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復時台灣老中青三代有著不同民族認同 💢
然而，如果我們細細深入觀察史實，台灣經過日本五十年統治，台灣人在民族認同上，實在是呈現著複雜矛盾的多面性。從最初以鮮血和頭顱寫下的抗日史詩，到民族認同上徬徨無主，胡太明心態的「亞細亞孤兒」，再到宣揚皇民煉成的小說「道」，正說明了經歷日本五十年統治之後，台灣人的老中青三代在民族認同上，有著三種迴然不同的層次。台灣的光復，正是台灣老年人歡慶回歸故國，和中年人心靈徬徨的大解放，這兩代人心中的歡喜慶悅可以想見，光復時到處所見的感人場面，就是他們由衷的內心反映。而青年人(就是柯文哲的爸媽那一代人)就未必盡然了，有的竟然為日本的戰敗而飲泣，甚至還有自殺已示效忠的。
在光復之時的台灣青少年，是在日本統治完全穩固之後成長的一代，並未親身體驗日本統治初期殘酷的一面，心靈和意識都是單方面受日本教育的灌輸和洗腦下長大，他們對中國和台灣的認識是一片空白，思想意識任由日本統治者塗上圖案和色彩，日本的強盛進步和中國的衰亂落後更是眼前的事實，自然也就形成這些青少年崇日棄華的價值觀，他們的皇民化可以說是日本同化政策的必然宿命，這些青年並非沒有民族氣節，只是受到時代的播弄和擺佈，在歷史的洪流狂瀾中難以自覺的盲從者。
二戰前期日本在各地戰場節節勝利，兵鋒所至，所向無敵，國威如日中天，自然使得這些青少年慕效憧憬的少艾心靈感到仰慕和響往，而陶醉在大日本帝國雄霸天下的美夢中，熱衷於「皇民煉成」。他們競相崇拜日本，醉心於皇民化的言行和表現，記載在當時的文冊書報上彰彰明甚。台灣的光復使得這些青年在國家民族的角色上，遽然在一夕之間倒轉過來，請問他們如何能夠適應過來？
光復後，這些台灣年輕新生代，許多才和日本人並肩作戰生死與共，很多還是在中國作戰視中國人為敵人，許多青年學生不久前還在學校的升降旗典禮上，日日對著太陽旗充滿敬仰之情地唱著日本國歌，皇民化在他們心中的影響力，是不可能即時退燒退熱的。光復時他們是懷著對日本戰敗的憂傷，心不甘情不願回歸中國的，對中國的愛國心，即使有，至多也是五分鐘熱度，以後對著語言不通的大陸同胞，更覺得他們比日本人還像異國人。
光復前許多台灣青年對中國的愛國根基是淺薄的，甚至是無根的，這一點當時的台灣人並非沒有自知之明，鍾理和旅居北平時就提到「有個叫張四光的台灣人在報上發表一篇題為『台灣人的國家觀念』的文章，張四光認為台灣二、三十歲以下的青年是沒有國家觀念的人。」，鍾理和對此現象亦十分唏噓感嘆。
過去建國黨主席柯文杞為了維護小林善紀稱慰安婦是自願的論調，就老老實實地招認「這是日本對台灣殖民教育成功的地方，台灣被教育效忠日本，為日本服務是一生最大光榮的事。在這種教育下台灣人為日本而戰而有榮譽感，女性獻出貞操(作慰安婦)亦無怨尤」。二戰時期台灣的青少年在日本教育的洗腦下，醉心於日本文化，熱衷於皇民煉成，一心為大日本帝國效命，為天皇盡忠，這是不爭的事實。
台灣作家黃春明曾敘述他小時，當聽到日本天皇【玉音】宣布日本戰敗時，他的阿爸當場傷心的哭了。黃春明的袓父很不解的問黃春明的阿爸說：「是我們打贏了，你哭甚麼？」。吳濁流說「日本五十年的皇民化，在光復那天就吹走了」，其實只合對吳濁流這類中年一代以上的台灣人而言，光復初期皇民化其實是在台灣青少年人心中，頗為廣泛地蟄伏在心中，國民黨和大陸人的表現一令他們失望不滿，就立即生出厭惡國民黨、憎厭中國人的心理反射。
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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