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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鶻文木活字:世界上最早的活字佛經印刷實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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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鶻文木活字:世界上最早的活字佛經印刷實物

蘭州新聞網 2020-07-30 08:55:30

圖由敦煌研究院提供

敦煌出土回鶻文印本佛經殘卷

今年是敦煌藏經洞發現120週年。在敦煌,不僅僅發現了藏經洞這一寶庫,還有很多不為外人所知的重大發現。近日,記者採訪了敦煌研究院人文研究部部長兼敦煌文獻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楊富學,他告訴記者,在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收藏著極為珍貴的回鶻文木活字,且這裡是我國唯一收藏有回鶻文木活字的單位,國家博物館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所收藏的回鶻文木活字,均為從敦煌研究院所複製的複製品。

眾所周知,活字印刷術是我國的四大發明之一,我國也是世界上最早使用活字印刷的國家,它的發明可以說是印刷史上一次偉大的技術革命。漢文史籍對此有比較確切的記載。但是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後,在宋朝卻沒有得到普遍使用,也沒有留下任何實物證據,人們只能憑藉沈括在《夢溪筆談》中的記載抽象地瞭解中國最早的活字印刷技術。值得慶幸的是,從20世紀初陸續在敦煌莫高窟發現了上千枚回鶻文木活字,使得世人有機會一睹印刷術實物的風采。

回鶻文木活字留存於國內的僅有54枚

據一直致力於回鶻文研究的楊富學介紹,敦煌莫高窟曾先後四次發現了回鶻文木活字實物,也是迄今為止我國唯一發現回鶻文木活字的地方。第一次是1908年,由法國人伯希和在莫高窟北區編號181洞(今第464窟)盜掘所獲回鶻文木活字968枚。其中960枚現存法國巴黎吉美亞洲藝術博物館,另外8枚由伯希和分別送給日本東京東洋文庫(4枚)和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4枚)。第二次是俄國人奧登堡率領的考察隊於1914年在莫高窟北區洞窟中盜掘時發現的,共計130枚,現存俄羅斯聖彼得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第三次是1944—1949年間,由當時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收集的回鶻文木活字,共6枚。至於這6枚回鶻文木活字是何人何時何地所收集,但由於缺乏記錄,已無從查證其確切的出土地點和具體的發現者,很有可能是當地民間捐獻的。第四次是敦煌研究院考古所於1988-1995年發掘莫高窟北區時,在B56窟、B59窟、B160窟、B162窟、B163窟、第464窟等6個洞窟內發現的,共計發現回鶻文木活字48枚。這是唯一一次經過科學考古發掘所發現的回鶻文木活字,因而具有更為重要的學術價值。

前後四次在莫高窟北區洞窟共發現回鶻文木活字1152枚。其中前兩次發現的回鶻文木活字已流失域外,只有第三次採集的6枚和第四次考古發掘出土的48枚,合計共54枚現由敦煌研究院陳列中心收藏。“這四次發現的回鶻文木活字大小、形制、質地、構成完全相同。均寬1.30釐米,高2.1—2.2釐米,厚薄則依該木活字所表示符號的大小而定。因每枚木活字表面均有墨跡和磨損,說明曾經曾頻繁印刷過書籍和文獻。”楊富學說。目前史料中沒有關於回鶻文木活字使用的有關確切記載,對其使用年代是根據敦煌地區回鶻人活動的史料以及莫高窟興衰的歷史等,推測應在12世紀到13世紀上半葉之間。實際上,這只是活字被棄用而封存的年代,而雕刻與使用它的年代必定比之更早。

蘊含了現代字母活字設計的思想和原理

公元8世紀,回鶻人受粟特文影響,開始採用粟特文字母來拼寫自己的回鶻語,逐漸演變為回鶻文字,又稱回紇文或畏兀兒文。為全音素文字,是古代維吾爾人在採用阿拉伯文字以前使用最廣,也是目前保存下來文獻較多的一種文字。回鶻文由18個輔音及5個元音字母來拼寫字詞。幾個字串聯寫成一個字詞,字詞之間留空白以隔開不同字詞。字母在詞頭、詞中、詞末會有不同形狀,還有句讀符號。回鶻文由上至下拼寫成列,列與列從左至右排。

經回鶻文專家和學者對敦煌出土回鶻文木活字進行解讀研究,所表示的文字符號有以字母為單位的活字、以詞為單位的活字、表示動詞詞干的活字、表示詞綴的活字、以不表示詞義或語法功能的語音組合的活字、表示葉面版框線的活字(其中有單欄,也有雙欄)、表示標點符號的活字(其中有一點和兩點的,也有四點的)、表示附加符號的活字以及用於排版填空的夾條和中心木。

對於習慣了漢字排版的人們來說對這一變化是不太容易理解的。楊富學解釋道:“回鶻文與漢文是完全兩種不同的體系,所以回鶻人製作活字和排版上做了必要的創新和變通。回鶻文木活字首先考慮到了回鶻語形態變化,也考慮到回鶻文字為拼音文字這一重要因素,根據回鶻語的語言特點,創造出了不同於漢字活字的新的類型的活字,就是以包括音素、音節和詞為單位的混合類型的活字,其中已經蘊含了現代字母活字設計的思想和原理。”

“漢字為方塊字,印刷時不管筆畫多少,均可印得一樣大小,但回鶻文就不行了,因為它是音節文字,長短差異甚大,故製作時高、寬一律相等,長度則就不一了。再者,漢字一般是一印表示一字,在大多數情況下,回鶻文活字亦可如此,但動詞是個例外,不能這樣使用。如回鶻木活字作為動詞,若不與後綴結合,就不能構成完整的詞義,因為它需用後綴來表明時態和條件式等。回鶻文的後綴形式很多,每詞可達數十種之多,如將動詞的完整形式逐一各刻一個活字,那麼,單動詞活字就起碼需10萬個以上,這是很難想像的。就像英語,一個詞根後面可以有無數個詞綴,這樣龐大的數目是無法檢字的,所以回鶻文活字創造性地把詞干和詞綴分開,便於檢字。”所以說,將漢文活字製作法用之於回鶻文,絕非一朝一夕所能之事:反之亦然。回鶻人創造性地把畢昇視為“木理有疏密,沾水則高下小平,兼與藥相粘,小可取”(《夢溪筆談·技藝門》)的木料製作成適合回鶻文特點的木活字,成為最早使用木活字的民族之一,這是我國古代回鶻人對民族交流的一大貢獻。

宋元時期回鶻文作為官方文字被廣泛使用

從這些遺物可以看出,宋元時期回鶻文流行並被廣泛使用。“回鶻作為古代北方的一個有影響的重要民族,早期活動於漠北,即今蒙古高原。而回鶻文是維吾爾族古代歷史上使用最廣、保存文獻較多的一種文字,它直接源於中亞粟特文,早在公元8、9世紀,即已開始為回鶻人所使用。9世紀中葉,漠北迴鶻汗國在內亂外患之中崩潰,汗庭西遷,先後在新疆、河西走廊和中亞地區建立了高昌回鶻王國、甘州回鶻和喀喇汗王朝等三大割據政權,此外,還有不少勢力較小的回鶻集團,如沙州回鶻、肅州回鶻、涼州回鶻等。”楊富學強調,其中,除喀嘲汗王朝由於受到伊斯蘭教的影響於10世紀中葉放棄回鶻文,將阿拉伯文字作為民族文字外,其餘各回鶻政權都全面地繼承了漠北迴鶻汗國的文化傳統。草創於漠北迴鶻汗國時代的回鶻文也隨之被廣泛地使用於新疆及河西走廊一帶,後又擴及於中亞西亞的某些地區,在13至15世紀間回鶻文被用作金帳汗國、察合台汗國和帖木兒汗國的官方文字,以至於當時有“誰通曉這種文字,誰就不患貧困”之說。

大約自10世紀開始,回鶻人即已從中原地區先學會了雕版印刷技術,將之應用於回鶻文獻的印刷,“至蒙元時代初期,吐魯番一帶即已有了高度發展而分佈甚廣的印刷手工業”。吐魯番一帶成了回鶻文化的中心。楊富學說:“至於當時有無活字印刷,則不得而知,因為既無文字證據,又無實物來予以說明。有趣的是,活字印刷的實物證據在遠離回鶻文化中心的敦煌莫高窟中發現了。”

宋元時期回鶻文流行,被廣泛使用以書寫詔告敕令、宗教典籍、文學作品、契約文牘和曆法醫籍,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料,成為學者們認識與研究回鶻與中亞諸族歷史文化的取之不盡的寶藏。據學者研究,蒙元時期是東西文化交流的繁榮時期,活字印刷術很有可能是在這一時期傳入歐洲的,從時間上填補了活字印刷術西傳中兩個世紀的過渡時期,從地域上由中原地區向西推進了兩千多公里,其創造和使用於12至13世紀之間,早於德國谷登堡使用的金屬活字二百年左右,在西方開創了拼音活字印刷的先河,具有極高的科學價值,是世界活字印刷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楊富學說:“可以說,世界上少有哪個民族的文化能像回鶻文化那樣多地受惠於出土文獻。公元20世紀以前,人們對回鶻文文獻的知識及學界對回鶻文化的瞭解,主要侷限於漢文及穆斯林史料中一鱗半爪的記載和傳世的幾件回鶻文文獻。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隨著回鶻寫本、刻本的發現和研究,人們才得以對回鶻歷史文化有了重新認識。”楊富學還饒有興致地告訴記者:“在波斯(伊朗)語中,凡是與印刷有關的詞都用回鶻語詞根bas-表示,這說明了什麼呢?他們之間是有傳承關係的,是回鶻人把印刷技術傳到了波斯。這件事史書上沒有記載,但是波斯的文獻有大量的回鶻人在巴格達等地的記載,直到現在為止,西亞黎巴嫩還有一批不信仰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這些自稱德魯茲人,他們說自己來自東方,但是從照片看他們的長相和維吾爾族很相近,所以德魯茲人很有可能是回鶻人的後裔。”

雖然我國宋代的畢昇發明了活字印刷術,但迄今未發現宋代使用活字印刷的書籍,更未發現泥活字實物。然而,此項先進的印刷技術問世不久,便迅速傳播到西夏、回鶻統治地區,並廣泛使用。這些回鶻文木活字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實物,也是現存世界上最早的含有以字母為單位的活字實物,為中國活字印刷術進一步向西傳播提供了確鑿的實物證據。

回鶻文以另一種形式“復活”

回鶻文自15世紀以後在西域就已經失傳,僅在河西走廊的裕固族先民中繼續使用,直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此後,回鶻文再不見使用,成了名副其實的“死文字”,類似情況還有佉盧文、突厥盧尼文、吐火羅文、于闐文、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八思巴文等。但由於回鶻文曾在歷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用其書寫的文獻也汗牛充棟,很多回鶻文學者和跨學科學者都需要在回鶻文中尋找相關的歷史答案,所以,百餘年來,國外學者對回鶻文的研究一直沒有停頓。

國內對回鶻文文獻的研究始於20世紀50年代,馮家昇先生開其先河,後回鶻文研究基本中斷,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才漸現熱潮,以耿世民、李經緯為先聲,伊斯拉斐爾·玉素甫、多魯坤·闞伯爾等諸先生繼其後,當前活躍於這一領域的中青年學者主要有牛汝極、張鐵山、阿布都熱西提·亞庫甫、楊富學、阿依達爾·米爾卡馬力等,遺憾的是,隨著馮家昇、耿世民、李經緯先生的先後謝世和老一輩學者的退休與淡出,剛剛呈現崛起之勢的回鶻文文獻研究連同與之密切相關的回鶻學,目前漸顯衰退趨勢,這種趨勢主要體現在後繼力量不足和研究課題缺乏創新兩個方面。

而在今年3月18日,蒙古國正式通過了《蒙古文字國家大綱》,決定從2025年開始全面恢復傳統蒙古文的使用,即回鶻式蒙古文。回鶻蒙古文曾是蒙古人通用的語言文字,也是蒙古人的傳統文字,由於歷史原因,蒙古國廢除了回鶻蒙古文,改而使用以斯拉夫字母為基礎創造而出的西里爾蒙古文,這就造成了蒙古的文化傳承出現了問題,被徹底隔斷了,後來,蒙古國不斷掀起恢復民族文化的熱潮,而恢復使用回鶻蒙古文就是其中之一,而我國的裕固族也有恢復使用回鶻文的動議。

楊富學說:“文字是文化與文明傳承的必要載體,是記錄人類的思想信息交流的重要工具,其重要性勿庸贅言。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要有自信,文化自信是必不可缺的,而文化的自信就要有自己獨有的文字。我國也出現過很多種類型的語言文字,也伴隨歷史的演進而消失,其承載的文化記憶塵封於流轉的歲月,後人只能從碑文上或者史料中尋找先前的蛛絲馬跡。但出於考古、宗教或是學術的需要,這些語言文字又被賦予了另一種形式的生命,以其特有的方式繼續承載著人類的文明,等待著人們的研究和解讀。”

蘭州日報社全媒體記者 華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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