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進入21世紀之後，民粹主義之興起成爲世界許多國家的新趨勢。而這個現象背後的主要動力，正是我一再提起過的21世紀國際社會所面臨的三大問題：貧富不均、氣候變化、和霸權交替。

其中，貿易全球化以及中國的崛起和產業升級，使得歐美等先進國不再能獨占工業革命的紅利。以往把第三世界當作廉價原料來源和高價產品市場，從而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内建的財富集中趨勢，外泄為國家與國家之間的貧富差距，現在不再有效。於是這些先進國家，紛紛經歷了百年首見的中產階級退化現象，引發民衆的普遍焦慮和不滿，形成了右翼民粹的溫床。

但是因爲過去半個世紀，這些國家的財閥對政治、輿論和社會組織，進行了深刻的洗腦與改造，20世紀中期的福利政府和社會主義思想，已經被徹底滲透、分裂而且閹割。左派被財閥主控的大衆媒體誤導，逐漸流於各式各樣不食人間烟火的形式主義，從而喪失了自己在群衆眼中的公信力。當氣候變化這樣重大的經濟議題（氣候變化不是道德問題，而應該是人類經濟整體優化過程的一部分，我在前文《有關環保和全球暖化的幾點想法》已經詳細解釋過了）被財閥有意忽略的時候，左派也只能繼續玩弄罷課、游行之類的自嗨花樣，形成了另一類的民粹。

歐美財閥主宰内政外交，得以追求最大利潤的結果，是使其國内經濟去工業化。再加上美國在冷戰勝利後得意忘形，自以爲是人類歷史的終結，於是在21世紀的開端做出很不智的極度戰略擴張，隨即被打回原形，並且因爲過度金融化而發生了百年一見的經濟危機。其後不可避免地進行了戰略收縮。在這段虛耗、收縮、然後Trump上臺又開始虛耗的過程中，美國基本忽略了自己做爲世界霸主的責任，在有繼任者上位之前，就已經放棄甚至主動拆除了原有的國際規則。其結果是第三世界的區域强權有了對内對外的自由行動空間，既有的民粹趨勢得以凝聚發酵。

在進一步研究這些細節之前，我想先明確定義民粹是什麽。民粹一般被翻成“Populism”，也就是迎合一般民衆（Populace）的喜好。這裏的“一般民衆”是與“菁英”（Elite）相對而言，所以其實是Plebs（賤民）的婉辭（Euphemism）。不過這個原本的定義太過廣汎中性，在21世紀（尤其是菁英媒體）的實際使用上，民粹這個詞匯帶有强烈而明顯的負面意義，所以我認爲應該更精確地說，民粹是迎合群衆的非理性喜好，也就是我在前文《談損人不利己》中詳細解釋過的各種損人不利己的意願。

當我們加上“損人不利己”這個額外的衡量標準之後，就會發現像是北歐的環保，或是東歐的反穆斯林移民運動，都不是真正的民粹，至少不算是真正糟糕的民粹。貨真價實的21世紀民粹，主要有兩個類別，第一類浮現在去工業化嚴重的先進國家，以英美為代表；第二類則發生在新興的半工業化區域强權，築基於它們内部傳統文化的偏執，例如土耳其和印度。

在本文開端，我介紹了近年來民粹在全球興起的背景，但是那只是產生民粹的基本動力。民粹要走上極端非理性的損人不利己路綫，即使在原本就欠缺理性思考能力的社會裏，仍然不是件易事。畢竟這種政策路綫内部的輸家也比贏家多，受損失的人自然會發聲反對。所以必須有能夠控制輿論的力量在幕後推波助瀾，特意將群衆的怨氣或愚昧引導到預先設定的方向上。換句話説，這些民粹從國家民族的整體觀點來看，固然是損人不利己，但是細看之下，真正主導的内部勢力，依據的仍舊是損人利己的利害關係。

以美國爲例，目前的對外貿易戰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傻事。做爲民粹選民的典型，鄉下農民反而是最吃虧的。但是幕後操控輿論、製造“另類事實”（Alternative Facts）的，卻是像Fox News和Sinclair Broadcast Group這樣的玩家，他們都從貿易戰受益。前者是全國聯播網，由Rupert Murdoch掌控，後者則是美國最大的地方電視臺控股公司，由Smith家族操縱。兩者都沒有國際貿易之類的生意（雖然Murdoch是澳洲人），他們代言的也是同樣不依靠跨國貿易的國内財閥（亦即“土豪”）。

Trump所代表的，正是這群土豪，以及受他們洗腦的民粹選民。傳統的國際財閥，例如Koch兄弟，雖然也堅持右派（Conservative）政治理念，要求減稅和免除監管，但是對關稅極爲排斥，所以對中國的鬥爭手段，反而和民主黨相似，選擇的是“軟實力”戰略。只有土豪，原本就只在乎國内市場，也沒有外包生產的需要（例如房地產、媒體、礦產等等），美國的自貿協議越少、貿易壁壘越高，他們的獨占性越強，利潤也越加豐厚。

英國的脫歐，一樣也是民粹被有意導向仇外的結果。臺面上固然也是一批只顧炒作自己知名度和收視率的專業政客和媒體人，幕後出錢出力的同樣是國内財閥。不過英國的去工業化比美國還要徹底，能因貿易上孤立而獲利的人更少，稅法也還沒有如同美國一樣，改成優厚富人的累退性（Regressive）稅率，所以這裏英國國内財閥的考慮有所不同：不是爲了提升自己的獨占性利潤，而是為了從歐盟獨立出來，才能自由削減福利支出，並且可以在稅法上留下財閥專享的漏洞。

歐盟在近年開始壓迫瑞士等傳統域外避稅天堂，要求它們必須配合查稅。這對普遍繼承祖上多代財富（Old Money）的英式階級社會，造成很大的新威脅。讀者如果去研究脫歐主帥Nigel Farage對脫歐成功後的政見計劃，就會注意到他在金融（英國的第一產業）方面，主張模仿新加坡（他不敢用臭名昭彰的老牌避稅天堂為例子，其實新加坡和香港的法規，比起Cayman來不遑多讓），全力保護銀行秘密（Banking Secrecy），希望把倫敦變成富人藏錢的好去處。這個辦法，與倫敦現在做爲歐洲金融中心的生意需求剛好背道而馳；因爲倫敦的金融生意是Investment Banking和Commercial Banking，而不是Private Banking；前者需要政府監管的透明性，後者才是見光死。Farage在這個細節上，泄露了他堅持脫歐的實際動機。

土耳其的民粹運作，和英美有根本性的差異：美國的宗教迷信，基本只是土豪忽悠選民的手段，在土耳其，因爲國民的教育水準更低，它的民粹可以完全築基在宗教上。原本土耳其國父Kemal堅持反對宗教迷信，認爲它是現代化的最大精神障礙，所以歷代共和國政府都堅守世俗化原則，對宗教人士參政嚴加監管。這給予了野心政客和宗教狂熱分子一個共同的努力目標。

在1970年代，年輕的Erdogan加入了備受軍政府打壓的宗教性政黨。1980年代，一個叫做Gulen的Imam（伊瑪目）開始轉投入社會福利工作，尤其是廣建學校。土耳其的公辦教育水準很低，私立學校卻極爲昂貴，原本只有上層社會才能享受。Gulen所建的學校水準高、費用低，為很多聰明的貧困學子，帶來前所未有的高等教育機會；但是這個機會是伴隨著宗教性洗腦而來的。隨著Gulen網絡的畢業生進入政、教、軍、警、商、法等等職業，原本是絕對世俗化的土耳其菁英階層開始了量變而後質變的過程。

在1990年代，Erdogan贏得了一系列的地方性選舉，Gulen成爲他的天然盟友。2000年代，Erdogan當選總理，Gulen黨徒在他清除軍方世俗派勢力的過程中，出力甚偉。雖然後來兩人爲了奪權，反目成仇，但是土耳其近百年的世俗傳統已經被消滅殆盡。宗教性民粹成爲既有的主流，即使Erdogan下臺或Gulen過世，都將繼續主導土耳其在可見未來的所有内政和外交走向。

印度的故事，幾乎是土耳其的完整翻版：Erdogan變成Modi，軍方換成國大黨，伊斯蘭換成印度教，Gulen黨換成Vidya Bharati，只不過去世俗化的發展時間晚了大概十年左右。這裏Vidya Bharati已經成爲印度最大的私立學校網絡，它和Modi所屬的政黨BJP同樣是RSS的分支，而RSS則是成立於1925年，致力於Hindutva（印度教至上）的非政府機構，在英屬時期，被視爲恐怖組織。印度獨立之後，暗殺Gandhi的就是RSS。

Modi剛剛在今年的大選，出乎意料地大獲全勝。我想很多旁觀者都沒有注意到，Vidya Bharati從根本上改變民意和權力結構的作用有多大。印度與土耳其不同，它與中國接壤，體量又大，它走土耳其式的宗教激化路綫，對中國的未來有更明確而直接的威脅和影響（例如與巴基斯坦開戰的可能性大幅增加）。然而我在中國智庫的產出裏，卻從來沒有看到有注意到這一點的，希望這篇文章能夠提醒相關人士。

至於臺灣，更是現代民粹的先行者，既有靠仇外來牟利的無恥政客，也有真心走極端的狂熱分子。最可笑的是，臺獨連自辦學校都不須要，陳水扁把公立學校系統變成謀私的臺獨養成班，八年的馬英九政權居然什麽都不改。天下之蠢，莫過於此。

【後註一】正文裏第二段有關歐美貧富差異化的討論，十分重要。我在幾年前的文章和留言欄裏，有些零零星星的討論，這裏只直接做了總結，但是細節沒有解釋清楚。剛好有讀者問起這個話題，我在留言欄回復得比較詳細，乾脆在正文也附註一下：

Piketty的結論，是大資本家每年的稅前資本利得，在和平時期必然高於GDP成長率。以往歐美獨霸世界的工業產值，那麽因爲GDP成長率夠高，大資本家還勉强可以同意通過纍進稅率、工人高薪和福利政策，來使稅後資本利得接近GDP成長率，結果是貧富極端化還不明顯。

在1960-70年代，因爲德、日的復蘇，瓜分了工業產值，然後又有石油危機，石油生產國也來分一杯羹（原油價格基本上是對工業產值抽的稅），英美的GDP成長率忽然掉下去了，這時大資本家就不可能坐視每年只拿2-3%的回報，他們決定盡全力對社會主義福利政策做反撲是必然的（美國的右翼智庫，都是在1970年代初期獲得大筆資金而興起的，游説業的創立，也在同一時期，參見前文《富豪口袋裏的國家》和《大停滯的真原因》）。所以英美資本家對中產階級的殺鷄取卵，其實早在中國現代化之前就動手了，只不過後果因爲1980年代開始的負債消費和1990年代的冷戰勝利紅利而暫時沒有浮現而已。

當然，中國的體量比德日加起來還大得多，對工業產值的瓜分作用也遠遠更强，即使考慮到世界經濟不是零和游戲，總體和長期來説，先進工業國家在21世紀還是必須面對一個更大的負面衝擊。例如法國的GDP成長率，現在每年是1%左右，意大利則基本是0%，他們的資本家怎麽可能接受這種資本利得呢？一旦他們繼續想辦法拿他們的5%，那麽工人的收入自然不可能增長了。

原本民主黨的“軟實力”戰略，就是築基於這個矛盾之上，要聯合歐日等老牌工業國來圍堵中國。但是Trump所代表的美國民粹，只看到自己手裏的霸權，然而這是一個不同的矛盾，是霸主和所有其他國家之間的鬥爭。所以Trump幫助中國轉移了國際鬥爭的本質，是中國真正的戰略機遇。

【後註二】今天是2019年八月15日。Modi在幾天前修改憲法，取消了印控kashmir的特殊地位，並且啓動了嚴格的戒嚴。其目的，在於開放Kashmir給印度教徒殖民，以期完全取代既有的穆斯林人口。隨後巴基斯坦與印度士兵在Kashmir分隔綫發生衝突，互有傷亡。

這正是我在正文裏預言的，隨印度的政治和社會產生宗教激化之後，必然會有的内政和外交上的妄動。中方應該有所警惕，妥為預置方案，準備好因應印度將有的一系列挑釁。

【後註三，2022/06/10】三年前我在這篇正文中，解讀了Trump和建制派的對立，代表的是地方土豪和國際財閥之間的利益衝突；但這兩者在打擊中國、維護霸權這個目標上卻是有一致共識的。今天看到這篇社論（參見《在中国问题上，跨国金融资本与西方产业资本找到了“共同语言”》），基於同樣的觀察，做了更詳細的闡述和演繹，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去對照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