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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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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就是道安,東晉時代傑出的佛教學者,生於東晉懷帝永嘉六年(312),卒於孝武太元十年(385),年七十四(一說年七十二),出生於常山扶柳縣(今河北省冀州境)的一個讀書人家裡。由於世亂,早喪父母,從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撫養,七歲開始讀書,到十五歲的時候,對於五經文義已經相當通達,就轉而學習佛法。十八歲出家(此據《名僧傳抄》之說,《高僧傳》等作「年十二出家」)。

東晉孝武帝太元四年,當前秦王苻堅攻克襄陽時,他曾說:「朕以十萬之師攻取襄陽,唯得一人半。」此一人指的正是一代高僧道安師。 本姓衛,常山扶柳(今河北冀縣西南)人。幼聰敏,十二歲出家。後事佛圖澄為師,甚受賞識。因北方戰亂,南下襄陽,居十五載。後入長安,居七載,竟卒。道安著述、譯經很多,對佛教貢獻很大。自漢以來,佛學有兩大系,一為禪法,一為般若,道安實為二系之集大成者。他提倡「本無」(即性空)之學,為般若學六家之一;確立戒規,主張僧侶以「釋」為姓,為後世所遵行。弟子甚多,遍佈南北,慧遠、慧持等名僧皆出其門下。道安是當時譯經的主持者,在他的監譯下,譯出了《四阿含》、《阿毗曇》等經共百餘萬言。他對以前的譯本作了校訂和整理工作,並編出目錄。其提出的翻譯文體問題和「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原則,對後世影響頗大。他博學多識,以才辯文學著稱,文章為當世文人所重。

道安

道安重視般若學,一生研講此系經典最力,同時重視戒律,搜求戒本至勤,又注意禪法,對安世高所譯禪籍註釋甚多。由於道安綜合整理了前代般若、禪法、戒律等系佛學,遂使原本零散的佛學思想,得以較完整的面目呈現於世,因此,道安大師被視為漢晉間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又因道安大師出生時手臂多長一塊皮肉(皮手釧),時人即稱之為「印手菩薩」。

由於世亂,早喪父母,從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撫養,七歲開始讀書,到十五歲的時候,對於五經文義已經相當通達,就轉而學習佛法。十八歲出家(此據《名僧傳抄》之說,《高僧傳》等作「年十二出家」)。因為形貌黑丑,不為他的剃度師所重視,叫他在田地裡工作,而他一點沒有怨色。幾年之後,才向剃度師要佛經讀,由於他有驚人的記憶力,使他的師父改變了態度,就送他去受具足戒,還准許他出外任意參學。大約在他二十四歲的時候(東晉成帝咸康元年,335年),在石趙的鄴都(今河南省臨漳縣境)遇見了佛圖澄。佛圖澄一見到他就非常賞識,對那些因他醜陋而輕視他的人說,此人有遠識,不是你們所能及。因而他就師事佛圖澄。

道安

據《高僧傳》卷五的記載,道安在佛圖澄死後才離開鄴都,十三、四年之間,他經常代替佛圖澄講說,並且解答了許多理論上的疑難問題,贏得「漆道人,驚四鄰」的美譽。

佛圖澄死後,石虎即皇帝位(335)內部變亂,道安就在這時離開河南到山西的薓澤(今臨汾縣境)去住。薓澤地方很偏僻,可以暫避兵燹之禍,因此竺法濟、竺僧輔和竺道護等都先後冒險遠集,和道安共同研究後漢安世高所譯的有關禪觀方面的《陰持入經》、《道地經》和《大十二門經》,並作了註解。

道安在薓澤住了不久,又和同學法汰至飛龍山(今河北省涿鹿縣境),與僧光等相敘。僧光對於禪定極有研究,是道安還沒有受具足戒時的老朋友,相見之後就住下來互相研討。這時道安已經放棄了「格義」,他和僧光的一段辯論很為珍貴。《高僧傳‧僧光傳》說:「安曰:先舊格義,於理多違。光曰:且當分析逍遙,何容是非先達。安曰:弘贊教理,宜令允愜,法鼓競鳴,何先何後?」這說明僧光的思想比較保守,認為格義是先達傳下來的一種方法,只可應用,不必再問是非。道安就不以為然,他以為弘揚教理,首先要求正確,先達不先達的問題可以不必理會。這大概就是佛圖澄所說的「遠識」,也可從而想見道安的氣概和風度。

《高僧傳》說,石虎死後(東晉穆帝永和五年,349年),石遵在位的時候,曾經派中使請道安返鄴住華林園,並廣修房舍,但為時一定不會很久,因為石遵在位僅一百八十三日就被殺,道安大概就在那個混亂的時候率眾去鄴都西北的牽口山,又和法汰在山西境內弘化,並在太行恆山建立寺塔。這時,社會紊亂人民痛苦到了極點,而道安率眾行道精進不懈,在他的身上和道場裡面,人們可以得到精神上的慰藉和寄託。因此「改服從化者中分河北」,慧遠也在這個時候從他落髮出家。武邑太守盧歆聽到道安的德化,派專人請他去講經。後來又回到鄴都,住受都寺,當時他年已四十五歲。

那時石趙滅亡已八年,冉閔和慕容儁的混戰也已經結束,慕容儁雖在鄴都建立了後燕,而不大信佛,加以戰亂不息,元氣未復,《高僧傳》說「天災旱蝗,寇賊縱橫」,「人情蕭索」,道安不得不率眾去山西的王屋女林山,不久又渡過黃河到達河南省的陸渾縣(今嵩縣境)。當慕容儁派慕容恪攻略河南的時候,習鑿齒從襄陽致書道安,請他南下弘法,他就和同學、弟子們離開河南,走到新野。他為廣佈教化,命同學法汰率領弟子曇一、曇二等四十餘人去揚州,又命同學法和去四川,他自己率領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到襄陽,先住在白馬寺,後又創立檀溪寺。

襄陽在那時還屬於東晉,社會環境比較安定,道安在那裡住了十五年,得到充分發展事業的機會。

佛教初傳中國時,為了適應傳統思考模式,常援引中國人熟悉的語彙或概念,特別是老莊術語來加以比附詮釋,此稱為「格義」。道安早年也應用此法來解釋佛理,但後來意識到以「格義」理解佛義,不免有其侷限,且容易誤解。因此道安遷徙飛龍山(今山西渾源西南)時,曾與舊友僧光法師討論此事,表示對格義的不滿,認為「先舊格義,於理多違」,但僧光認為格義之法為先達所創,不應妄論是非,而主張拘守舊法。道安則立場嚴明,堅持弘揚教理不宜分別次第先後,應首求準確。道安不拘舊說,敢於創新,一代宗師的氣概於此可

石趙滅亡後,北方戰亂不休。為了逃避戰禍,道安師徒四百餘人決定離開北方,取道南下,投奔東晉的轄地襄陽。為了廣佈教化,行至新野(河南新野縣)地方,道安派遣部分徒眾往巴蜀,部分徒眾下揚州,自己則帶領大部分門徒繼續南下襄陽。

往襄陽之前,道安的聲名早已傳遍東晉。入襄陽後,東晉境內四方學士競往師之。當時荊州刺史桓豁、襄陽鎮守朱序、宣威將軍郗超等人與道安均有往來,或請道安講法,或者供養用物,多方給予支持。其中,郗超不僅遣使送米千斛,並且修書累紙,深致慇勤。然而眾人之中,與道安交誼最深的,則屬東晉名士習鑿齒。

習鑿齒博學廣聞,以文名著稱,其辯才早已名滿天下。而在道安抵襄陽之前,習鑿齒亦久聞道安之名,故特意修書通好並前往拜訪,自我介紹曰:「四海習鑿齒。」

道安應聲回答:「彌天釋道安。」二人機鋒相對,禪意盎然,時人稱許,以為名對。習鑿齒後來並向謝安推薦道安,力讚道安知識淵博、道風嚴謹,不以神通惑眾,全憑高超的智慧遠見與道德學問律己教人,所以得以表現出與眾不同的風格。

註釋佛經

道安南下襄陽時期,東晉玄風鼎盛,大批清談名士熱烈討論本末、有無、體用等玄學主題,深深影響噹時上層社會。為了適應朝野崇尚玄學的風氣,道安在弘法活動中,往往刻意宣講思想上能與玄學相互融通的大乘般若學,將當時玄學界的一些爭論引入般若學加以研討,創立了影響深遠的「本無宗」學派,成為般若學中創立最早、卓然有成的宗派,這是道安對早期佛教傳播發展的重大貢獻。 同時,為了發展般若學風,道安在襄陽十五年間,每年講兩遍《放光般若經》,從無廢闕,並不斷創立新解,由此導向江東玄風,深受玄學家們一致歡迎。玄學名士習鑿齒將道安大師的弘法活動稱為「玄波溢漾」、「玄味遠猷」,此代表東晉上層社會玄學士大夫們對佛教的尊崇。

此外,道安思及佛教傳入中國後,雖有大量佛典譯出,但由於佛經文體艱深,語言難度高,加上時代條件各異,翻譯者程度不一,因此,在轉譯的素質上難免參差不齊,隨著年代久遠,展轉傳抄,舛訛相悖的情況日益嚴重,甚至出現了許多後人編撰的「偽經」。有鑑於此,道安廣泛搜求各種譯本,加以篩選整理後,編纂出《綜理眾經目錄》,又稱《道安錄》。該書在校閱群經的基礎上,對各經譯者和翻譯年代進行嚴密考訂,並且嚴格辨別真偽,評定新舊,收錄後漢至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歷時約兩百年間的漢譯佛典與注經作品,為我國第一本佛典目錄。

《道安錄》問世後,其他經錄亦相繼出現,但大體而言都是在《道安錄》的基礎上擴展而成。道安建立中國佛教史上佛經目錄學的先河,為整飭佛典,保存佛教文化,作出開拓性的重大貢獻。在註疏經典方面,由於舊譯經典時有錯誤,致深義隱沒,文理欠通。為此,道安遍覽諸經,先後為《般若》、《道行》、《密跡》、《安般》等經典,研尋文義,將佛經分立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佛經要旨一目瞭然,從此經義更具系統。

道安注經時,曾發願:「若我所說不違佛旨,願見瑞相指點。」當夜,果然夢見一白首長眉尊者來說:「君所注之經,都合乎佛旨。因佛指示我不得涅槃,當助你弘揚佛道。」後來《十誦律》傳到中國,慧遠始知道安所夢僧人,原來是賓頭盧尊者。

制定戒規

隨著道安南下襄陽,佛法傳播範圍不斷擴大,各地僧團日益增多,為使僧尼行有節度,道安參照當時已有的律學,再配合實際需求,制定一套僧尼戒規,將僧尼的活動納入軌範,對當時的僧團影響甚大。

道安以前,中土沙門皆從師姓,師來自天竺則姓「竺」,來自月支則姓「支」,而由於各地各門姓氏不一,造成門派的分歧。道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決定佛門一律以「釋」為姓。其後,《增一阿含經》傳入中國,經中果然記載:「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道安之見,與佛經不謀而合,因此得到佛教界的共識,統一以「釋」為姓,代代相沿,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大特色。

譯經傳教

前秦王苻堅素聞道安之名,東晉孝武帝太元三年(西元三七八),苻堅派軍南下,次年攻克襄陽,道安被送往長安,駐錫五重寺,備受推崇禮遇。由於苻堅的護持,道安主持數千人的大道場,同時組成一個譯經工作群,一時中外翻譯人才雲集,由道安親自指導,選經翻譯,並對所譯經典詳加校訂,一一作序。所譯經典主要以小乘說一切有部為主,兼及部分大乘佛經。共譯出佛經十四部一百八十三卷,約百餘萬言。

主持譯事過程中,道安總結譯經的經驗與困難,歸納出佛經翻譯著名的「五失本,三不易」觀點。由於佛經翻譯存在著五種情況無法與梵文原意相符,與三種不易翻譯的情況,因此道安提倡直譯,主張譯筆宜力求質樸,此一觀點,影響日後的翻譯甚大。隋代譯經家彥琮於《辨正論》中即引述道安的見解,並對道安「洞入幽微,能究深隱」深致讚歎!

佛學造詣

在戒律方面,當時雖然戒本未備,但他認為戒律是可以「開緣」的。這與後來所傳菩薩戒的精神相符,也與《般若經》的義理一致。在禪定方面,他認為修禪所達的境界,可以使修禪者忘我而造成世界的安樂,不是追求個人精神上的享受或所謂超自然力。他主張研究般若經典不能半日用「考文」、「察句」之法,而應透過繁複的文句,體會其精神實質,才不至於把虛豁的真如當作能生萬有的第一因,也才能把第一義諦和世俗諦不一不異不即不離的義理表現在行動上。

《出三藏記集》

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跡》、《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序,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

佛法心得

這是關於考校譯本、註釋經文方面的事業。同書卷二云:邇及桓靈,經來稍廣,安清朔佛之儔,支讖嚴調之風,翻譯轉梵,萬里一契,離文合義,炳煥相接矣。法輪屆心,莫或條敘;愛自安公,始述名錄,銓品譯才,標列歲月。妙典可征,實賴伊人。

這是創製《眾經目錄》的事業。中國佛教界有了這樣的註疏和經錄,才能承先啟後,循著正軌發展。否則雜亂無章,毫無頭緒,即使後來有了象鳩摩羅什那樣的大譯師,象僧肇那樣的大學者,恐怕也會受到障礙的。道安在襄陽,除了從事佛學的研究與著述外,每年還講兩次《放光般若經》,《高僧傳》說「四方之士,競往師之」,可見當時的法席之盛;因此就不能不制定僧規。《高僧傳》卷五本傳云: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條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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