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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4/14 12:01:40瀏覽1322｜回應0｜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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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ing Poor──日本窮忙族案例的省思 前言： 這篇文章轉載自這個網頁：http://www.chunmin.com/archives/97 並引用 Katsu_Mai 分享這篇報導所講的話： 日本窮忙族案例的省思(文章很長，請耐心看完後再看影片) 「Working Poor」的問題或許早已在台灣浮現，如果我們不徹底檢視，「勤勞貧困階級」更會陷入世襲的惡性循環，社會成本增加的結果，受害的不是別人，終究是我們自己。 第一集命名為「日本社會的貧困階層」，NHK記錄了日本社會中「working poor」窮忙族的存在樣態。 第二集命名為「靠努力就能脫貧嗎」，進一步提出造成窮忙族的原因，包括派遣、外包、中國產品傾銷等等。 同樣要說的是，這其實不止日本，台灣（全世界）都在發生。你我都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窮忙族。 原文中出現的日幣金額，在這裡筆者特別用括號的方式以四比一匯率轉換台幣，讓讀者比較有實際的數字概念。 節目播出後，NHK 共收到三千多封迴響，創下該節目的紀錄，世人終於開始正視「Working Poor」是社會結構問題，不再將之歸咎於個人怠惰。二○○七年九月，「Working Poor 特集」榮獲二○○七年度新聞協會獎，日本放送協會認為：「本特集透過那些再如何賣力工作都『無法享受富裕生活』的人們，揭露日本結構改革的偏差與階級社會的弊病，以細膩的影像傳達現代日本社會的黑暗面，讓『Working Poor』一詞迅速為社會大眾熟知，實為優秀之調查報導。」 「Working Poor」（ワーキングプア）指的是「本身有工作，但收入低於最低生活保障的人們」，這群人約占日本家庭的十分之一，至少有四百萬個家庭，實際數目則不得而知。假設每個家庭有三個人，那日本大約就有一千兩百萬名「Working Poor」，想想真是非常驚人。關於「Working Poor」的翻譯，目前最普遍的中譯是「窮忙族」，我個人則比較偏好 NHK 使用的「勤勞貧困階級」（勤労貧困層）或「工作貧困階級」（働く貧困層）。 以下內容摘譯自二○○七年十二月十日播出的「Working PoorⅠ＆Ⅱ」（ワーキングプアⅠ＆Ⅱ），係為去年得獎作品的重編版本，日本向來是台灣的一面明鏡，這些令人鼻酸、為之驚悚的真實案例，這些企業、媒體和政客都避而不談的事實，非常值得小老百姓的你我好好省思。特集內容將藉由八個真實案例，從女性、地方、全球化、高齡化、兒童等五個面向深入探討「Working Poor」的問題。
女性的哀號 日本企業為求縮減人事成本，派遣員工和打工族等非正式員工的數量與日俱增， 目前日本女性勞工有五成是非正式員工。因為薪資水準低、工作不穩定，一旦落入「勤勞貧困階級」，許多女性就永無翻身之日。 Case 01：福島縣鈴木さと美（Suzuki Satomi） 居住於福島縣的鈴木小姐（三十一歲），晚上在便利商店的便當工廠打工。工作內容是在深夜統計各店的便當訂單，再分配給各工廠，時薪日幣九百一十圓(約台幣兩百二十元)。鈴木小姐回到家時已是半夜兩點，白天還在其他公司兼差，每天睡眠時間僅有四小時，週末也沒有休息。 鈴木小姐是單親媽媽，一家三口住在月租日幣四萬五的公寓(約台幣一萬一千兩百五十)。高中畢業的鈴木小姐，原本是飯店的正式員工，十九歲時結婚，為了照顧小孩而離職，但結婚三年後離婚，面臨必須立刻就業的問題。同時養育兩名幼子的鈴木小姐，沒有一家公司願意僱用她當正式員工。過了半年，她終於找到時薪六百五(約台幣一百六十元)的超市打工，之後陸續從事過包括廢料工廠、大樓管理公司等各類打工，有些工作的月薪只有七萬(約台幣一萬七千五百)，鈴木小姐不得不開始身兼數職的忙碌生活。 鈴木小姐目前白天在建設公司打工，負責處理事務性的工作，這是她離婚至今的第八份工作。她甚至曾經因為請假照顧生病的小孩，就慘遭前公司解僱。而每次被解僱，她就必須接受多間公司面試，才能爭取到新的兼職。鈴木小姐說：「許多公司光是聽到我獨立扶養兩名年幼的孩子，就直接拒絕。企業多半認為單親媽媽經常請假、早退，為免麻煩而不願僱用。」 身兼早晚兩份打工的鈴木小姐，每個月的收入是十八萬五千圓(約台幣四萬六千兩百五十元)。她總是小心翼翼地用信封將薪水分成房租、水電、學費等各種用途，最後剩下的三餐生活費僅有兩萬多圓(約台幣五千元)。 日本政府有意幫助鈴木小姐這類單親媽媽尋求更高薪資的工作，但相對之下，政府希望她們自己也要更努力。鈴木小姐曾經想考取護理師執照，可是就讀專門學校必須犧牲白天的工作，她不得不放棄進修。「想去也不能去、想學也無法學，如果這就說是自我努力不夠……那……我們這些必須拚命工作才有辦法糊口的人，難道還不夠努力嗎？」鈴木小姐嘆道。 晚上九點多，鈴木小姐送孩子們上床之後，還有一份工作正等著她。記者問她身體受不受得了，她苦笑道：「這不是我受不受得了的問題，我只能選擇繼續工作。就算我受不了，還是只能選擇繼續工作。」
丘ゆきえ（Oka Yukie） 早上五點半騎腳踏車上班的丘小姐（二十三歲），工作是在鎮立醫院替病患準備餐點。丘小姐以前是小鎮的臨時職員，因為鎮公所將餐點外包給民間，她從前年開始變成打工人員，不但時薪減少三十圓，變成六百七十圓(約台幣一百六十七元)，就連十萬圓(約台幣兩萬五千元)的年終也幾乎告吹。丘小姐每天工作八小時，月薪也只有八萬圓(約台幣兩萬元)。 日幣八萬圓換算成台幣約兩萬三，聽起來好像還可以，但日本高中畢業生的平均起薪是日幣十六萬(約台幣四萬元)（正式員工）；換句話說，若以台灣高中畢業起薪台幣兩萬的比例換算，丘小姐等於月領台幣一萬，甚至低於我們台灣的每月最低薪資，以每天工作八小時來說，實在有點誇張。 這個人口約莫兩千的小鎮，主要產業是農業，年輕女性的工作機會逐年減少，丘小姐表示：「我不敢奢望薪水增加，想要更好的薪水，只能找其他工作；可是在這種鄉下地方，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高薪的工作。」 丘小姐從小就非常有繪畫天賦，四年前的她對未來充滿期望。高中畢業之後，丘小姐經由推薦入學考上札幌的專門學校，她的夢想是學習電腦繪圖，有朝一日進入電玩公司；但事與願違，父親離婚後罹患憂鬱症，最後失去工作，因為付不出每年一百二十萬圓(約台幣三十萬元)的學費，她被迫放棄升學。
丘小姐望著執照黯然說道：「即使擁有執照，沒有工作機會的話，也無法運用這些能力……如果因為找不到工作機會，就被說是努力不夠（苦笑）……那些拚命努力還是沒有成果的人，如果因為這樣就被說是『失敗者』，我覺得實在是情何以堪……」 對於政府該如何補導女性爭取高薪工作的問題，岩田教授認為應該從「所得保障機制」著手，她解釋道：「如果政府可以保障單親媽媽鈴木小姐在就學期間的收入，就能協助她考取護理師執照。另外像北海道丘小姐的例子，辛苦考取了執照，薪資卻只增加十圓，實在是日本就業補導的悲哀。女性們那麼努力，勞動條件卻沒有相對提升。企業有責任提供穩定的薪資和勞動環境，否則政府的就業補導就形同虛設。」 看過上述兩個案例，你是否依然認為她們不夠努力？是否有權叫她們「失敗者」？女性同胞為了照顧小孩或父母，常常不能依照自己喜好選擇工作。加上日本政府決定減少單親媽媽的兒童扶養津貼，更讓她們的生活雪上加霜。日本政府現在正努力規畫補導女性二度就業的各項政策，這時更應該好好傾聽這些女性同胞心聲。 地方的瓦解
裁縫店老闆：鈴木勇治（Suzuki Yuji） 二○○六年三月，秋田縣大仙市當地的農家和店主，因收入減少而付不出稅金的兩百四十人召開集會。「今年冬天沒有錢買石油，只好每天少吃一餐，把餐錢省下來買石油，今年日子特別難熬。」其中一名參加會議的民眾忍不住抱怨道。 這一天，裁縫店老闆鈴木勇治（七十四歲）帶著準備提交給國稅局的文件來開會。文件上寫著鈴木先生的年收，扣除店內經營成本之後，只剩日幣二十四萬八千多圓，換算成台幣僅七萬圓。鈴木先生對記者說：「現在收入比以前減少很多。如果有案子接的話，就不會這麼辛苦，目前只能算是勉強維持生活。」 地方景氣並未隨著大環境改善，位於仙北市角館町中央的「富士通名店街」，以前沿街有四十多家餐飲店，是鎮上最熱鬧的一條街。隨著顧客減少，店家接二連三倒閉，業者紛紛轉戰秋田市或東京等大都市。今年付不出稅金的鈴木先生獨居於此，裁縫店的主要客源是附近所剩無幾的店主和農家。 一九八六年的鼎盛時期，裁縫店每年要製作一百件西裝，店內有兩名專任裁縫師，是鎮上最大的裁縫店。二○○六年的現在，訂單多半是修改長度或尺寸，修改長度每件一百圓(約台幣二十元)，修改尺寸每件一千圓(約台幣兩百五十元)。裁縫店能否經營下去已成問題，四月底為止的營業額還不及一萬圓(約台幣兩千五百元)。「你看帳本也知道，我根本沒賺什麼錢。連一萬圓也賺不到，不是嗎……我也很佩服自己能撐到現在……」鈴木先生神色茫然地望著地面道。
鈴木先生如果無法支付醫療費用，最後只能求助社會安全生活補助金；可是，若想接受相關補助，他就必須放棄所有存款。鈴木先生目前有日幣一百萬圓的存款(約台幣廿五萬元)，這是他替妻子準備的喪葬費，早就決定絕不動用。「到頭來，意思就是要窮人早點去死，這種事哪個年代都一樣嘛……」鈴木先生抿嘴陷入沉默。
醬菜販＆農民：谷藤祐二（Tanifuji Yuji）
晚上九點，結束農耕作業的谷藤夫妻正在製作醬菜。他們每天從清晨五點忙到凌晨十二點，年中無休。販賣醬菜的營業額每年約三百萬圓(約台幣七十五萬元)，扣除成本，實際獲利僅剩三十萬圓(約台幣七萬五千元)。這是由於價格競爭激烈，醬菜定價必須控制在兩百到三百圓所致(約台幣五十到七十五元)。谷藤先生說：「因為是手工製作，每天都工作到半夜，昨天咱們夫妻倆也是忙到快十二點……實在很累，真希望能夠早點上床休息。」 隔天一大早，谷藤先生就下田耕作。谷藤先生在這塊一公頃的土地種了四十年的稻米。因為政府開放稻米進口，價格競爭日趨激烈，光是這五年稻米價格就跌了兩成，去年這塊土地的收入幾近於零。根據政府統計，二○○五年秋田縣就有約莫六千戶農家放棄農業。谷藤先生說道：「當時根本沒想過稻米的價格為跌成這樣，因為成本高，我幾乎聽不到有種稻賺大錢的人。」 辛苦工作一整年，結果收入幾近於零，那種打擊我實在無法想像，假設我翻譯一年的稿件，突然因為電腦當機消失，我肯定沒辦法像影片中的谷藤夫妻那麼堅強。這個案例也讓我想起台灣楊儒門的訴求，「Working Poor」的問題或許早已在台灣浮現，那些被中央忽略的地方發展、只被政客視為選舉籌碼的老農年金，如果我們不徹底檢視，城鄉差距只會擴大，「勤勞貧困階級」更會陷入世襲的惡性循環，社會成本增加的結果，受害的不是別人，終究是我們自己。 全球化的反噬
燙衣師：増田豊満（Masuda Toyomitsu） 燙衣師増田先生（五十六歲）專門替紡織品進行最後整燙，針對不同材質改變蒸氣、壓力，以細膩手法著稱；然而，因為企業引進中國外勞，以更低廉的單價，快速、大量進行燙衣工作，他的案源大幅減少。増田先生說道：「我一方面覺得自己很沒用，也覺得很空虛。一想到自己的工作連家人都養不活，就感到非常難過……」 増田太太（五十八歲）平時在家協助先生燙衣，過去他們每件衣物收取一百圓(約台幣二十五元)的費用，現在多半只剩五十圓(約台幣十二點五元)的案件，這兩年收入驟減。前年的營業額是五百六十八萬(約台幣一百六十二萬)，往後每年減少一百萬(約台幣廿五萬)，今年甚至可能不及三百萬(約台幣七十五萬)。扣除成本之後，幾乎無法維生。 清晨五點，増田太太出門打工。以前是由増田先生外出打工，但今年三月他因為腦溢血病倒之後，便改由増田太太負責賺外快。増田太太在老人院替老人準備早餐，另外兩名同事亦是紡織業者，大家現在都無法靠本業維生。 這一天，從事縫製業的服部和博先生（Hattori katsuhiro）前來拜訪増田先生。服部先生本身也是接受企業訂單的下游企業，四年前開始將燙衣工作承包給増田先生。服部先生為了跟僱用中國外勞的企業競爭，不得不將支付増田先生的費用減為每件五十圓(約台幣十二點五元)。 増田家十七歲女兒彩華（Ayaka）明年將就讀大學，一家經濟也更為拮据。彩華小姐的目標是考取執照，成為營養師。為了減少家裡的負擔，她不但申請獎學金，同時也開始打工。 同時身兼兩份工作的増田太太，為了女兒的升學，傍晚又增加另一份打工。第三份工作是在專門收容中國研修生的機構準備餐點，増田太太和另外兩名員工必須準備兩百人份的晚餐。本業收入因全球化而大幅減少的増田家，現在反而必須靠服務外勞來支撐家計，想想實在頗為諷刺。 即使身兼三份工作，依然不夠支付女兒的入學金和學費，増田家於是向金融金機構貸款兩百萬(約台幣五十萬)。為了減少支出，増田家的晚餐菜色是中國研修生吃剩的菜餚。到女兒唸完大學為止，増田太太打算繼續身兼三份工作。「雖然接下來還有退休生活的問題，不過這四年暫時不考慮這些，總之先讓女兒畢業，這就是我們現在的目標…」對未來充滿不安的増田太太安慰自己似的說道。
内橋先生並認為，如果不改變現在這種大企業獨享利益的結構，非正式員工和地方居民再如何賣命都無法獲應有的回報。内橋先生憂心道：「假如努力無法獲得相對報酬，人們將失去勤奮工作的動力，昔日視勤勞為美德的日本文化亦將消失。勤勞貧困階級一旦變成多數派，國家又如何能富強呢？」 勞動人口高齡化 Case 06：京都市資源回收：北山徳治（Kitayama Tokuji）
北山先生之所以必須撿拾飲料罐，是因為他沒有領取國民年金。身為家中長子的北山先生年輕時是木匠，為了供養父母及四名兄弟姊妹，有一段時期無力繳納保費，距年金領取資格還差五年。北山太太回首前塵道：「當時滿腦子都在煩惱怎麼熬過眼前的生活，總認為養老這種事與咱們無關，根本就沒想過要長命百歲，更別說是領取年金了。」 北山夫妻本身有七十萬(約台幣十七萬五千)的急用存款，因為這筆錢，他們無法獲得政府救濟，每個月都為籌措餐費和水電費傷透腦筋。他們有兩位兒子，孫子正值高中生和大學生的年紀，兒子們亦被學費和房屋貸款壓得喘不過氣來，北山夫妻不想麻煩他們。北山太太神色堅毅地說：「做父母的都不想伸手向子女要錢，大人要自己照顧自己，靠自己的力量生活、迎接死亡，咱們從以前就一直這麼想。」 像北山先生這種沒有年金的老人，全日本可能超過四十萬。北山先生年過八十，還得天天出門撿拾飲料罐。其實他三年前曾經擔任清潔公園的工作，但因為僧多粥少，年齡較大的北山先生被迫離職。好不容易找到這份資源回收的工作，由於越來越多老人無法單靠年金為生，最近競爭者亦開始增加，如今甚至難以維持每個月五萬圓(約台幣一萬兩千五百)的收入水準。截至十一月中旬，本月回收所得只有一萬八(約台幣四千五百)。 突然感到胸口疼痛的北山先生鑽進被窩休息，北山太太擔心地看著老伴說道：「如果哪天沒辦法思考、身體走不動的話，咱們大概就沒辦法撿罐頭了。」究竟能夠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到何時？北山夫妻的老年生活總是揮不去這種不安。 失去未來的兒童 我們目前最擔心的是「Working Poor」可能代代相傳。兒童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如果他們因為自己的成長環境而對未來失去希望的話，那是非常嚴重的問題。我們絕不希望低所得家庭的孩子，因為缺乏教育經費，喪失升學或就業的機會。 Case 07：東京都單親爸爸：山田鉄男（Yamada Tetsuo）
山田先生上班族時期的年收超過日幣六百萬(約台幣一百五十萬)，如今只剩兩百萬(約台幣五十萬)。即使在三間加油站打工，月薪總額也只有二十二萬(約台幣五萬五千)。山田先生說道：「孩子們接下來要讀高中，必須準備入學金和學費，這部分或許還能應付；可是高中讀完還有大學，唉～～真的很懷疑自己撐不撐得住。萬一籌不出錢，他們的未來就很辛苦。一想到這裡，我就非常恐懼。」 山田先生每週有四天在時薪較高的深夜打工，這個時段來加油的計程車司機特別多，工作非常忙碌。每到黎明，他就開始擔心獨自看家的兩個兒子，深怕他們沒有好好吃早餐。為了兩個兒子，山田先生想找穩定的白天工作，可是五十歲的男人很難找到正式員工的職缺。 大兒子最近表示想跟同學一起上補習班，但山田先生的薪水無法支付。以前想讀大學當律師的大兒子，最近也開始認為這是遙不可及的夢想。「爸爸一個人工作很辛苦，如果爸爸說我可以讀大學，如果爸爸答應讓我讀，我就去讀。如果可以讀的話，我也很想讀。」善解人意的大兒子輕聲告訴記者。 山田先生的六百萬(約台幣一百五十萬)存款業已耗盡，最近甚至不得不動用兒子們的大學教育基金。「我必須替他們準備大學學費，我認為這是父親的責任，就算犧牲自己，我也必須讓他們升學。不管我是否有這個能力，我都得讓他們讀書……這是我的錯……不是孩子們的錯……」山田先生說著不禁哽咽。為了兩個兒子的未來，山田先生表示他考慮再找一份打工。 Case 08：東京都遊民青年：岩井拓也（Iwai Takuya）
小學四年級的時候，岩井先生是對未來充滿憧憬的少年，夢想是成為運動選手。國一時，雙親因為父親的債務問題離婚，他和母親搬到公寓居住。母親開始在餐廳工作，每天只給他五百圓(約台幣一百二十五元)當生活費。岩井先生邊想邊說：「我原本的成績大概是中上程度，可是因為經濟問題，最後變成全班倒數第一，常常被同學取笑。只要是要花錢的，我都沒辦法參加，因為付不出錢……嗯……當時就知道自己跟別人不太一樣。」 升上高中之後，由於母親離家，岩井先生只得開始打工掙生活費。就連同學們找工作的時候，他也因為沒有錢買面試服裝，只好繼續打工。年過三十之後的現在，岩井先生再也找不到兼差，只能撿拾雜誌，賺取當天的飯錢。岩井先生吃著八本雜誌換來的泡麵苦笑道：「走了四個小時，結果兩分鐘就吃完了。」 岩井先生兒時常常幻想自己可以重新投胎，擁有不同的人生，當記者問他現在有什麼夢想，他淡淡答道：「就算有夢想，也不可能實現。淨想那些不可能實現的事情，只會讓自己更空虛。所以過了一定年齡之後，我就不再幻想，要自己專注於現實。」 關於勤勞貧困階級的兒童教養問題，宮本教授認為：「如果全國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二十的人口處於無法脫離貧困的狀態，就成為一種沉澱社會。沉澱的恐怖之處在於，它將代代相傳。正如紀錄片所示，他們因為家庭因素，在求學階段就處於不利的地位，我們必須加以防範這種由父母世襲給子女的貧困。」 岩田教授則表示：「工作卻貧困的問題，從日本的生產水準來看，是非常不合理的情況。政府應該明確訂出一個最低標準，無論如何不能讓人民的生活低於該標準，即便是要跟國外競爭，薪資也不該低於某個極限。倘若社會缺乏這種正義的力量，就無法解決『Working Poor』的問題。最低薪資標準是多少？社會該補助單親家庭到何種程度？我們是否能容許七、八十歲的老人撿拾罐頭為生？這些道德抉擇，都是我們今後必須面對的問題。」 在觀賞影片時是以日語發音，如果聽不懂，請將字幕功能打開，並設定為繁體中文，如下圖示範： 
這樣看到的影片就會出現中文字幕 
窮忙族（一） 拼命工作也無法擺脫貧窮-追蹤「窮忙族」的現況窮忙族（二）靠努力就能擺脫貧窮嗎? 窮忙族（三）解決之道 回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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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時事評論｜社會萬象 ) |
（NHK 解說委員：鎌田靖〔Kamada Yasushi〕）現在世人都認為日本景氣復甦態勢明顯，但是，我們不可否認許多日本民眾無法感受到這一波的景氣復甦，不但生活拮据，並且對未來充滿不安；話雖如此，社會上確實有一群人從金錢遊戲中獲得鉅額財富，而這種金錢至上的風潮，正在日本社會擴散。戰後日本是只要肯付出、肯努力，便能獲得回報的社會，但如今，許多慘遭競爭淘汰的人們、交不出漂亮成績單的人們，大眾開始認為那是他們本身的責任，是無可奈何的結果。這些真的應該完全歸咎於個人責任嗎？我們的底層社會，究竟發生了什麼變化？而人民對國家又有何期待？
日本女子大學教授岩田正美（Iwata Masami）看完鈴木小姐的紀錄片後表示，女性非常容易由於離婚或換工作陷入窘困，她的情況其實並非特例。岩田教授認為：「跟其他國家相比，日本的單親媽媽們都十分賣力工作。誠如鈴木小姐的案例，單親媽媽身兼二到三份工作都不稀奇。她們那麼努力，卻仍面臨貧困的壓力，這或許就代表我們國家出了問題。」
目前丘小姐和妹妹一起支撐家裡的經濟，妹妹也在同一間醫院負責餐點準備工作，兩人每個月的薪水共計十六萬圓(
（鎌田）本人目前所在位置是秋田縣內部的農村。自從一九九二年最後一個家庭遷出之後，目前這個村落已經無人居住，遺留下來的殘破建築彷彿在訴說那些被迫離鄉背景的村民的悲哀。秋田縣這種無人居住的村落超過一百個，數量逐年增加。人們為何選擇離開？那裡有著村民必須面對的艱困環境。
鈴木太太和先生一起在店裡工作四十年，後來罹患老年痴呆症，九年前半身不遂、無法進食，鈴木先生只好讓太太她接受醫院的專業照顧。這一天，鈴木先生接到鎮公所的通知信，表示看護保險費將從三千七百圓增加為七千圓(
日本空中大學教授宮本みち子（Miyamoto Michiko）認為：「鈴木先生想要保有喪葬費用，換言之他有不願失去自立的意志。這或許是身為人類的尊嚴；可是，以日本目前的生活保護制度的條件來看，當事人必須捨棄這一切，才有接受救濟的資格。政府或許應該考慮容許這類自立的尊嚴，讓有困難的人可以利用某一部分的生活保護制度，等他們沒有困難時，就可脫離救濟，這種具有柔軟性的生活保護制度，是日本今後的重要課題。」
武家屋敷是角館町著名的觀光勝地，每到櫻花盛開的五月，就有許多觀光客到此賞櫻。武家屋敷的一隅，有一間醬菜店，老闆是專門種植稻米的農民谷藤祐二（六十六歲），他亦是今年繳不出稅金的人之一。販賣醬菜是谷藤夫妻的副業，材料是自家菜園裡種的蔬菜。
這十年來，岐阜縣紡織業不但面臨外國的價格競爭，如今又慘遭另一波全球化的浪潮侵襲。除了來自中國的廉價商品，現在還出現大量的廉價中國勞工。岐阜縣的中國外勞這五年就增加一倍，約有一萬名中國外勞在此從事紡織業。這些來自中國的外勞，以技術研修生或實習生的名義在企業工作。除了每個月五萬圓(
經濟評論家内橋克人（Uchihashi Katsuto）認為，景氣復甦並無法改善「勤勞貧困階級」的困境。岐阜縣紡織業的外勞競爭問題，只要政府開放外勞，一樣會在其他產業出現。内橋先生說：「一旦使用以研修生名義引進的低廉勞工，將迫使日本勞力廉價化，形成底層競爭的社會結構。而
早上七點，北山徳治先生（八十歲）正在京都市內的街道撿拾飲料罐。北山先生從三年前起就靠資源回收的微薄收入為生，北山太太（七十五歲）平時也一起幫忙撿拾。每公斤的飲料罐可換取日幣一百三十圓(
山田鉄男先生（五十歲）五年前因為公司經營不善被解僱，目前分別在三間加油站打工，山田太太七年前病殁，他獨力扶養就讀國一和小六的兒子。本身是東京私立大學畢業的山田先生，希望至少讓自己的孩子讀到大學畢業。
三年前成為遊民的岩井拓也先生（三十五歲），每天四處搜集垃圾桶裡的雜誌，再以每本五十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