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張宏杰先生的著作《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一文闡述了一些放諸天下皆準的大道理，對照馬英九施政的失敗窘境，令人不勝欷歔，曾國藩給我們呈現出兩樣東西，第一種是中華文化的正面力量，只要加入實事求是四字，中華文化完全可以表達出一種超凡的彈性、包容性和開放性。第二種東西就是，一個資質平平的人，依靠自己超絕的意志力也可以達到人生高度。聖賢和君子固然令人尊敬，但是卻一事無成，因為他的道德標準已高到那樣子，他道德光芒萬丈，所有周邊普通人在此光芒照射下會自慚形穢，他們會離你遠遠的，所以最后只是一個道德標杆在那兒，誰也不願跟他共事，更别提帮助他成就什麼大事業，馬英九不沾鍋自身廉潔自持，但卻無人真心助他成就大事，曾國藩的事績是儒家的一種更高的人生境界，那就是内聖外王，即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讓自己在内心成為一個聖賢，但這還不够，真正登頂是要向外去能做一番救國大事業。做大事，關鍵不在于你個人多有能力，關鍵取決於你能調動多少資源來帮助你，此時技巧就出現了!如果你不僅追求内聖而且要追逐外王，你就不僅要自己當一個君子，還要有能力調動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來帮助你成就一番事業。馬英九一路走來，雖貴為總統卻不會調動資源以致失敗。 

二、迂儒難成事

很多年輕人對清朝的曾國藩没什麼感覺，主因是清朝離今已遠，離台灣更遠，但在中國近代史中，毛澤東、蔣介石對曾國藩都有崇拜之情，所以曾國藩應算是一個成功的歷史人物。以前流行一句話：“經商要讀胡雪岩，當官要看曾國藩。”雖然現在是民主時代與清朝政治環境大不相同，但官場文化及待人處世的道理仍可相通。曾國藩28歲中了進士，然后十年的京官生涯，從一個普通的翰林連續被提拔七次到了吏部的侍郎可謂青雲直上。當他回湖南奔喪時遇上了太平天國作亂，于是他組織了湘軍，此後半辈子就是跟太平天國打戰，最後滅掉太平天國。

                      曾國藩曾被人說“笨”指的就是他的思考簡單，因為他從小接受一整套儒家教育，只知若上者仁義感化下面的人，下面的人就都會恪守本分，文官死諫、武官死戰，那世界就會變成朗朗乾坤了。但這實在太簡化了，簡單到没法運作。例如曾國藩曾老老實實寫了一封奏折，敘述皇帝三個毛病，咸豐皇帝閱此奏折勃然大怒要殺他，幸被大臣攔住撿回一命。同樣的王金平幫柯建銘司法關說當然不對且違法須開除黨籍嚴懲，但馬英九思考太簡單了!他認為全國民眾及文武百官都會與他站在一起，支持他開除王金平黨籍，馬未先調動他可掌握的調查局、行政及司法資源，未瞭解王金平早已廣結黨羽，連法官都幫王不幫馬，這要怪馬不沾鍋當然不會予人恩惠，而王每關說一次就多一個朋友，朋友多資源當然就多，做馬的下屬及朋友如余文及黃世銘下場都不好，馬未盡保護義氣。曾國藩拿出自己的道德標要求别人與他一樣，例如剛組湘軍時，就要求跟當時正規軍綠營一起訓練，而綠營内部已亂，他們很多將官靠吃空缺過活，綠營根本看不起湘軍，當時有副將叫清德拒絕合操，士兵也完全不配合，曾國藩雖以忠君爱國之心激勵士氣，但是那些人連字都不識很難溝通。曾國藩在長沙混不好，又帶隊去了江西，江西巡撫陳啟邊認為曾在江西是客軍得歸他管，總是以斷糧餉要挾曾國藩聽他的話，曾國藩上奏咸豐丰皇帝辦掉了陳啟邊。     后任江西巡撫文俊認為曾國藩不懂規矩，依舊拿陳啟邊那套對付曾國藩，曾國藩不得已去招捐，勸富户捐款，結果文和陳一樣，誰支持曾國藩就給誰顏色看，所以曾國藩在江西也呆不下去了。正好他父親去世，曾國藩遂抱著怒氣回家丁憂守制。咸豐皇帝勸說曾國藩回到戰鬥崗位上，但曾國藩明確表示絕不在没有督撫大權情况下領兵打仗，但咸豐不買帳，所以湘軍崛起的第一階段是曾國藩年輕時特别窩囊的階段。一個堅持自己道德標準的人在現實面前，把自己的理想弄得粉碎，還得不到皇帝的支持，所以曾國藩的年輕時代可謂是因笨而鬱悶。 

三、變通獲轉機

                       曾國藩是正統的儒家教育的理學家，他的理學造詣十分強，有一套自己的修身方法。在兩年守孝期間有了脱胎換骨的變化，包括讀了很多老莊的書，漸漸地心態平復下來，曾國藩回顧自己經歷時說，剛出山的時期覺得自己什麼都能，看别人什麼都不對，但丁巳、戊午兩年后，覺得自己百無一能，而從别人身上看到很多長處。很多人在精神上，境界脱胎換骨，往往都經歷過這樣的變化，釋迦牟尼在成佛前，就有過這樣一段心態，他原是王子，出家之后學的是苦行，就是不吃飯，維持最少的事物攝入，通過苦行磨勵自己，但后來覺得不妥怎麼也不能得道，有一天他跑到河裏洗了澡，然后林中牧女給了他一點奶喝，洗澡、喝奶行為是完全違背苦行的行為，所以他身邊的人就棄他去别的地方苦行。釋迦牟尼就找了個菩提樹，在樹下打坐七七四十九天后，看到明心，見道，成佛。此故事告訴我們，一個人的精神境界要向上一層，僅往外求通過各種生活方式改變是不行的。根本的方法是對外人變得更加通達，内心的容量充分放大，馬心胸不寬大，一直不用宋楚瑜遂與親民黨結怨，政壇敵多友少不易成事。往往一個人歷史上的成就跟他人生中的很多偶然機遇是有關的，曾國藩就在他回家把自己心性磨練的差不多之后，咸豐皇帝又要他出山，因為太平天國死灰復燃，又擊破了清軍的江北大營、江南大營，軍情緊急。此時的曾國藩已不跟皇帝計較了，皇帝詔書六月初三下，六月初七就啟程了，此後，曾國藩為官的方式就跟之前完全不同了，在第一次起兵時，皇帝讓他打仗，曾國藩總是以兵没練好為由拒絕，可是再次出山后，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就柔順很多，跟官僚相處也變得十分圓滑。再次出山時，他給可能打交道的所有官員都寫了一封請教信，甚至禮賢下士，最典型的例子跟户部的書辦打交道，官場中通過科舉當京官的人叫“官”，讀四書五經，寫八股文出身，没有行政能力。真正做事的人是那些“吏”。“吏”的職業往往是世襲的，書辦就是負責軍事報銷，要想快速通過審核需要錢，按照史書記載，當時曾國藩要報銷的軍費是三千萬兩銀子，按照規矩需要給户部四十五萬兩銀子，曾國藩也派人去談判，最后定板八萬兩成交，但恭親王說不要報銷了，這可對户部的書辦是晴天霹靂，全家老小就等著這頓大吃呢，曾說，談好的八萬兩還是得給，就從自己的小金庫拿了八萬兩給户部的書辦。這意思就是說閻王好過，小鬼難纏，跟人談好不能没有信用，以防日後找麻煩。所以此時的曾國藩已經不是以前自許聖賢的儒家士大夫了，幾乎變了一個人，跟自己下屬打交道在出山第一時期比較苛刻，曾國藩打下武昌時保舉屬下的比率僅3%，而在第二次出山后，曾的保舉幾乎到濫保的程度。再說軍紀，第一次帶兵時嚴守軍紀，但二次出山時，就放任軍隊搶東西，包括那些湘軍，把洪秀全天京宫殿里的木頭都拆下來，雇船運回湖南老家。所以當時清政府非常不高興，封賞也降了一級，並且查錢哪去了。曾國藩主張不要查，士兵掙點錢不容易，再查于人心有妨碍，于是就不了了之。馬英九對政敵違法不敢繩之以法，對自己選民又依法不給好處，當然威權及恩德雙失。一個以聖賢自期的人，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曾國藩的故事，當然不是這麼簡單。曾國藩一生對自己有嚴格的道德標準，一生都是廉潔自持的官員。曾國藩當了12年的總督，其中10年的兩江總督，2年的直隸總督，他基本可以結餘一百八十萬兩白銀，但是曾國藩死時，只有一萬八千兩，然后辦喪事將這一萬八千兩花光了，因為他交代自己兒子，辦喪事不准收禮。所以原則上曾國藩是一個没留遺產的人，曾國藩一輩子對自己的私生活要求非常嚴，吃飯就用一瓦盆，見客人穿著破衣邋遢，一生穿的鞋襪衣服都是自己夫人和女兒做的，曾國藩一生有個觀念，不給子孫留財。他對自己生活要求很清苦，說“夜飯不葷”，此等例子不勝枚舉，曾國藩對自己的道德要求非常高，但是他對别人却不是這樣，例如同治七年，他調任直隸總督，見到京官，隨身帶了兩萬兩銀子，在北京散光，對京官一定要好。所以，曾和傳統小人的行為作風不一樣，小人的作風是責己寬、責人嚴，而曾國藩正好相反，是責己嚴、責人寬。曾國藩是清官没錯，但是他這個清官是一個非典型清官，因為他收禮。例如他剛任兩江總督，地方官當然得巴結了，给他辦公館、送家具、被褥、細軟，曾國藩說這麼多東西我不能收，我也不是全不收，我收七張草席。這就是給双方台階下，讓地方官有面子，他手下有一個大將叫鮑超，是湘軍中戰鬥力非常強的一支。鮑超是粗人，會打仗也會搶劫，很快就發了財，有次曾國藩過生日，鮑超帶十六大包禮物就來了，曾國藩打開看看，金銀細軟、古玩字畫一大堆，曾國藩只挑了其中一頂綉花小帽，剩下的完璧歸趙。他沒過問說這些錢你怎麼來的，你自己要廉潔啊。所以這就是曾國藩的原則-----不給他人難堪，馬英九在揭發柯王司法關說上未謀定後動，又讓人感覺予人難堪不厚道，就是不懂此人情事故。曾國藩還有一件事最能反映此原則，他到北方時帶了兩萬兩銀子的銀票在京官中散發，但他在兩江總督任上，小金庫結餘是三萬兩，他只帶了兩萬兩，剩下的一萬兩寫信給兒子，讓兒子偷偷把這一萬兩散掉，因為他不願意當清官，此邏輯是什麼？曾國藩自己寫道，說人好美名，人皆如此。但如果我一味的圖美名，那不美之名就歸于他人了。我不吃肉，我清廉，别人吃完肉則會很難堪。而馬英九一直想在史上留虛名，夢想馬習會卻不思把經濟先搞好，又搞募兵制及12年國教，軍事力量及競爭力都倒退嚕!而曾國藩到底達到了一種怎樣的人生境界呢？當官要讀曾國藩，我們應該學習他什麼呢？在中國古代的文化氛圍裏，尤其在儒家思想下，整個世界就分為兩種-----君子與小人或聖賢與奸賊。小人與奸賊禍國殃民只圖私利當然是不好的，可是聖賢和君子呢？由於他們覺得自己滿口仁義，所以就用很高的道德標準要求周圍的所有人。例如明朝的方孝孺和海瑞，方孝孺跟明成祖間有一段對話，明成祖說，你給我寫個篡位詔書，我要當皇上，方孝孺說我就不寫。明成祖說你不寫不怕我誅你九族嗎？呵呵，你誅我十族又如何，十族包括學生，當然明成祖朱棣把他的所有親戚，包括學生全部處死。海瑞就更是這樣了，我清廉、窮没關係，我自己種菜吃，海瑞當時若要買一斤肉則是全城大新聞，他也用此標準要求自己所有的家人，甚至自己的同僚，搞得大家都很難看。所以聖賢和君子固然令人尊敬，但是一事無成。馬英九不把拼經濟當施政主軸，討好民進黨、討好民粹甚至討好反核及救扁運動，想做全民總統結果事與願違。君子道德光芒萬丈，所有周邊普通人在此光芒照射下會自慚形穢，他們會離你遠遠的。所以最后海瑞只是一個道德標杆在那兒，誰都不願跟他共事，更别提帮助他成就什麼大事了!曾國藩的實踐恰恰是儒家的一種更高的人生境界，那就是内聖外王，即用儒家的道德、君子的標準來要求自己，讓自己在内心成為一個聖賢，但這還不够，這人生還没登頂，真正登頂是要向外去能做一番事業。做事，關鍵不在于你個人多有能力，關鍵取決於你能調動多少資源來帮助你，此時技巧就出現了!如果你不僅追求内聖而且要追逐外王，你就不僅要自己當一個君子，還要有能力調動一切能够帮助你的力量來帮助你成就一番事業。只有搞清楚這個邏輯，你才能弄明白曾國藩一生那個最令人費解的轉變是怎麼發生的。曾國藩年輕當京官時，是跟一些典型的頑固派在一起，比如倭仁這樣的人，自認是理學家、道學家，一辈子不跟洋鬼子搞在一起，因為承襲的是孔孟的道統。可是后來，中年之后的曾國藩搞起洋務運動，對一些外洋輸入的奇技表現出好奇心，具當時士大夫罕見的開放和包容心態，這是為什麼呢？這根本不是什麼轉變，因為曾國藩追求的是内聖外王的儒家更高的人生境界。既然要向外追求事功，那麼有句話，“泰山不辭細土，方能成其大”，一切可能的資源我都不拒絕，只要我在内在還是聖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