樣的爭議，而且其貸款專案比中國資金援助所涉及的領域更廣）。

雖然上述立場在美國官員中越來越有市場，不過也有人認為這一立場並沒有對其他國家的主權表現出戰略尊重。2020年3月，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SIS）的丹尼爾·托賓（Daniel Tobin）在向國會作證時指出，中國一直主張“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這五項規範性原則。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泰德·皮奇奧尼（Ted Piccione）也寫道：“中國領導人給出了對‘國家主權’的能夠獲得普遍接受的解釋並提出了互不干涉內政的主張”。

中國當然不是無可指摘的，不過下面這樣一種觀點還是站得住腳的，即從全世界的範圍來看，在過去數百年的人類歷史上，中國的大國崛起之路無疑是最為和平的（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it has had easily the most peaceful rise to great power status of any nation of the last several hundred years）。雖然存在西藏問題、新疆問題和臺灣問題，不過一直以來，中國在採取相關行動時都是將這些問題作為內政來處理的。相反地，美國在崛起過程中卻在國外攫取了殖民地，而且至今仍然經常對一些主權國家實施制裁。雖然中國的領土主張在國際社會引發了一些爭議，不過與其他大國（尤其是美國）相比，其表現還是非常克制的。美國在早期歷史上曾宣佈整個西半球的事務都不容歐洲國家染指（the U.S.itself early in its history declared the entire Western Hemisphere as off limits to the nations of Europe）。自那時以來，美國在干涉主義思想的指引下推翻了多國政府、處死了多位國家領導人並對許多國家進行了經濟制裁。

世界各地的麥克馬斯特們也許會說，中國之所以表現得如此克制，是因為中國在等待時機以實現其統治全世界的目標。不過，還存在另外一種可能：雖然與鄰國存在一些糾紛，但中國很可能是一個更加關注自身的較為內向的文明，這個文明並不把從根本上重塑世界視為自己的使命（Alternatively,China may be an inwardly focused civilization that,while it may have disputes with its neighbors,is not on a mission to fundamentally remake the world）。中國當然希望看到各種規則變得對自己有利，中國也反對那種對外部勢力變更一國政權的做法進行合法化的主張，不過北京並不希望從根本上取代聯合國，北京也不打算重寫國際法。中國的戰略是，他要在由西方民主國家二戰後制定的國際體系內實現自己的穩定和發展。中國在世界權力格局中擁有今天這樣的地位是最近才發生的，我們尚未發現中國欲推翻既有國際體系的跡象。

針對中國問題所給出的上述分析與中國過往的行為是相吻合的，而且考慮到美國在國外推行美利堅軍國主義（American militarism）給這個世界造成的損失，一個理性的國家行為體也應該如上文所述那樣去做。此外，我關於中國的上述分析也與那些反華鷹派們的一些觀點不謀而合，他們曾很誠實地指出：北京給我們製造的麻煩並不在於他意圖主導世界，而是在於他可能會妨礙美國以一種單極霸權的方式去主導世界（the real problem with Beijing is not that it wants to dominate the world,but that it might stop the U.S.from doing so in a unipolar manner）。

美國國家安全事務精英們所受到的威脅

從上述分析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那些國家安全事務精英們（the national security elite）在“中國威脅”問題上的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不過，若要理解他們為何對中國表現出如此歇斯底里的政治態度，我們必須先剝開他們表面的說辭。也就是說，若要理解那些時事分析人士、智庫研究人員和軍方高官背後的動機，我們就必須知道他們是如何看待自己以及如何看待美國在世界上所扮演的角色的。

在過去數十年裡，美國政府在處理對外事務時的指導原則是：美國必須致力於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的世界；隨著1991年冷戰結束蘇聯不再對美國構成威脅，建設一個民主自由的世界在人們看來已經是一個很自然的必須完成的任務。其實，支撐這一主張的許多思想在二戰結束之後就開始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對美國政治領袖們產生影響了。1989年柏林牆的倒塌更是增強了他們的信心。不過，考慮到爆發核戰爭的風險，而且許多人認為共產主義國家也許會無限期關閉國門，那種在全球推廣民主自由的熱情受到了一定抑制。在整個冷戰時期，他們把工作重心更多地放在了世界各國的政府治理民主化和市場開放兩個領域。上世紀90年代，美國把精力放在了所謂的“掃尾工作”上，其主要對象是伊拉克的薩達姆·侯賽因（Saddam Hussein）和南斯拉夫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維奇（Slobodan Milosevic）等對民主資本主義（democratic capitalism）負隅頑抗的勢力。即便在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他的“歷史終結論”之前，已經有許多西方學者認為：隨著受教育水準的提高和收入的增長，人們自然會在政治領域產生發出自己聲音的訴求，這種民主化會自然發生。在南美的智利和亞洲的韓國、臺灣等地發生的事情似乎為這一觀點提供了證據。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美國會回到座位上靜待歷史在眼前發生。美國國家安全事務精英們認為，為了完成“掃尾工作”並實現全球民主化的目標，在國外大規模部署軍事力量是有必要的。冷戰結束之後，美國還需應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一些國家侵犯人權和911事件之後打擊恐怖主義等問題，這些問題都對美國在海外部署軍事力量提出了要求。在美國國家安全事務精英們看來，雖然民主資本主義在全球的擴散是一個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歷史進程，可是如果美國不能在這一進程中擔負起領導責任的話，共產主義、阿拉伯復興社會黨和恐怖主義等勢力就可能會成為其中的阻力。

然而，我們最終所看到的情況似乎是有些自相矛盾的。“民主資本主義在全球的實現”這一宏大的歷史進程看起來越是不可避免，這一歷史進程反而越是迫切需要武力作為後盾；在美國強大軍力面前，那些抵制這一歷史進程的力量就越是顯得怪異和不可理解了。那些精英們對民主資本主義的熱情是如此高漲，甚至連反恐戰爭所引發的“文明衝突論”也被納入了這一宏大敘事。美國軍費開支的龐大規模因此被合理化了，其規模之大連所有潛在對手的軍費加在一起也遠遠不及。一扇大門就這樣被掌握全球主導地位的美國推開了。

中國與西方政治學

對於美國來說，中國是一個從未遇到過的全新對手。前蘇聯是一個軍事大國，而且對當時的一些西方知識份子來說有一定吸引力，不過蘇聯的經濟實力顯然不足以兌現其提高民眾生活水準的承諾；伊斯蘭恐怖主義勢力曾奪走許多西方人的生命而且是一些國家的不穩定因素，不過他們對美國的國家安全並沒有產生全域性影響，而且他們對美國的全球主導地位以及美國擁有這一地位的正當性也不構成威脅；如今的俄羅斯也許對我們的文化和政治造成了一些影響，不過應該沒有人把這個國家視為值得效仿的榜樣，而且俄羅斯在名義上是接受西方的競爭性選舉制度的。

然而，中國卻不同，中國拒絕接受一人一票的西方自由民主制度，而且即便把該制度作為一種終極理想或目標他們也是不願接受的。貝淡寧（Daniel A. Bell）在其著作《中國模式：賢能政治與民主的局限》（The China Model:Political Meritocracy and the Limits of Democracy）一書中指出：在中國的政治體制裡，政府公務人員的遴選、晉升是由考試結果、工作表現以及是否滿足某些客觀標準來決定的。一名公務人員在政治層面是否能夠勝任其工作的判斷標準與獲得多少選票無關，而是由其政治面貌和對工作是否忠誠來決定的。巴沙爾·阿薩德（Bashar al-Assad）等中東獨裁者有時會用“民眾和社會各部門還沒有為施行自由民主做好準備”來為自己的制度辯護，不過中國人並沒有用這樣的方法為自己的制度合理性進行說明。

對於西方來說，民主制度受到批評並不罕見。柏拉圖可能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反民主思想家，今天對民主持懷疑態度的人則喜歡用“利益集團的影響”或“選民們出於理性的非理性行為”等經濟學語言來闡述自己的觀點。不過，對於美國政治領袖乃至大多數知識精英來說，那些反對民主原則的觀點是絕對不可接受的。

“經濟發展將開啟民主化進程”的政治模型是從大量案例中歸納出來的，為何這一模型對中國卻不適用呢？要看清它錯在何處，我們可以設想這樣一種情況：西元10世紀末的一位歐洲社會學家聲稱終有一天全世界都將皈依基督教，因為歐洲所有王室成員都已經是基督徒。如果當時有統計學的話，人們完全可以用回歸模型去“證明”這一假說的正確性。在今天，我們最常使用的統計模型是在觀察獨立性的基礎上形成的。在政治學領域進行回歸分析和假說驗證的原理是，如果我們觀察到同樣的事件能夠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反復發生，那麼我們便可以據此推斷其中一定存在某種因果關係。

然而，各種經濟和社會制度在全球的擴張是在由路徑依賴和網路動力學所構成的框架內進行的（the spread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ystems operates in the realm of path dependence and network dynamics）。根據這一政治學理論，二戰後出現的民主化浪潮與其說是歷史規律使然，不如說是由美國強大的實力和傳教士般的民主熱情所推動的。當美國霸權衰落導致美國對外部事務的關注度下降時，當人們發現民主制度的某些缺陷導致民主光環褪色時，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之間的因果關係便會被大大削弱。

中國超越美國不僅體現在GDP總量這一個方面。其他一些衡量社會發展健康程度的指標都告訴我們，近些年來，北京的領導人比華盛頓的領導人做得更好。“專制國家”比民主國家更容易發生內部衝突嗎？中國的犯罪率與美國相比微乎其微，而且中國也沒有出現普通美國人習以為常的那些社會騷亂和政治性暴力事件。“專制國家”比民主國家更容易對其他國家構成威脅嗎？自1979年至今，中國與他國之間從未爆發戰爭，而美國在這一時期幾乎每一年都在打仗。“專制國家”比民主國家更不擅長創新嗎？2020年，中國在自然科學領域的出版物數量已經超過了美國，中國青少年在智商測試和一些國際標準化考試中的表現也比美國青少年更好。2008年，美國獲得的國際專利數量是中國的16倍，2018年這一差距縮小到了2.4倍，而且趨勢曲線顯示中國不久之後就會超越美國。二戰後形成的美國自由主義共識的合法性在於，在該共識指導下，美國比不接受該共識的國家有更好的表現。然而，中國的發展在這個方面卻對美國構成了意識形態上的威脅（無論中國對美國的態度多麼溫和友善，這一威脅都是存在的）。美國精英階層對一個比美國更加成功的小國還是可以忍受的。新加坡的創立者、曾長期擔任新加坡總理的李光耀就是一位明確反對民主制度的領導人，他的“優生學”主張曾令美國精英們大驚失色（新加坡的全國總人口從未達到美國最大城市的水準）。不過，李光耀很願意在地緣政治領域把自己的國家與美國捆綁在一起。

中國的意識形態和它所取得的成功之所以能夠對美國構成威脅，原因還是在於中國龐大的規模。當然，當一個國家從第三世界中脫穎而出一躍成為全球最強大的國家時，人們對這個國家在地緣政治領域變得更加自信並不會感到奇怪。中國最近與不丹之間的領土糾紛就體現了這一點，兩國已經就此舉行了24輪會談。

那麼，關於中國，美國領導人該把注意力放在哪些問題上呢？美國領導人不該再為中國是否會變得更加強大這個問題而糾結了，這是一定會發生的；美國領導人也不該再為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憂慮了，中國人採取什麼樣的制度美國完全無從插手而且這個問題與美國自身的國家安全也沒有關係。美國領導人真正應該關心的是：中國的國家抱負和雄心是否會達到一個美國無法忍受的水準呢？無論如何，南海裡的幾塊礁石不值得我們為之發動一場戰爭，也不值得我們為之犧牲掉對華貿易利益以及在氣候變化、抗擊新冠疫情等具有全球意義的重大問題上的雙邊合作關係。

既然如此，那麼中國的海外投資問題呢？侵犯智慧財產權問題呢？臺灣問題呢？美國領導人應該很明確地向中方說明自己的紅線在哪裡，闡明為何踩到那條紅線會對美國的核心利益構成威脅，並明確指出當中方觸碰紅線時美國將不得不採取行動。與此同時，美國領導人還應坦率地說明為何中方的某些行為會引發美方的憂慮。如果美國對中國真正的憂慮是在意識形態領域，那麼就應該直接說明，而不是用“掠奪性債務”這種流言來掩蓋自己真正的憂慮所在。

如果美國領導人只是關心自己的經濟利益和國家安全利益（或者也可以把正式盟友的具體利益關切也納入進來），那麼中國問題就會變得簡單得多。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美國之所以不願看到中國崛起，還有金融、官僚體制、意識形態等原因。如果民主不是歷史的終結，甚至民主也不是人類實現和平、發展、繁榮的必要條件，那麼美國該如何對自己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進行合理化解釋呢？當美國不再是全世界最富裕、最強大的國家，當美國被一個對西方民主制度連表面的讚美之詞都不願表達的東方國家超越時，美國將如何對自己的制度進行合理化解釋呢？

最後，我們也許應該捫心自問，美國的民主制度給美國人自己帶來了哪些好處呢？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我們最好不要忘記這些年來我們在國外發動戰爭時死去的那些美國年輕人和在戰場上消耗掉的大量財富。

美國應該如何應對自己的衰落？

在談論中國崛起時，我們指的是一種長期的經濟發展趨勢。正如上世紀中葉一些歐洲大國因亞洲和非洲的人口增長、大眾傳媒的崛起以及自身實力相對于美蘇兩國的衰落無法繼續維持自己的殖民體系一樣，美國已經不可能打斷中國的崛起進程。然而，美國的政治領袖們卻仍然在為減少對華貿易活動、在人權問題上向中國施壓、禁用TikTok、在南海實施更多海軍行動等問題展開辯論。其實，即便對華鷹派們在上述每一個問題上都得手（特朗普政府時期就是如此，不過拜登上任後卻不一定），中國崛起的勢頭也不會受到嚴重影響。

截至目前，北京並沒有表現出對他國領土的興趣，北京似乎也不願像美國那樣干涉遙遠國家的事務。一直以來，中國領導人的行為都是非常理性的，他們認為捲入那些糾紛是得不償失的。雖然我們不能對未來中國的行為進行預測，不過在制定對華政策時，我們不應無視上述事實。

因此，對美國來說最重要的問題在於，我們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南海水域與中國玩所謂的“懦夫遊戲”。這是一個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中國在南海修建的幾個構築了防禦工事的人工島令人印象深刻，這些人工島在臺灣問題激化時將非常有價值。不過，目前中國大陸和臺灣之間爆發全面戰爭的可能性仍然較小。中國所具有的經濟優勢應該足可以讓該地區內大多數國家在臺灣問題激化時站在自己一邊並對臺灣進行孤立。

在臺灣問題上，我們可以想到如下幾種可能性：無限期維持現狀、在經濟上強力施壓以迫使臺灣與大陸統一、對全島進行封鎖之後進行武力統一。其中，只有最後一種情況可能引發美國的干預。如果我們能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那麼預計美國領導人很可能會把臺灣的“獨立”和民主等完全拋諸腦後。

最近在香港和白俄羅斯發生的事情向我們揭示了，美國政府對大多數美國人漠不關心的遙遠地方所作承諾的本質。在過去兩年裡，香港和白俄羅斯都發生了親西方的示威活動，美國對這兩個地方的民主派都進行了聲援。兩地政府最終都控制住了局勢，而美國也對兩地政府採取了制裁措施。不過，事情就這樣過去了，媒體不再關注，一切恢復如常。正如美國已對西藏失去興趣一樣，美國早晚也會對香港和新疆失去興趣。

即便對亞太地區的軍事承諾仍然存在，未來美國在該地區影響力緩慢流失仍然是一個大概率事件。只要日韓兩國同意保留美國駐軍，美國就能夠繼續維持在兩國的軍事存在（尤其是考慮到中國在可預見的未來還不會要求美軍從該地區撤出）。雖然韓國仍然在國防領域依賴美國，不過韓國已經在華為5G和承認香港是中國內政等一系列涉及地緣政治的事務上與中國進行了合作。如果日本的政治風向發生變化的話，面對不斷升溫的中日關係，駐日美軍也將無可奈何。中日兩國和13個其他國家共同簽署了《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這份自由貿易協定將有助於擴大亞太地區各國之間的經貿合作。可見，在孤立中國這件事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美國精英階層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不是美國達成地緣政治目標的能力正在遭到削弱，而是正在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對美國行使全球霸權的邏輯產生質疑。也許，並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應該接納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正如當前東亞地區的現狀向我們展示的那樣，各種不同的政治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存的。美國不會永遠保持經濟和軍事超級大國的地位，而取代美國地位的那個國家對“政府與其公民之間的關係的本質”可能與美國有著完全不同的理解。

大多數美國人可能永遠不會知道搭乘中國高鐵是什麼感受，他們也不會知道美中兩國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差距，不過中國在太空專案和癌症療法等曝光度較高的領域所取得的成就應該會讓他們獲得一些資訊：美國正在被中國超越。美國不應再繼續扮演世界員警的角色了，美國應該反觀自身，看看我們的體制到底哪裡出了問題。美國完成這樣的轉變將令大多數美國人從中受益，不過對那些國家安全事務精英和官僚們來說，這將是一場噩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