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經常說，佛教是從印度傳入中國的。此後，佛教逐漸被中國化，成為華夏文明的一部分。但是，這種敘事真的是正確的嗎？
浙江大學歷史系教授孫英剛認為，這種簡單的線性敘事是不準確的，佛教傳入中國本身就是一種文化的再造。佛教一進入中國，就已經成為了東亞文化的一部分。其中，犍陀羅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犍陀羅為何在佛教的傳播史中如此重要？佛教是從印度傳入中國的嗎？
7月24日，在單向空間，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舉辦的《佛傳與圖像：釋迦牟尼神話》新書發佈會上，此書的作者、青海民族大學文學院副教授趙豔、《犍陀羅文明史》的兩位作者孫英剛和何平，與大家聊了聊犍陀羅藝術與佛教的歷史。
《佛傳與圖像：釋迦牟尼神話》，趙豔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4月版
犍陀羅藝術為什麼重要？
孫英剛認為，無論是從學術內在發展的邏輯來看，還是從學術之外來理解中國文明，犍陀羅藝術都是非常具有意義的。
在對犍陀羅藝術的研究過程中，孫英剛發現，犍陀羅和中國文明的關係非常密切。以前，學術界對中國文明的研究都侷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內，在孫英剛看來，這摒除了太多理解中國文明的角度。
犍陀羅文明的很多文化元素、符號、理念，最終都在東亞紮根發芽，成為重要的人類遺產。從這個方面來講，中國文明一直都是開放的文明。中國之所以能夠延綿幾千年，就因為中國文明是開放的，能夠不斷地把外來文化元素轉換為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佛教的傳入，就是鮮活的例子。從公元二世紀佛教傳入中國後，它影響了中國人的生死觀、語言、信仰和日常生活。佛教傳入後的中國文明和佛教傳入之前的中國文明差別非常大。在語言上，因果、世界等許多概念都是佛教傳來的，包括現在的人在網上聊天打的“呵呵”，也是佛教帶來的。因為“呵”是一個動詞，是呵斥譴責的意思，但在佛教裡，“呵”變成了一個擬聲詞，指發出聲音的笑聲。
此外，佛教的興起與傳播是人類世界的一件大事。佛教在東亞世界的中國、日本和韓國之間，也是除儒學之外一個非常重要的文化核心議題。其中，很多的理念都要回到犍陀羅去。在公元前後的幾百年間，犍陀羅是文明的十字路口，它包括現在巴基斯坦的西北部、阿富汗地區，更廣義的犍陀羅地區包括幾個中亞國家的南部地區。
犍陀羅藝術
犍陀羅文明地區，處在伊朗文明影響下，受西亞文明的影響，也受南邊印度文明的影響，還受東邊中國文明的影響。在黃金之丘的寶藏裡，就可以看到各種文明的元素，其中也包括中國的馬車。而且，那段時間正好又處於希臘化時代，希臘人曾經在這裡建立過一系列的小王國，包括早期的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
因為這些契機，佛教來到那塊區域之後，受各種文明的影響，產生了一些根本性的變化，比如說佛像的出現。佛像在犍陀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原始佛教是沒有佛像的，古代中國和古代印度沒有給聖人、偉人塑像的傳統，甚至早期的佛典裡講，佛陀太過於偉大，所以人類沒有辦法把它的形象表達出來，早期佛教是反對偶像崇拜的。
歷史上第一批佛像希臘化風格非常重，有所謂的三十二像，受希臘影響還有伊朗的影響。比如，佛中間的“白毫”就是受伊朗文明的影響。西亞的王者君主是有這樣的表達，用王者的形象來描述聖人。
犍陀羅藝術與希臘文明有什麼聯繫？
趙豔認為，犍陀羅和希臘文明有很大的關係。希臘因為其三面環海的戰略位置，孕育了它和其他古老文明的差別。希臘文明最為主要的一個特徵是開放性或者包容性。這種精神體現在希臘的神話中。希臘神話體系非常分明、清晰化，比如《荷馬史詩》、《赫西俄德的神譜》當中，希臘的神話就體現出非常體系化的特徵。從希臘神話中，可以非常準確地理解到希臘精神。趙豔認為，希臘精神簡單概括就是它的原欲性，它肯定人最基本的一些慾望；其次，它有一種理性的表達。
酒神狄俄尼索斯和太陽神阿波羅，分別代表了兩種精神，這兩種精神時而涇渭分明，時而交織。希臘精神的核心，就是既有原欲性，又有理性的束縛。這種希臘神話，成為了希臘藝術最重要的源頭。
希臘的很多雕塑，包括早期邁錫尼文明當中的壁畫就有一些描繪希臘神話的場景，所以它具有很濃厚的敘事元素。這些對犍陀羅佛像藝術的誕生，起到了非常直接的影響。公元一世紀左右，開始出現了佛像，釋迦牟尼的形象就是希臘王子的那種太陽神的造型，它的髮型和衣服褶皺完全是希臘化的。此外，佛傳中釋伽牟尼的誕生、初創法門、降魔成道、涅槃，都是用非常清晰的線性的敘事方式來表達的。所以，希臘文化對犍陀羅藝術的影響非常深遠。
《犍陀羅文明史》，孫英剛、何平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年2月版
孫英剛舉了一個例子，他提到，有些希臘的神還被佛教改造進入佛教。執金剛神或者叫執金剛菩薩，手裡拿著一個金剛杵。有時候，它一手拿著金剛杵，一手拿著拂塵。有人說，它作為佛陀護持的形象出現，是佛陀的“警衛員”。金剛杵，指保衛的功能；拂塵，指服務的功能。當然，佛陀不需要它保護，佛陀的法力比他大很多。
但在犍陀羅的佛傳浮雕裡，有大量的執金剛神的形象。它最初的形象，就是希臘的大力士赫拉克勒斯，頭上戴著獅皮帽，手裡拿著大木棒，這都是希臘文化的傳統元素。赫拉克勒斯這個身份形象，在前佛教時代已經出現在希臘巴克特里亞王國的錢幣上。稍後出現的佛傳故事，就把這位希臘神收編了，變成了佛教的保護神。這個形象，沿著絲綢之路一路東進。
當然，後來它的形象又經過了變形，但它戴著獅皮帽、手持武器的形象還保存著。前些年，考古發掘的北齊武將徐顯秀的墓，他戴的戒指上畫的就是赫拉克勒斯。所以，在那個時代，中國和各種文明的交往是很多的。
趙豔補充道，在犍陀羅藝術裡，我們會有一些想像不到的場景。比如，底下是釋迦牟尼的立像，但上面卻是男女的聲色場面。這種衝突性非常大。這就跟希臘精神中的兩極相關：原欲性、理性，用這樣一種方式表達出來，卻又和諧統一。
孫英剛認為，佛教和早期的希臘哲學，確實有一些能夠融洽的地方。佛教在犍陀羅地區是經過改造的，發生了很多變化，比如佛像佛經的出現，還有從強調自我成就開始強調拯救眾生。拯救眾生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在這樣的情況下，佛教的僧侶冒著嚴酷的自然環境，到全世界去傳教，要拯救眾生。而宗教的傳播，必然帶來了藝術形式和新的文化元素的融合。
有時，文明的融合不是勻速的，它需要一個契機，佛教就很典型。佛教在公元前四五世紀已經在印度興起，但是一直到公元二世紀才傳入中國。中間五六百年的時間，都只是一個地方性的信仰，後來才真正變成世界性的大宗教。在這過程中，犍陀羅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從佛教的誕生開始，商人和手工業者就是它的天然的支持者。他們對佛教有一種天然的認同感，因為佛教講因果報應，這種思想和商人的債務思想是一模一樣的。而且，佛教一開始就宣傳眾生平等，它認為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這在印度是反常的。中國是四民社會：士農工商。商人是最低的，所以佛教繁榮的地區一般是商業比較發達的地區。一直到近現代，江浙財團和商人與佛教還是關係很密切。
趙豔認為，佛教受希臘文化影響之外，佛教在中國也被“中國化”。中國文明的起源是非常內斂式的，是一種黃河流域農耕型的文明。這種文化基礎，決定了它在接受佛教的過程中，可能會去找到一些適合自己的元素。釋迦牟尼誕生之後要沐浴，給他噴雨的都是蛇形的娜迦。娜迦在印度就是蛇王，在黃金之丘時期，出現了很多龍的元素。這個龍，是中國最早在漢代就出現的造型。
佛教是從印度傳過來的嗎？
孫英剛認為，大家可能不熟悉犍陀羅，但大家可能知道雲南妙香山。佛教在雲南影響很大。雲南號稱佛國，妙香山這個詞由Gandhara翻譯而來。犍陀羅就等同於妙香山的音譯。犍陀羅基本內涵可能就是香山的意思，有香味的芳香之地。對這個地方記載最多的，就是中國人，包括《法顯佛國記》、玄奘的《大唐西域記》。在他們的描寫裡，犍陀羅是當時世界佛教的中心。
犍陀羅石盤
另外，從二世紀、三世紀開始，中國大量翻譯佛經，絕大多數的佛經都來自這個地方。公元157年，支婁迦讖開始在今天的洛陽翻譯佛經。我們以前往往認為，佛教最重要的語言是梵文，我們拿梵文版本來校正漢文的錯誤，但後來我們發現這是錯誤的。孫英剛說，“比如，一個漢文的佛經是公元二世紀翻譯的，我們能得到的梵文本最早不超過十世紀，我們拿一個晚一千年的經本來校正漢文，這個不是錯誤的嗎？這說明什麼問題？”
最近，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區出土了一批像《法句經》這樣的佛教原典。這可以說是最早的佛教經典，可以追溯到公元二世紀。其實，通過經本之間的對照，我們就能發現，早期的譯經根本不是從梵文翻譯過來的。最早的佛經語言也不是梵文，我們稱之為佉盧文或犍陀羅語。
這些佛經由大家口耳相傳幾百年後，有人想把它寫下來，是用犍陀羅語先寫的，甚至有的會翻譯成梵語。但是，幾乎在同時，這些佛經就被帶到了中國。實際上，中國早期漢文譯經是現在世界上最早、最全面、最系統、最權威的文本，從這個意義上講，佛教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孫英剛認為，佛教如何進入中國的敘事不是大家所想像的那種直線的、簡單的傳承，而是一種文化的再造。佛像、經本、思想意涵和概念，是在印度找不到的，這是中國的。佛教進來之後，這些東西就已經化為東亞的一部分。
基督教起源於今天的以色列地區，然後傳入歐洲，但是歐洲人從來都不會用我們這種方式，認為基督教是外來宗教。他們從來沒有把這視為敘事的主線，但我們一直在講佛教是外來宗教，到中國之後不斷地適應中國的情況，變成了一個漢化的佛教。事實並非如此，佛教最初就已經變成了中國的一部分。
犍陀羅佛像
趙豔贊同孫英剛的說法。在古典時期，佛教是一種多元文明真正融合後的產物。在它的傳播過程中，于闐、龜茲是當時佛教的兩個中心。龜茲和于闐的一些石窟，有些都保留了犍陀羅風格。一切有悟，從佛教哲學上來說，可能是保留希臘哲學最完整的派別，它比較注重智慧義理。所以，佛教也和許多文明都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記者丨徐悅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