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統與科員有何不同？科員謹小慎微，也拘泥於細節；但總統卻必須大開大闔，絕不能瑣瑣於國政。但馬總統對國是會議的處理，卻顯然拘泥瑣細如同科員。

馬總統的拘泥之一是拘泥於體制。他不但質疑「有現成國會，還要到體制外開國是會議，體制還要不要尊重？如果要的話，要如何分工？」同時也認為一九九○年之所以要召開國是會議，是因為當時國會未全面改選，正當性不夠，而且其目的是為了修憲。

但誰說有體制內國會，就不應召開體制外國是會議？又有誰規定國是會議祇能討論修憲而不能共商其他國政？一九九二年底國會全面改選後，國會已有所謂正當性， 但李登輝仍於總統民選後的九六年底召開國發會，可見國會有無正當性跟國是會議應否召開，並無邏輯因果關係。另外，蔣經國召開的經革會與陳水扁召開的經發 會，其目的更是為了經濟，而非修憲。

馬總統的拘泥之二則是拘泥於程序形式。他連續四問：「反對黨現在要舉行國是會議，那就要瞭解哪些是國會不能討論的？」「討論完了，是否還要回到國會？」「全體立委要參與或還要邀請其他人？」以及「參加的人是否都有表決權？」

但這四問其實都不是問題。國是會議本來就是體制外共商國是的臨時性機制，體制外機制若有決議或共識，當然應該回歸屬於憲政程序的內閣與國會去執行或立法。 至於誰來參加國是會議，用膝蓋想都知道應該包括政府官員、政黨人士、民意代表、學者專家與社會人士，怎麼會有「全體立委要參與或還要邀請其他人」這種大哉 問？一九九○年國是會議邀請的一五○人，九六年國發會邀請的一七○人，二○○一年經發會邀請的二二○人，都包括各界代表。更何況，既受邀與會則人人權責平 等，又何須要問「是否都有表決權」？

至於馬總統所問的「哪些是國會不能討論的（議題）？」更讓人有不知其何所問的困惑。難道說，國會能討論的，國是會議就應避而不談？國是會議本來就是為了補 體制內決策之不足，其中包括行政決策之不足，以及立法決策之不足，祇要行政與立法兩權應為而不為之事，國是會議都可討論，並依共識或表決而補體制內決策之 不足。況且，如果不是行政與立法相繼失能，讓國事糜爛至此，又何須召開國是會議尋求體制外救濟？

理論上，台灣現在已有完備的憲政民主機制，召開體制外國是會議當然並非治國常態，也有違責任政治原則。但現實卻是，這套民主機制已處於非常態運作中，其中 包括行政無能、立法延宕以及朝野對立，換句話說就是體制集體失能，此時若能以體制外效能補救體制內失能，馬總統何樂不為？

熟悉台灣民主轉型的人都知道，李登輝當年以「民粹威權主義」推動改革，確實受惠於國是會議與國發會良多。國家領導人處逆境或困境之時，本來就該大開大闔才能脫困而出，但可惜馬英九缺乏李登輝那樣的謀略，以至於迄今仍處困境難以自拔。

但退一步說，即使馬英九不想學李登輝玩弄權術，他總該瞭解「乘眾勢以為車，御眾智以為馬」的道理吧？而國是會議就是眾勢、眾智，若瑣瑣拘泥於名稱、體制或程序，而坐失眾勢與眾智之形成可能，天下寧有此種以科員心態領導國政的總統？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