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李明亮前署長在完成SARS防治作戰總指揮官的任務後所寫的「非典型委員會-防SARS委員會實錄」，心有戚戚，一時酸甜苦辣齊湧心頭。非常感謝李前署長適時拔刀相助，也感謝所有醫療及公共衛生同仁這段期間不眠不休的努力以及各部會合作無間的溫情相助。更要感謝的可能是老天的幫忙，這一次來的是冠狀病毒而非我們最擔心的流行性感冒病毒。

SARS是一種新興傳染病，是一種原本不存在地球上而新製造(自然或人為)出來的全新病毒，所有的人都沒有抗體，而如何防治也是大家都不懂。雖然台灣的公共衛生體系在處理傳統傳染病成果豐碩，享譽國際。但我們也必須承認，在長久被世界衛生組織疏離，以及多年來重醫療輕公衛的政策下，台灣的醫療及公共衛生體系實在無能力有效因應新興傳染病的侵襲。和其他國家一樣，我們面對新興傳染病也是邊做邊學，甚至嘗試錯誤，隨時更正。但我們和其他國家甚至香港不同的是，我們必須獨立摸索，得不到世界衛生組織的即時實質協助。我們和其他國家不同的是，我們缺少一個:媒體、在野黨都能認清傳染病的可怕，大家能盡釋前嫌，同心協力抗疫的成熟政治生態。

  因此，雖然絕大多數的醫護同仁都勇於任事，媒體上看到的卻好像很多醫護人員在抗議，在逃避。明明防疫需要所有國人共同參與，在野黨最想問的竟是李明亮前署長出來幫忙是不是要把我架空。明明在公共場合戴口罩是不對的示範，媒體還是可以自以為是的對陳總統不戴口罩連批五天。不過，SARS終於如當初所料的，甚至超乎預期的提早結束，在種種艱困的情況下，全國人民的合作及防疫醫療人員的努力證明SARS還是可以克服的。

  我也要在此再度肯定疾病管制局及署內同仁的努力，他們面對未知疾病，雖無經驗但已盡力作到「快速專業作防疫」。記得在三月十四日，疾管局同仁得知台大可能有非典型肺炎個案時，不待通報馬上主動出擊，在對民眾告知及行文各地方衛生單位及醫療團體，也是劍及履及，在四月二十二日得知台北市立和平醫院可能爆發集體感染時，也是馬上漏夜主動出擊，不待台北市的通報。在我從美國回來後，也是馬上趕到衛生署舉辦記者會，並在當天下午馬上親自召開第一次專家委員會。從三月十六日起，我即責成李龍騰副署長，後來改由陳建仁教授(現任署長)天天召開專家會議:判定通報個案、收集世界各國資訊、研議各種防疫政策。我也請李副署長天天召開跨部會會議，研議需由各部會配合執行的防疫政策。在署內分工上，我不但口頭指示更以書面要求李副署長負責政策的擬定及說明，楊副署長負責政策的推動及執行。

  在SARS剛開始發生時，這種組織架構是足夠的，運作得也算順暢，在美國、加拿大也都是由疾病管制局(CDC)的層級在處理，並沒有到衛生部或行政院的位階。不過，就如同SARS疫情在擴散，在成長一樣，防疫體系也必須隨著成長。防疫其實是一種社會成本的投入，太早太多的作為需付出較多的社會成本，但太慢太少的投入，會使疫情一發不可收拾，反而要再付出更多的社會成本。這種兩難的決定常存在專業及社會的認知差距上，尋求的是一個最適切的平衡點，尤其是台灣中國的三通限制，很難達到令醫界滿意，當時金門馬祖甚至有一國二制的不同決定。

  SARS疫情在社會成本與防疫效益間擺盪，從三月十四日到四月中，防治的成果還算差強人意，我也和美國CDC專家合作，寫了一篇台灣抗SARS的實錄登在「新興傳染病雜誌」。並在四月二十日起和外交部合辦了全世界第一場的SARS國際研討會，也率先提出成立一百萬美金的Urbani基金會的構想。

  直到四月二十二日，台灣的SARS個案平均每天0.6名，主要為境外移入，但台北市和平醫院事件爆發後，我們知道原本規劃的第二級防疫機制要起動了。此時除了責成各醫院更加落實院內感染管控以及聘請感染症專家赴醫院督導外，也要面對眾多的居家隔離案例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社區感染。因此防疫體系也自然而然地要升級。行政院很快在四月二十八日成立「SARS應變處理委員會」，各部會合作的層級也再度提升。

外界有一個錯覺，以為行政院沒有在作事，甚至多家大學校長還提出應盡速成立「SARS防災指揮中心」的建議。其實行政院各部會早在游院長的指示下，三月底就組成跨部會的因應小組。一開始是由劉秘書長召集，我們也是幾乎天天開會，密切觀察疫情的變化及作前瞻性的因應計劃。例如衛生署很早就擬定三級計劃，雖然世界各國均無經驗，我們也無實例可引用，但還是提出了完整的三級動員處置方案，由當時國安會張副秘書長召集的SARS因應管控小組作多次的討論與修正。早在四月二十四日起，更由行政院林副院長召集跨部會會議，每天追蹤各部會得執行進度並提出新的配合方案。而游院長更是身先士卒，三月底就親自赴中正國際機場視察各航空公司協助發放「SARS防治調查表」的執行情形。

  隨著疫情發展，衛生署除了每天向游院長及總統報告最新進展外，游院長更在四月二十五日指示成立「行政院SARS疫情應變處理委員會」，記得當天剛好是院長的生日，院長當天忙到半夜還在和我們討論防治策略。因此，當多家大學校長提出成立防災中心的建議，隨後媒體也跟著大作文章時，我們覺得非常冤枉，因為行政院老早已經在作了，而且每一步都走在疫情之前，以寧過而無不及的心態作防治。即使地方或醫院的執行不夠落實，但不能抹殺行政院團隊的努力。或許外界最想看到的不是默默作事，而是傳統上有一個各部會一字排開，桌上電話電腦齊全的防災指揮中心。這也就是為什麼李明亮指揮官特別稱此次SARS防治委員會為「非典型委員會」的理由。因為我們的確像李指揮官所說的，非常不重形式地在運作。當然後來為了因應外界要求以安撫民心，「SARS防治作戰中心」改到疾病管制局地下室，裝潢得有模有樣。其實該中心除了每天一早的會議及記者會外，用得不多，大部分的非正式討論仍然多在衛生署署長室完成。

  說起李明亮前署長的拔刀相助，其實也不是五月五日任防治作戰中心指揮官才開始。在SARS剛開始時我只請當時任感染症醫學會理事長的黃富源前副署長天天來幫忙，但在和平醫院事件發生後不久，我就打電話給遠在花蓮的李前署長，看他有沒有空可以上來台北幫幫忙，李前署長一口答應，不過因為他要出國需等回國後才較有空。因此我們就利用他出國前，先和前台大醫學院謝博生院長、黃前副署長一齊出來呼籲，徵求醫療防疫志工，透過醫療品質策進會的訓練及安排，以疏解和平醫院及松山醫院的人事壓力。而在李前署長回國後，總統馬上敦請他作防治作戰中心指揮官。整個指揮系統的組織在我們討論下採用由我繪製的架構圖，展開另一新的防治里程碑。

  因此每當在野黨或媒體問到是否衛生署被架空時，我總是感到幼稚。因為SARS是一個沒人了解的新興傳染病，全世界各國莫不卯足全力在作防治工作或研發，而只有我們台灣的政治界，還在問這種政治挑撥的問題。面對新興傳染病，所有人均應該謙虛以對，不但要各部會幫忙，要所有衛生醫療界幫忙，也要世界各國幫忙。遇到新興傳染病，我們求美國專家來台協助，甚至去文世界衛生組織抗議未派人來台，怎麼自己國內，作過署長的李明亮教授就不能來幫忙？來幫忙就是架空衛生署呢?媒體及在野黨的這種心態，除了幼稚也成為抗疫的有形無形的阻力。事實上，面對SARS，更多國內外專家的幫忙，不但不會有無力感，反而更加有力感。因為愈多人的投入，加上全民的合作，才是抗疫能夠成功最大的保證。

  非典型肺炎終於在「非典型防治委員會」的努力下落幕了，欣喜之餘，我們也必需思考，在SARS之前，台灣防疫的體系是否健全，台灣公共衛生的人才是否充足，台灣社會及政治環境的準備是否成熟？下一次若有新興傳染病來襲，我們是否可以準備得充分一些，疫情損失可否少一些，疫情蔓延可否短一些?這些都在SARS之後應嚴肅思考並藉民氣可用作大刀闊斧的改革。我們可以確定的是，新興傳染病一定還會再來，而中國對疫情的處理態度恐怕還是「非典型」，因此台灣的公衛醫療體系需作一各徹底的改革，期待下次新興傳染病再來時，台灣能展現出「典型防治」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