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

1）有多名候選人的黨內選舉

 由中共高層領導人和他們的中國的智囊團顧問承認，黨內民主的核心組成在於黨內選舉的擴大。

新的指示明確了，黨要“健全黨內選舉方式，規範選舉程式和表決形式，培育新的方式引進候選人，並逐步擴大直接選舉的範圍。”事實上，自從1982年第 13屆全國代表大會以來，中共當局採取了一種多候選人的選舉方法（差額選舉）來選舉中央委員會。例如，如果最高領導人的計畫有一個300人組成的中央委員會，他們會提名310位候選人。10名獲得最少票數的候選人將被淘汰。

中共領導人經常暗示將有越來越多在未來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中會有更多的候選人。

2002年的黨代會上候選人比正式成員席位多了5.1%，而候補成員的候選人多了5.7%。

2007年黨代會上，代表們從221名候選人中（多了8.3%）投票選出了201位正式委員。至於候補委員，代表們從183名候選人中（多了9.6%）投票選出了167名候補委員。

人們普遍注意到，在這些選舉中被淘汰的通常是特權家庭出身的領導人，在中國被稱為“太子黨”官員。例如，在1997年黨代會上，幾名太子黨，包括陳元(陳雲之子）、王軍（王震之子）和薄熙來（薄一波之子），位列五名失敗的候選人中，雖然（或者是因為）他們的父親都擔任過副總理。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有太子黨背景的領導人一般對黨內民主比非太子黨的同僚要少有熱情。 

目前還不清楚是否類似的方法將適用於在不久的將來的政治局，黨的權力層次結構中的第二高的組織的選拔中。

近年來，中國的官方媒體也大量報導了差額選舉和省、市各級領導的重要崗位的選舉。

在2002-2007年，江蘇省，特別是其省會，南京，在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的領導下是一個差額選舉的試驗區。好幾個縣或在南京城區的負責人是通過這樣的方法當選的。

2009年9月，在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前夕，363名街道社區的黨委員進行了當地黨的領導人的直接選舉。官方媒體稱這一大規模的直接選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前所未有的。”

李源潮，現在的中共組織部部長，顯然是這一努力的主要支持者。

在目前的汪洋的領導下，廣東省也嘗試了有差額的直接選舉。

2008年5月，廣東省深圳市政府在市政府的網站行公佈了“近期深圳政府改革的指導意見”。這份草案明確了深圳的區級或市級人大代表將採用差額選舉的方法來選出區級或局級幹部。

作為這一進程的一部分，所有的候選人被要求提交施政綱領，參加公開辯論。四名市局級幹部，每個都是在2-3名候選人中以這種方法被選舉出來。據廣東省的黨組織所稱，下一步就是要以此來選舉有著1,000萬人口的深圳市市長和副市長。  這些多候選人的黨內的和普遍的選舉是逐步邁向讓中國的黨國體制更加開放、有競爭力和代表性，沒有放棄共產黨的“領導作用”或削弱其“執政能力”的重要步驟。

2）投票決定

作為中共領導人認為應該通過投票選擇更具競爭力這一思想的必然結果，是黨的重大決策也應在各個層面上由黨委投票表決。

新的指示強調在決策過程中的集體領導的原則，規定所有關於社會經濟政策的重大決策、大型建設專案、重大財務支出，以及重要的人事任命應在黨委會或常委會上以“投票方式決定”，而不是隨黨委書記的興致做出。  這項措施旨在防止黨委書記 ——在中文中，是“一把手”或“黨領導”——的權力過分集中。 作為這些規定的一部分，委員會成員應有三分之二出席會議，任命一位候選人則必須獲得至少三分之二的票數才能確認。

新指示還規定，要強化中國的科學民主決策，中共領導人應該不斷從研究機構，智囊團，其他政黨，社會和公眾聽證會中尋求諮詢。 重大決策應在廣泛共識的基礎上做出，而不是由單一的最高領導人做出決定或操之過急。例如，在2009年3月，對浙江省黨委常務委員會的成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任命了 56名市級和局級領導。這種中文媒體描述為“一人一票”的做法，為常委會成員賦予了和黨書記相同的權力。 四中全會的新指示呼籲黨的各級領導要逐步實施這種 “投票決定”的新機制。

3）體制化條例和非正式慣例 

新指示還重申了在幹部管理機制的重要性，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規範條例，以減少各種形式的偏袒和難以根除的終身制。在很大程度上，這些體制化發展已在實施中，它們包括：

·任期限制。除了及少數例外，五年任期制已經在黨和政府的高層職位成立了。此外，一位領導連任同一職位不能超過兩屆。 

·退休的年齡限制。根據中共的條例和規範，高於一定級別的領導不能超過規定的年齡限制。例如，所有在1940年以前出生的黨代會的中央委員要在2007年退休。這代表了從過去，即使是在鄧小平時代，中國的政治制度被稱為“老人政治”的巨大改變。

· 中央委員會全體成員的地區代表性。自1997年以來，中央委員會有一種強大的政治慣例，每個省級政府有兩個正式的成員席位（通常是省委書記和省長）進入中央委員會。雖然省級領導後來會被調到中央政府或到其他省份轉任，這種分配原則中央委員會選舉時背嚴格執行。  選舉當地最高領導時的“迴避法”省級或市級的黨委書記，當地紀律委員會秘書，警察局長往往是從中央政府或其他省調來的非本地官員。

這些制度化的規則和慣例，不僅在選擇領導人時提高了連貫性和公正性，而且也讓中國的政治精英在權威位置上的流動非常快。由於在關鍵的中共領導機構中的成員具有流動性，任何個人、派別、機構或地區都不能主宰權力結構。這些事態發展加強了檢查和平衡中國領導人的規範，對政治精英們的行為產生重大影響。

4）全面的監督體系

中共高層領導人顯然明白廣泛的官員腐敗已經嚴重損害了黨的聲譽，削弱了其統治的合法性。指示強調了腐敗纏身的重點領域，如大型基礎建設專案、房地產、土地管理、資源、國有資產管理、金融、股票和證券和司法領域。建立一個全面的監督體系來減少中共官員的腐敗和濫用權力因此成為當務之急。根據指示，這個全面的監管體系將包括以下四個部分：

·監察員機制。中共的中央委員會和黨組織高層會經常派出檢查組視察黨的下級正在進行的反腐敗工作。

·財產申報機制。共產黨的高層領導人將必須申報收入、財產、投資、其配偶和子女的商業活動，包括那些工作和生活在海外的人員。

·公眾的反腐敗舉報機制。將設立熱線電話和互聯網舉報網站，讓公眾舉報官員的錯失。

·制度化分權機制。中共對追求西式政府的三權分立不感興趣，相反，他們提出黨的機構要分成三個部分，即決策，政策執行和監督。

(I.E. 這是營利事業單位的階層組織，時至今日大的營利事業單位在決策層需要聘請外部董事的加入;在監督的機制上除了建立內控的程序外，依然需要第三方的外控查核機制來補足內控的盲點。 對於一個擁有公權力的政治團體，如何運作這套營利事業單位階層組織的機制----也要檢視其實踐的結果!!)

應當指出，所有這些機制都是由黨組織，而不是由法律制度來監督。例如，財產申報即不出示給公眾，不是向執法機關，僅限於特定級別的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

5）黨的事務的透明度

指示要求，按照定義，黨內民主的目標是加強中共的普通成員的權利，包括獲取資訊的權利，參與決策，參與投票的和監督黨。黨務公開是這一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具體來說，這種增強的透明度的承諾包括在更高級別的委員會上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由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做年度工作報告；由黨的基層組織來評價高級官員；和在高級官員和普通黨員之間舉行民主懇談會。

也許在這方面最重要的改變是將為黨代會建立任期制。各級黨代會每五年開一次。這些黨的代表大會代表只參加這一次會議，一旦完成了黨委會成員的選擇就不再發揮作用。中共正在幾個城市和縣進行實驗，看看是否應給黨代會的代表們五年的任期（常任制），使他們能在任期內持續發揮作用。

儘管中共領導層採取了這麼多廣泛的措施讓黨內民主不僅僅是政治修辭，在道路上仍然存在重大的阻礙。在黨國最強大的機構中的席位(I.E. 就是指中央政治局常委)，仍由極少數最高領導人通過做交易的方式，而不是公開競爭決定。在缺乏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的情況下，監督的信譽和有效性都嚴重受損。

即使只是以含蓄的方式告訴中國公眾，只有黨員和精英才有權實踐“民主”也非常有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黨內民主不符合胡錦濤和溫家寶等最高領導人所闡述的以人為本的說法。

儘管如此，中國分析家們認為黨內民主是不重要的結論卻是錯的。

畢竟，改變了中共和中國的政治制度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被廣泛承認的必要。出於這一原因，四中全會堅持黨內民主是關係到中共生死存亡的大事。

黨內分派：不是選擇，而是現實

在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的公報中明確指出，中共必須轉變執政方式，以跟上新的嚴峻挑戰，以“滿足世界的新形勢新要求（世情），該國的新情況（國情），和黨的新現實（黨情）。”

該文件沒有詳細說明這些新事態，但它們很容易想像。在國際舞臺上，一黨統治現在是例外，而不是常態。只有極少數國家，包括朝鮮和古巴，屬於這個小俱樂部。意識到它作為新興的全球性力量的角色，中國不希望和這些落後和孤立的共產國家混為一談。

趨勢很明顯——甚至是越南共產黨最近也選擇以競爭性選舉的方式來確定最高領導人。

連伊朗這樣的國家也舉行了多黨制總統選舉，即使最近證明是個騙局。

在世界上兩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度和印尼舉行的常規民主選舉，破壞了所謂在中國由於其規模和人口而使直接選舉變得不可行的論調。

民主政治在臺灣海峽對岸的成功也會在今後幾年影響大陸，特別是在兩岸關係升溫的當下。

中國在21世紀的的崛起將取決於它在各個領域的實力，包括政治彈性和開放性。

軍事和經濟實力，無疑是重要的，但無法被自己的公民認可政治上的合法性的國家不能宣稱是一個世界強國。

在國內，儘管有過去30年的快速經濟增長，中國已經置身於越來越大的城市與農村、沿海和內陸地區，以及新經濟和傳統經濟領域之間的差距。

僅在一代之間，中國在收入分配方面就從世界上最公平的國家之一變成了最不公平的國家之一。

一些重大的社會經濟群體，包括農民、流動人口、城市失業者和老年人常常發現自己越來越被邊緣化，成為改革的“輸家”。同時，在所謂的“贏家”那一頭，如企業家和中產階級，也覺得沒有安全感。

這個國家還面臨許多其他的挑戰，包括自然資源的短缺，環境的惡化，大規模城市化的副作用，未來的老齡化社會前景，缺乏醫療保健和社會福利，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緊張關係，和種族衝突。

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越來越不能處理這些複雜的，有時相互矛盾的問題，結果是政治上的緊張程度在上升。 一個在四中全會前夕發佈的由中共組織部在2008年進行的8萬人的調查顯示，有三分之一的中國民眾對選擇中共官員方式感到不滿。調查還顯示，三分之一的人對中共領導的表現不滿。 

對於中共精英來說，警示是：他們必須改革政治體制，使其能在不斷變化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中更有效地發揮作用。

黨內民主對高層領導人，包括胡錦濤，溫家寶和第五代新星如李源潮和汪洋，尤其有吸引力。他們似乎越來越認識到改變更多的是必要，而不是選擇。

集體領導必然存在更多的內在競爭，和派別聯盟。

在沒有強人政治的情況下，派系的妥協和談判，做交易，和選舉都變得更加普遍。  前面所討論(I.E. 指的是“中式民主”的啟動)的中共的體制變革沒有降低派系的緊張關係；相反，他們使派系鬥爭更加劇烈了。

有一種中共內部的黨內劃分是兩種非正式的聯盟之間的競爭：團派和精英（太子黨）。  前者(團派)目前由胡錦濤、溫家寶領導，包括第五代領導人李克強和李源潮，而後者(精英)則是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