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照規劃應該是國安問題不容忽視，各大環節面面俱到或許可以讓「老者安之」寫於2021.09.30

林泉利

隨著國人老年人口比例居高不下時，政府想到的不外乎對銀髮族的醫療與社會福利的照顧，前者以醫療普及與面面俱到的照顧為前提，後者則用政府預算讓老人家沒有經濟的壓力。但通稱的長照問題卻是千頭萬緒的複雜，我們希望大有為政府從立法角度讓所有感到委屈地當事人心平氣和，讓照顧者都能繼續對老人家快樂的施以援手!

基本上傳統的農業社會強調「養兒防老」，也就是老人家不擔心老了會沒有人照料後半生。但是當年輕人自顧不暇時，老人家在沒有退休前需要適度理財與儲備一定金額的因應老年時光.....只是當老人家在晚年時出失智，或罹患重癌症之類的重病，需要政府的嚴謹長照介入與補助，否則社會的缺口變成另一種社會問題，政府尤其必須透過村里長的協助普查後，全面介入讓這些嗷嗷待哺的老先生與老太太們的晚年不致有所遺憾!

其次是有關老人家的後半生照顧問題，其一為，少年夫妻老來伴，有結縭的另一半鄉婦提攜是最理想，但是有可能出現離異或因為其它因素早成「孤獨者」，渠等的遺憾，根據董氏基金會引用《美國老年醫學會期刊》今年7月的一項研究指出，與同齡的年長者相較，經常感到孤獨者的平均壽命，比起未感孤獨者，最多少活了5年之久。這種間接讓老人家無法承受折磨，我們希望相關輔導單位要給予協助!

再者是有關除了直系親屬的兒孫外給予長輩的照顧外，主動放棄子自己的婚姻或選擇回家與年邁父母盡孝的好榜樣，如果政府能給予最多的公平補貼，或許會讓更多陪父母晚年的女兒們能更願意進孝道!

最後則是年長者仍有自己還是獨身健康有問題手足或身障子弟一起生活者，如果老人家身體硬朗還被可以盡棉薄之力。最讓人憂慮的則是已經沒有能力付出照顧的能耐老先生與老太太，政府社工單位在了解「底細」後，或轉介長照機構協助，或透過醫療體系積極代為治療與輔導，也就是別讓老人家臨老還要肩負重擔。

長者經常感到孤獨恐減壽 美研究：最多少活5年

2021-09-28 10:21聯合報 記者蕭羽耘／台北即時報導

新冠疫情家庭團聚被迫減少，年長者在防疫規範下，比往常面臨更大的孤獨風險，民眾可用電話多表達關心之意。孤獨與壽命有關，董氏基金會引用，《美國老年醫學會期刊》今年7月的一項研究指出，與同齡的年長者相較，經常感到孤獨者的平均壽命，比起未感孤獨者，最多少活了5年之久。

這項研究由新加坡國立大學醫學院、日本大學科學家及其合作者進行，總計有3449名新加坡60歲以上長者參與研究。結果顯示，受試者在60、70和80歲時，有時／大部分時間「感到孤獨者」的總預期、健康預期和活躍預期壽命較短，與不感到孤獨者相較，健康、自理能力受限比例更高。

進一步分析發現，認為自己有時／大部分時間「感到孤獨」的60歲老人，比起從不感到孤獨的同齡者，平均少活3至5年；在70和80歲的老人中，感到孤獨者比沒有感到孤獨者，分別少了3至4年，以及2至3年壽命。

台灣失智症協會理事長賴德仁表示，「孤獨」是個人內在的感受，而不是由外界來定義，身邊沒有人陪伴不一定會感到孤獨，而當渴望與他人建立親密感或友誼，但實際與預期有落差，這時就可能產生孤獨感，而孤獨往往與身心症狀息息相關。

至於面對孤獨的長輩，賴德仁說，可先了解他們感到孤獨的原因，像是生理疾病、憂鬱傾向、社會文化、經濟因素等，找到原因才能對症下藥。建議邁入中年的民眾，從現在就建立自己的社會支持網絡，像是參與社區鄰里活動、志工服務等，提早為老年生活做準備也有助於預防失智。

董氏基金會心理衛生中心主任葉雅馨建議，長者可透過三個方式，避免因孤獨影響身心健康，首先嘗試「感覺有被關心」，希望被拜訪或問候，但晚輩無法滿足期待，可試著理解期待落空的可能原因，體諒對方並知道自己是被關心的；其次，「主動營造喜歡的感覺」將期待化為行動，主動為親友、晚輩做一些利他的事情。

最後則是「計畫性的預防孤獨」，葉雅馨說，安排每天的日常生活、每周的例行計畫，與每月的目標。然而，新冠肺炎期間使年長者面臨更大的孤獨風險，建議親友可鼓勵長輩接觸3C產品，教導如何透過手機、平板進行視訊，以解思親之情，但若觀察到他們茶不思飯不想，已有憂鬱或失智症狀，應尋求專業醫療協助。

長照皮球 部會互踢到何時

2021-09-30 00:53 聯合報 / 伊佳奇／長照政策研究者（台北市）長照

衛福部長照政策，衍生問題丟給勞動部，勞動部則拿出雇主不同意照護假問卷結果，好像政府沒責任。 聯合報系資料照

聯合報專題報導再度提出長照照護假，可惜繼續看到部會間互踢皮球；問題出在衛福部的長照政策，衍生出問題丟給勞動部，勞動部則拿出雇主不同意照護假問卷結果，好像政府沒責任。關鍵是長照2.0過度承諾，誇大不實，無法幫助家庭照護者建立整合資源、規畫照護計畫的能力，就算有照護假，問題依然存在。

長照2.0的理想是蔡英文二○一六年總統選舉政見「優質、平價且普及的長期照顧服務體系」，但始終沒有政務官敢說出這是一件國王的新衣，優質與平價是兩條平行線，就算明年長照預算增列到六百多億元，已從二○一六年五十一億元，成長十二倍之多，但再多的預算仍無法將長照責任全部從家庭移轉到政府。

長照政策應該是引導、輔助、支持家庭的力量，應建立強有力的社區照護支持網；政府無法像廿四小時住宿型長照機構承包所有照護責任，應引導家庭整合自身與社會照護資源，依被照護者階段性需求調整資源的運用。

但長照2.0政策宣導卻畫一個大餅，讓民眾誤以為打1966電話，照護問題就解決；今天就算給予卅天或一百五十天，無論有薪或無薪的照護假，照護問題依然存在。政府應先誠實溝通，長照2.0服務的極限，家庭應承擔的責任、應學習的知識與技能，政府可如何協助。

衛福部利用政府功能分化空間，將責任丟給其他部會，譬如照服員的訓練、考試、社福類移工的徵聘、訓練等給勞動部，現在再將照護假問題丟給勞動部，負責任的政府應先將所有長照相關問題整合，無論是照護人力政策、家庭照護假等歸建回衛福部，並由政務委員協助協調部會。否則長照照護人力相關問題仍會在部會間皮球踢來踢去，長照悲劇仍會出現在基層無助家庭中。

衛福部對照護假的回應，更無關問題本質，「若民眾有意願返家照顧，當然給予一定尊重，但不希望照顧者本身仍有職涯期待，卻被迫離職。至於長輩失能後，主要照顧責任不應由女性一肩挑起。」今天問題是為何需要請照護假？是因為照護人力不足，又不懂資源整合與運用，最直接反應是自己返家照護，倘若照護者懂得資源運用，無論運用政府、民間公益、宗教、社區互助團體或購買社企、企業等長照資源，加以整合運用，若能解決，何須請假返家自行照護？

一再提醒家庭照護者，自己問題自己承擔，不可能寄望政府或民團能幫忙解決，唯有知識與技能才是解決照護問題的工具，政府過度承諾，自然形成民眾過度失望的相對剝削心理。

台灣長照體系建立關鍵，是在厚實家庭照護者，政府角色是在協助與支持家庭照護者有能力擔負起照護責任，政府無法取代家庭責任，問題本質是如何建構家庭長照能力，不在休假與否，目前是將單純問題複雜化，衛福部將責任丟給勞動部，問題永遠存在。

為照顧父母離職 台大研究證實長照拖垮女性勞參率

2021-09-29 06:46 聯合報 / 記者潘乃欣、葉冠妤／台北即時報導長照

台大研究證實，有長照需求的家庭中，已婚女兒的勞參率比已婚兒子低15％。本報資料照片

我國女性30歲後勞參率漸低，政府常歸因於育兒，但台灣大學經濟學教授林明仁、倫敦大學學院博士生項振緯、美國全國經濟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陳冠銘首度分析全國民眾2008年到2019年間的納稅資料，發現聘僱看護的家庭中，已婚女兒的勞參率比已婚兒子低一成五，推估在少子化情勢下，照顧父母更是拉低女性勞參率的主因。

勞動部統計，2020年台灣女性勞參率在25歲到29歲時達到顛峰，勞參率高達90.47％，此後在女性婚育年齡之際一路降到約80％，40歲到44歲時降至76.23％，55歲到59歲時更只剩下44.31％。逐漸降低的真實原因為何，較少透過實證研究了解。

目前借調至科技部擔任人文司長的林明仁表示，這項研究特殊之處在於發現長照與勞參率有關，且團隊直接分析財稅資料，而非引述官方抽樣調查報告，所得出的統計結果貼近國內真實情況。

研究發現，一個家庭即便聘請看護照顧長者，仍有已婚女兒為照顧爸媽或公婆而中離職場，中離率明顯高於已婚兒子。女兒離職後，重返職場的比率比男性少18％，平均收入比男性尋求二度就業之路艱辛，真實反映男、女在照顧工作上的勞逸不均。

再參照勞動部比較各國的資料，2017年我國35到49歲，也就是正值育兒年齡的女性勞參率已達七成以上，追上美國、日本水準；但50歲以後，也就是照顧上一代的年齡階段，女性勞資率仍低於美國、日本、南韓。

林明仁指出，和正值中年的五、六年級生相比，七年級以降族群不婚、不生者眾，他們的父母即將步入須要長照的階段，希望這項研究能讓大眾重視長照議題，關注長照對我國勞動力、下一代職涯發展的影響。

搶救高齡化，林明仁建議政府與企業推廣彈性工時，比照育嬰假推廣長照假；另外要加速公共長照資源和設施建置，甚至考慮放寬聘僱外勞的標準，才能讓想工作的女生，不因照顧父母而離開職場，提升我國競爭力。

這項研究在今年開放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各國投稿的「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研究獎」勝出，獲首獎和最高的2萬美元獎金，是我國參與此獎以來最佳績。林明仁也說，希望推動政府落實「循證」，也就是參考實證數字來規畫各項決策。

長照影響勞參率 對女性多重壓迫

2021-09-30 00:55 聯合報 / 王順民／文化大學社會福利所教授（新北市）長照

台大研究證實，有長照需求的家庭中，已婚女兒的勞參率比已婚兒子低15％。本報資料照片

學者研究二○○八到二○一九年間的財稅資料，發現聘看護工的長照家庭，家內已婚女性勞參率比已婚男性低一成五，推論照顧父母的負擔，是拉低女性勞參率主因。

「長照」之於「勞參率」的可能掛鉤，要有整全與多層次的不同考察。單就政策規範層次看，已婚女性因要照顧家中長者，致女性勞參率降低，是屬性別平等、職涯發展、家庭運作、長期照顧、勞動參與、老人福利，或是國家整體發展的議題？這顯示一種跨域整合觀點與照顧管理機制，是必要且迫切的；否則，任何單一、殘補的應對措施，只是讓這些議題進一步加乘惡化，且演變成公共事務的難題。

研究是聚焦家中聘有移工的已婚兩性，就其各自勞動參與情形析論，在已婚兩性角色扮演裡，女性有媳婦或女兒的不同角色，也不單只有短期留停或離職中斷的收入議題，而是該項經濟安全保障課題，更會進一步展延至生理、心理、社會、認知、文化等環環相扣與層層堆疊的滾動影響。換言之，影響勞參率的經濟安全需求，宜有不同需求層次的更多關照，否則，長照之於勞參率的關聯，只會加深來自於結構性限制的女性多重性壓迫。

台灣二○二○年女性勞參率，在廿五到廿九歲達到高峰的九十點四七％，此後女性因為婚育，勞參率降到八成多，四十到四十四歲再降至七成六，五十五到五十九歲更只剩下四成四。從中固然可窺見長照工作可能是阻礙因素，但是從長照社會，到長照分工、責任、素養及其布建，任何一個失落環節，其所涉及到婚姻關係、就業勞動、家庭動力、文化主義等不同內涵屬性的「女性」，經常被視為主要、優先及替代的長照人力，這才是該議題的癥結所在。

因此，需要被顛覆或翻轉的，不僅止於制度措施的變革作為，而是如何藉由長照假的規畫推廣，以深究家庭支持、人力效益、勞動成本、社會代價等結構性環境，遑論現行居家服務運作，更是有「不知用、不會用、不想用、不敢用、不能用、不夠用、不好用」的諸多限制，以至於讓女性必須承受最後一哩路的壓力。

4成民眾 無足夠收入存錢養老

04:102021/09/22

中國時報

羅浚濱 、竹縣

工研院台灣長照產業白皮書暨調查，有9成受訪者擔憂老年照顧問題，減緩老化並避免失能已成重點。（羅浚濱攝）

台灣將在2025年提前邁向超高齡社會，屆時每5人就有1人是高齡長者，為了解台灣長照服務缺口，工研院與南山人壽進行台灣長照產業白皮書暨調查，發現有9成受訪者擔憂老年照顧問題，6成有準備退休後的養老金，4成沒有足夠收入存錢養老。

9成憂老年照顧問題

工研院產科國際所透過線上調查平台，在雙北市、台中市、高雄市等四個區域樣本庫中，篩選符合受訪條件者，邀請填寫網路問卷，調查時間為6月21日至7月14日。

調查數據顯示，高齡和青壯族群都有近4成填寫「完全不了解」與「不了解」政府長照2.0服務申請規範，並有超過9成受訪者擔心未來老年照顧「補助金額不足」、「服務時間少」與「服務人力不足」。

受訪者中有6成預留老年準備金，年長者對老年生活更有危機意識，並認應準備580萬元至600萬元，才足夠應付老年照顧生活。

另有4成青壯族群尚未開始準備老年生活預備金，原因是沒有足夠的收入可支配，並都擔憂退休後的「居家安全」與「長期照顧」品質，顯示現有的居家安全設施與長期照顧品質信心不足。

減緩老化失能成重點

工研院解讀調查結果認為，面對台灣高齡化趨勢，政府應善用各族群熟悉管道，協助民眾了解長照2.0各式方案，因應可能需求，提早準備經濟、人力等各項方案解方，了解長照2.0外的食衣住行育樂醫的生活需求方案。

工研院從調查發現，需要長照服務與接受長照服務的人數，有很大落差待補足，建議政府提早準備，兼顧以推動自費市場與政府長照政策合力滿足高齡需求。

工研院指出，目前各國政府積極推動在宅老化政策，居家相關需求服務持續湧現，相較於以往僅聚焦在失能後的照護，如今則以「促進健康」為出發點，從健康預防與生活支援等類別切入，維持民眾健康和日常生活品質，減緩老化並避免失能已成重點。

陳朝平》為照顧父母 她們犧牲了勞動參與率？

09:192021/09/30

中時新聞網

愛傳媒

陳朝平》為照顧父母，她們犧牲了勞動參與率？(圖/愛傳媒提供)

【愛傳媒陳朝平專欄】學者分析全國2008年到2019年的財稅資料後發現，已聘請外籍看護工的長照家庭中，已婚女兒的勞動參與率較已婚兒子低15%。對此現象，衛福部長照司副司長周道君表示，家庭照顧需求不樂見有性別考慮，長輩失能時，不能要求女性成員辭職，返家照顧老年人。

由於這項研究的原始數據來自於2008年到2019年的財稅資料，對象是已聘請看護工的長照家庭，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儘管這項研究結果更貼近國內真實現況，卻未必道出已婚女性勞動參與率較低的癥結所在。

研究對象是已聘請外籍看護工的長照家庭，有能力聘請外籍看護工的長照家庭，一般而言，屬中上階層家庭。嚴格說來，這項研究，僅能解釋台灣地區中上階層長照家庭的部分現象。

聘請外籍看護的長照家庭中，為什麼女性離職回家照顧父母的比例較高呢？在需要長期照顧的男性和女性比例相當的前提下，傳統觀念裡，許多女性長照者，往往不願意將如廁、擦身、洗浴等工作交由兒子來負責。相反地，男性長照者比較不忌諱由女兒或女性看護幫忙做身體接觸的工作。

正是這個原因，我們從來沒聽說有招募男性外籍看護的，也正是同樣的原因，學者研究才會發現，已婚女性離職返家照顧父母的，較男性為多，勞動參與率也少了15%。

另一個可能影響因素則是女性勞動所得，原本就較同年齡層男性的勞動所得為低。基於長照支出的考量，兄弟姊妹商議結果，往往是由勞動所得較低的人辭職回家照顧父母，而由所得較高者留在職場掙錢，貼補辭職回家照顧父母的姊妹。不知道學者的研究，有沒有觸及到這項「變數」？

已婚婦女勞動參與率逐漸降低，或許確實和照顧父母有關，也和傳統男女授受不清的觀念有關，和職場歧視或性別歧視的關聯，不是那麼顯著。

除了已聘請外籍看護的長照家庭外，沒有能力聘請外籍看護的中下階層和經濟弱勢的長照家庭，已婚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又如何呢？較男性低多少百分比呢？

或者，這類家庭的已婚婦女，或因經營小吃店、攤販、街頭叫賣等個體經濟、或因所得偏低、甚至根本沒有就業，「數據」從來沒有被計入勞動參與率之中？

如果，學者的研究能夠更進一步比對財稅資料和健保卡病歷，將台灣地區長照人口的數量、性別比例、慢性病、失能、失智患者的種類和比例，家庭所得，家庭子女數、性別比、居住地區、做進一步研究，當可窺見台灣地區人口及長照危機的真相。

順帶一提，隨著台灣人口老齡化，迄今為止，似乎還少有人注意到建築法規以及建築室內室外設計如何配合居家長照的問題。期盼有關單位或是那些高喊「居住正義」的青年朋友，也能多下點功夫？

庶幾能體現「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的理想國境界？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