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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西藏問題談中國應走之「內聖外王」之道
2011/11/29 16:11:02瀏覽550|回應0|推薦9

從西藏問題談中國應走之「內聖外王」之道:

  ~Axeman/民國 97年〈2008〉貼於網路論壇

首先,我們應先簡扼了解什麼是「西藏問題」?

《維基百科》~「西藏問題」:

 http://zh.wikipedia.org/zh-tw/%E8%A5%BF%E8%97%8F%E5%95%8F%E9%A1%8C 

 西藏問題,是指流亡藏人謀求西藏地區範圍內的自治。

 目前,整個西藏地區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及印度分別統治。此外,中華民國政府並未放棄對於西藏的主權。

 西藏問題是指西藏人希望在目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領導下,實現西藏地區自治,令中國政府給予西藏地區政治、宗教、言論自由,停止侵犯西藏人權,不再向西藏移民,同時停止在西藏地區長期以來的核試驗和傾倒放射性核廢料行為的一個政治運動。

 設置在印度西藏流亡政府由14世達賴喇嘛創立。1959年解放軍向達賴的追隨群衆開槍,包圍達賴的住處,西藏再次發生大規模沖突。同年14世達賴逃離拉薩。西藏流亡政府所訴求的「大藏區地區」合并也是現今西藏問題之一。80年代,達賴喇嘛一度要求「大藏區地區」實質自治,到1989年,中國爆發六四事件,西藏流亡政府再次要求獨立。1997年以後,達賴喇嘛強調自己追求的是實質自治。

 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目標是要求大西藏地區實現自治。

 國際態度:

 西藏獨立問題牽扯到世界各國在其週遭地區極為複雜的政治與經濟利益,其中包括曾為印度殖民母國的英國就曾對西藏獨立表達大力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後,冷戰雙方的敵對使得西藏獨立運動得到西方的支持。由於西方媒體難以進入西藏自由採訪,難以獲得西藏被控制後相當時期內真實情況的新聞源,故而第三方的獨立報導長期缺失。同時,世界共產黨控制的國家都發生了大量人權慘案,中國共產黨也在建國後製造了大量侵害人權的慘劇,中國共產黨在西方民眾中的形象一直較為負面。

 在中國改革開放、國力日益強大之後,隨著對西藏地區統治日久,中國政府向少數民族地區移居漢民的政策似乎也取得了成功,中國認為西藏獨立建國可能性大為降低。不過位於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仍在堅持,未來西藏獲得獨立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聯合國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參見:

 參見:聯合國關於西藏問題的決議~

 關於西藏的主權爭議,聯合國大會於1959年,1961年,和1965年通過三項決議,分別為:

 聯合國大會決議第1353號 (1959年);

 聯合國大會決議第1723號 (1961年);

 聯合國大會決議第2079號 (1965年) 。

 決議呼籲尊重藏族人民的基本人權,民族自決權,和宗教、文化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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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的訴求:

 達賴喇嘛採取務實大方向:「不尋求西藏獨立,承認西藏屬於中國,僅要求高度自治」的訴求,頗獲歐美讚揚,認為達賴喇嘛做出了「有助於解決西藏問題的重大讓步」。

 當時這個「達賴喇嘛最大讓步」的中庸方案,也獲得海外華人、知識份子及異議人士的廣播支持。當年鄧小平的政策底線,亦僅是「只要不談獨立,其他什麼都可以談。」

 但是達賴喇嘛的「妥協」政策,在西藏流亡社會中引發兩派分裂意見:

 激進派以年輕世代流亡印度藏人為主,堅持西藏不屬於中國的史實而繼續追求西藏獨立;

 溫和派因大多數流亡藏人是虔誠佛教徒,視達賴喇嘛為最高政教領袖,即使他們心裡仍想追求獨立,也願意聽從達賴喇嘛的妥協政策。

 西藏流亡政治曾為此舉行公投,結果多數藏人表示:「達賴喇嘛怎麼說,就怎麼做。」

 然而,北京政府對達賴喇嘛的務實妥協,不僅沒有善意回應,更通過發表「白皮書」全盤予以否定。

 此舉證明了北京當局迄未積極解決西藏問題,缺乏「與時俱進」的誠意,並意圖完全關閉和達賴喇嘛進行和平談判、解決西藏問題的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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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曾在網路論壇上建議:「中共與西藏都應面對問題與時俱進,務實妥協和平解決西藏問題」。

 當時即提出「西藏仍屬於中國不尋求獨立,但中國應給予西藏最大自治權。」

 這個最大自治權,就是類似自治邦地位;除國防與外交協調由北京政府主導、自治邦領導人參與決策外,其餘如內政、教育、人事行政、宗教活動等等,都應由自治邦完全自主治理。

 於 2008 年台灣大選前數月,獲悉達賴喇嘛願意採取上述務實政策之大方向,個人深感敬佩。

 後再度在網路論壇表達支持「達賴喇嘛最大讓步」的真知灼見,呼籲中共領導人勇敢突破政治僵持,跨出「和平談判解決西藏問題的第一步」!

 以下係《從西藏問題談中國應走之「內聖外王」之道》之呼籲略說:

 1、西藏獨立問題?=>西藏還不具備完全獨立的條件;勉強獨立,只有將西藏強推向藏民四分五裂、列強群起瓜分之險境!

 2、誰來治理西藏?=>西藏全面交給達賴團隊治理,未必比較好;但完全由中國政府官方主宰,亦未必符合西藏特殊的風俗民情。

 3、西藏高度自治?=>達賴團隊爭取的是高度自治,應可以有討論的空間;中共方面不妨心平氣和,與達賴坐下來談,展現泱泱大國氣度!

 4、台灣統獨問題?=>台灣經過多年民主運作,已擁有實質獨立的政體;雖因政制迥異目前無法統一,也沒有必要再度獨立徒然滋生紛擾。

 5、中共大國崛起?=>中國經濟實力崛起,政治、軍事影響力亦與日俱增,是好事!所缺乏的:如何近悅遠來,贏得世人的尊敬?

 6、內聖外王之道?=>今日中共應思考:未來欲成就四海歸心的王道千秋志業?或汲汲於完成狹隘的偉大祖國統一大業?

 一個簡單的政治邏輯:二十一世紀,中國大陸願否成為舉世尊敬的王道精神國家?還是寧願成為隨波逐流的霸權主義國家?

 兩岸比一比:大陸地大物博,台灣相對渺小許多;但只要中國不改唯我獨尊僵硬作風,則民主的台灣其實更值得世人的珍惜與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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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貼】維基百科「內聖外王」資訊節錄:

 http://zh.wikipedia.org/zh-tw/%E5%86%85%E5%9C%A3%E5%A4%96%E7%8E%8B

「內聖外王」:

 內聖外王是儒家思想觀點。最早出現自道家典籍《莊子。天下》:「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後被儒家所繼承,其含義指的是個人修養與政治主張。

 「內聖」,即將道藏於內心自然無為;「外王」,即將道顯示於外,推行王道。  「內聖外王」,意謂內有聖人之德,外施王者之政,即人格理想以及政治理想兩者的結合。其中,「內聖」是基礎,外王則是目的。

「思想內涵」:

 作為儒家思想之一,孔子時代並沒有明確提出「內聖外王」這一概念,而是道家思想代表莊子所提出,但其思想內涵與孔子在《大學》所提到的「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這一統治天下的準則,即把個人修身的好壞看成政治好壞的關鍵這一觀點相吻合,三大綱領中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八個條目(步驟)被視為實現儒家「內聖外王」的途徑,其中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被視為內聖之業,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則被視為外王之業。「內聖外王」這一儒家思想也對中國的政治、倫理、文化以及哲學等產生重要影響。

「評價」:

 「內聖外王」作為一種人格理想和政治理想,其強調的是在既定的社會體制下的自身修行,並不對外部社會制度有所訴求,要求制度的建設與改善,即要求完善自己的精神層次,但不要求外部制度對肉身的保障。

 與西方民主、憲政、自由主義制度相比,「內聖外王」中的通過內修的濟世功用,以實現個人理想和達濟社會,進而達到王道社會這一中國傳統政治理想;在中國封建社會,由於專制皇權導致人治而法治不及,加上其思想主張缺少分權制衡、社會制度建構的非正義性而導致其實施起來較難,常常出現「內聖不外王,外王不內聖」的局面,是一種政道有餘但治道不足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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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賴喇嘛是西藏問題的鑰匙》:王力雄

 http://www.epochtimes.com/b5/8/3/26/n2059368.htm

 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不在發展了多少經濟,而在於是否能收服藏人之心。即使僅從治國謀略的角度出發,北京也應該重新審視目前的路線,以一個達賴喇嘛為敵,換來幾百萬藏人離心離德,到底是不是明智之舉?作為堅持無神論的共產黨人,盡可以把達賴看作一個肉胎凡身的政客,但是作為國家的管理者,就應該去設身處地理解西藏宗教,尊重藏族人民的情感。既然古代帝王都知道「攻心為上」,一個號稱「為人民服務」的政黨更不應當只會使用權力,而目前能夠對五百萬藏人起到最大作用的攻心,莫過於把對達賴喇嘛的鬥爭變為合作,在對話與協商中尋找一條雙贏之路。何況,並非如陳書記所說「在任何歷史時期,任何國家裏,宗教都不能帶給人民實際的自由和幸福」34,宗教是人類文明的重要部份,帶給人類的幸福是難以勝數的,如果與達賴喇嘛實現和解,給西藏宗教自由發展的空間,受益的不僅是西藏,更多的可能還是早已處於信仰真空的漢地。
  
 北京會說它給達賴打開過大門,是達賴自己的頑固不化使他失去了機會,但是我認為八十年代雙方接觸失敗的原因不應歸咎於達賴喇嘛。胡耀邦那時所開的條件僅僅是解決達賴喇嘛的個人「待遇」,卻不是解決西藏問題。如果達賴喇嘛同意到北京當一個有職無權的副委員長,那只能被視為受降招安而不是合作。他已經為堅持西藏的要求流亡了幾十年,身為西藏的靈魂和全體藏人的領袖,他除非是徹底喪失理智,否則無論如何也不可能把那種侮辱性的施捨視為「機會」。
  
 因此,與達賴喇嘛的合作不能只是針對他個人,而是要回應他關於西藏的主張,滿足他要為西藏爭取的利益。不過在這一點上,人們似乎已普遍喪失信心,北京與達賴之間好像找不到共同點,存在的只是截然相反的立場和不可彌合的差距,走進死胡同看起來是一種無法改變的必然。
  
 其實仔細斟酌一下雙方提出的根本要求,彼此並不構成矛盾,甚至不處在同一個領域,完全沒有發生衝突的必然性。北京要保證的是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按照鄧小平的話說「除了獨立,什麼都可以談」;達賴喇嘛的要求則是保存西藏宗教和文化。他說:
  
 「我並不需求西藏的獨立。我過去多次提出,我需求的是西藏人民能有機會享有名副其實的自治,以保存自己的文明、獨特的文化、宗教、語言、生活方式,並使之發揚光大。我最為關心的是確保西藏人民極其獨特的佛教文化遺產。」  
  
 一個要的是主權,一個要的是宗教和文化,這兩種要求沒有不能互相包容的理由,而且達賴喇嘛反覆申明過不謀求獨立,北京也反覆允諾過保護西藏的文化與宗教,但是為什麼沒有實現包容,反而發展到雙方日益對立呢?
  
 問題就在於如何讓雙方放心。達賴喇嘛提出的標準是——「中國不用擔心西藏獨立,藏人也不用擔心西藏的廟宇會消失」,「讓中國人放心,讓西藏人放心」。36然而放心不能來自口頭,必須有一種可靠的保證。從達賴喇嘛的角度,真正做到保護西藏宗教與文化,「西藏人民必須掌握西藏的內部事務,自由地決定社會、經濟和文化發展的政策」37,具體就是要「在大西藏的範圍以民主方式實現高度自治」。不實現這一點,藏人不能放心。
  
 而對北京,把四分之一的國土交給藏人「高度自治」,同樣不能使它放心。這除了有專制政權不願分享權力的一面,也的確存在著任何治國者——不管是專制的還是民主的——都不能不擔心的另外一面。在我看來,「大西藏」並不需要真正擔心,那只是一個地域;「高度自治」也不需要真正擔心,如果不存在獨立的威脅,西藏自己管自己只能減輕中國的負擔;值得擔心的是「民主」。我這樣說,不是出於專制權力反對民主的立場,而是考慮民主對中國的西藏主權可能形成的威脅,那種威脅即使在中國實現民主化後也一樣存在。

 對缺乏民主傳統同時又積聚較多怨恨的民族關係,民主非常容易成為爆發民族主義的鍋爐。在突然釋放的民主環境中,大眾、精英和傳媒三者互動形成的「廣場效應」,幾乎一定展開趨於極端的比賽,以極端淘汰理性,以更極端的淘汰極端。那種轉輪我們在1989年的天安門廣場已經看到。那時西藏所有的民主方式和程序——公決、選舉、立法、民意表達和自由言論,都可能在「廣場效應」的作用下支持獨立,而若四分之一國土的「大西藏」從此割出中國版圖,哪一個治國者能夠承受呢?對這個問題,不僅是現在的北京政權要考慮,未來的北京民主政權也不能不考慮,而且應該考慮得更仔細慎重,因為現在的北京還可以採取暴力解決問題,未來的北京卻沒有可能再去對民主的結果施暴。
  
 不過我們至少已經看到,目前中國與達賴喇嘛之間的分歧不在目標,只是在達到目標的手段。如果說目標的對立無法調和,手段的分歧卻不應該非此即彼、勢不兩立,因為手段畢竟不是本質,可以商量,只要雙方都能達到自己的目標,手段的變通應該不是問題。那麼現在是不是可以把問題集中在一點——那就是,能不能找到一個既能避免「廣場效應」又能體現民主理念的新型民主手段? 從而可以「讓中國人放心」的保有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同時中國也就沒有理由不同意「大西藏的高度自治」,從而「讓西藏人放心」的保持西藏獨特文化的延續與發揚?
  
 別的因素固然重重,但是在我看來,能不能找到這個手段應該是最終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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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載「西藏問題」的不同觀點:

 《臺灣和西藏是對等關係嗎?》~湯本

 http://www.tangben.com/JINDUPING/2000/tebitandtw.htm

 最近幾日,達賴喇嘛在洛杉磯演講、接受訪問,大談自己強調的西藏自治,並且認爲年青一代西藏流亡人士認爲要獨立是對的,並表示自己將在未來訪問臺灣,想見自己的信衆,想見李登輝先生,想見陳水扁先生。而在洛杉磯,一些台獨人士和藏獨人士的不少言論,有人有意將台獨和藏獨聯繫起來。一時間,藏獨與台獨大有合流之勢。

 臺灣日報記者直率地問筆者,臺灣和西藏是對等關係嗎?沈吟片刻,筆者坦率回答,“臺灣和西藏不是對等關係”。因爲,筆者認爲,“經過努力,優秀的、傑出的臺灣民主政治領導人將來會成爲大中華的領導人(或領導人之一),現代的民主的臺灣與西藏的關係是引導與被引導的的關係,將來的臺灣領導人與將來的西藏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係。”事實上,臺灣在經濟、科技、政治與外部世界的全方位的結軌,其本身與西藏相比,進步不是一個等量級的差距。臺灣相對于西藏,在文明進步(包括宗教信仰)超前了一兩代人甚至幾代人。

 一個簡單的“宗教自由”,不能救西藏。西藏民智的開放,現代教育的普及,科學精神的提升,都極爲重要。僅僅以此生的苦苦念佛修行,換來輪回的幸福,這只是一種麻醉片的欺騙。對現實的生活改善和改革,沒有絲毫益處。

 西藏問題,非常複雜。一位令人尊敬的作家和學者徐明旭先生在他的西藏專著《陰謀與虔誠--西藏騷亂的來龍去脈》中指出,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在不少事實上撒謊。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的謊言,迷惑了相當多數的美國主流社會人士。這些主流人士,從來沒有去過西藏,沒有讀過真實有關西藏研究的書籍。西藏文化的現狀--這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文化現象,而達賴喇嘛本身--是一個個人公關成功的範例,都值得作深入研究和分析。

 徐明旭先生因中篇小說《調動》而聞名於文壇。筆者認爲《調動》是一部中國大陸當代文學史上少有的傑出作品,極爲深刻,刻畫大陸世相和七十年代中共地方官僚,十分入木。因爲撰寫這部中篇小說《調動》,徐明旭先生曾經受到政治批判。因此,他來到西藏工作生活多年。徐明旭先生以親身的在西藏長期的工作和生活的經歷,他以撰寫批判中國大陸文革時期醜惡現實的勇氣,他以學者的良知和客觀精神,撰寫了《陰謀與虔誠》。在與筆者通話中,他認爲,達賴喇嘛及其追隨者散佈的謠言必須澄清,事實必須彰顯。

 讀完這部長篇著作,你會有這樣一種感覺,如果不對西藏的歷史作實事求是的評價,就不可能對西藏的今天有客觀的體認,也不可能對西藏的未來有利,更不符合藏漢人民利益的追求。

 達賴喇嘛有很多桂冠,但是,他不應該否認他曾是政教合一的農奴制的統治者和迫害者。對於他自己的這一段黑暗的歷史,他必須深刻反省自己過去的罪惡史,才可能真正爲西藏的民主和人權,西藏的宗教自由而奮鬥。但是,對於現代文明社會來說,爭取西藏的宗教自由,並不意味著要強化神權,強化神權意味著將宗教政治化,用宗教來控制政權,這離現代民主和現代文明更遠。

 顯然,達賴喇嘛用自己的高度自治有區別于西藏流亡人士的“西藏獨立”的政治訴求,據報紙報導,達賴喇嘛所認爲的年輕一代的流亡西藏人士的西藏獨立訴求是對的,此語十分詭異,力圖以年輕一代西藏流亡人士的獨立欲來達到達賴喇嘛的自治欲。這一批年輕一代的流亡西藏人士的是前西藏貴族統治者的後代。他們中的很多人本身只能代表1959年前的西藏貴族統治者階級。他們怎麽能夠代表占最大多數的曾經是農奴的西藏民衆?

 柯林頓總統不久前接見了達賴喇嘛,柯林頓總統自己很清楚,對於現代的美國,民主的政治伴隨宗教文化的精神涵養,這是美國民主政治的良知制衡的重要精神基礎。但是宗教精神只是美國文化的輔佐,而不能取代美國自由精神入世的積極意義。美國的自由精神固然受到改革後的基督教新教的影響,但基本內涵是中世紀之後,從神學的桎梏中掙脫出來解放出來的西方世界現代理性精神,是此生創造,此生享受的現世人文世界觀。

 一個基本事實是,西藏從來就不是香格里拉的夢幻理想世界。徐先生的專著中真實揭露1959年前西藏黑暗的剁腿,剜眼的農奴制度。西藏宗教鼓勵超脫現世,正是因爲當時西藏極爲痛苦艱難生活的映照。

 西藏的政治自由、信仰自由和人權等方面的問題,必須隨著西藏經濟的發展,民智的開放,教育的提升才能逐步實現;只有隨著整個中國大陸現代化和民主的進步,逐步得以解決。西藏獨立不僅不能解決西藏問題,將使西藏陷於更爲紊亂和落後的狀況。正如徐明旭先生所指出的,西藏經濟落後,地理艱困,連達賴喇嘛也承認,西藏必需靠一邊,“要麽靠印度,要麽靠中國”,而達賴喇嘛自己也切身體驗意識到靠印度是不可能的,只有靠中國。徐明旭先生強調,沒有中國大陸漢族及其他民族人力、物力的大量支援,沒有中央政府大量的財政輸血,西藏的現狀將更爲糟糕。

 從美國的對華理性政策來講,任何對西藏獨立的鼓動,都將給已經在中國大陸內産生巨大效應的美國“交接”(engagement)的政策帶來巨大負面影響,都將激發中國大陸青年一代的民族主義的激烈情緒。美國有一些政客和電影界名人同情甚至支援西藏獨立,這絕不利於美國的亞州的戰略結構和亞洲的穩定和平局勢。

 從虛擬的香格里拉的夢幻“理想”世界,早一點醒來,早一點有利於美國、有利於亞太地區的經濟繁榮和社會進步。

[附按]:

 同意作者湯本先生的部分論點,但盼世人給予西藏或達賴喇嘛更客觀、公正的評價。

 至於「西藏問題」與「台灣問題」,是完全不同層次的政治問題。僅以結果論區分如次:

 「西藏問題」追求的是「中國境內高度自治的自治邦」。主因是西藏的現況還無法以「訴求宗教文化不同的簡單條件」,而完全獨立自主生存於中國之外。〔只宜全自治邦;不宜完全獨立建國。〕

 而「台灣問題」追求並實踐的是「中國境外主權完整、完全自主治國的兄弟邦聯國家」。台灣文化成熟、民主穩定,足以構成主權完整的單一國家或邦聯國家」。〔可為兄弟各治邦聯;但不宜切斷中華民族血統關係。〕

( 時事評論政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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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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