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八十五年一月八日自立晚報第二十版）

　　如果有人問我，當了多年的律師，有關司法最不滿意的是什麼？我可能毫不猶疑地回答：司法資源的浪費。為什麼法院法官一個月有那麼多的案件，每個案件每庭有時候問不到十分鐘，還會認為司法資源浪費？正因為每位檢察官、法官手頭的案子太多，分配在每一個案子的時間不多，案子無法折服當事人，案子往上推，才是司法資源的浪費。一個案子如果用十小時的時間仔細調查，可以折服當事人，結果因為案子太多，只能用五個小時時間去辦，雙方當事人都認為話沒有說清楚就判決了，所以再提出上訴，這種情形無形之中原來用的五個小時的時間是司法資源的浪費。不僅浪費法官的時間，也浪費當事人的時間。不僅浪費國家的金錢，也浪費當事人的金錢。當然檢察官、法官辦案太多，司法人員不足，需要時間解決，不是短期間可以改善的。

　　不過另外有一種司法資源的浪費是判決的不可預測性。判決的不可預測性可以細分兩種，一種是法院本身見解的紛歧不統一，律師無法告訴當事人什麼是對的。案子發生只好進入法院「以身試法」，被告如果幸運碰到見解對他有利的法官，就可以無罪，如果不幸碰到見解對他不利的法官，就會身繫囹圄。遇到法院見解紛歧的案子，當事人雙方都會打到底，這也是司法資源的浪費。如果法院判決見解統一，案子會不會勝訴，律師告訴當事人就好了。著作權法的案子原則上是告訴乃論，權利人不會勝訴的案子，律師可以告訴當事人不要浪費時間去告；相反的，被告不會勝訴的案子，律師也可以勸當事人儘快和解，不要纏訟得你死我活。做為學界的學者，往往崇尚法律有甲說、乙說、丙說，法律見解不同是很自然的。但是作為實務界的律師，法律見解不同，對當事人來說是一種折磨。官司三審下來，被告心驚膽戰，告訴人歷盡滄桑，他們都已經受了「社會刑」，或許只有律師因此而獲利吧！

　　要改善這種司法資源的浪費，其實並不太難。以著作權法為例，司法界每半年辦一次智慧財產權司法座談會，並且把座談會的結論公布在公報上或形成專書，而不是鎖在法官的抽屜裏，律師遇到類似的案子，就可以把結論告訴當事人，以趨吉避凶。其實律師是法令的最佳宣導員，律師擔任民間企業的法律顧問，業者碰到問題往往會請教律師，如果法院的判決見仁見智，連專業律師都無法非常正確的預測，試問政府要教業者怎樣遵守法律？

　　另外一種判決的不可預測性，是法院或檢察官對承辦的案件，不事先表露自己的心證，當事人爭執了半天，結果判決書或處分書是在兩造律師完全意外的觀點上作判斷。這種判斷的結果，當然當事人不服，只有向上級司法機關上訴或再議了。如果法官或檢察官對某一項證據或法律觀點有懷疑，應適度表露心證，使當事人雙方針對那個爭執點作重點的攻擊防禦，如此判決當事人也比較能心服。

　　前不久，台灣高等法院有一個著作權的案子，本來預定要言詞辯論了。結果當天審判長臨時決定再開辯論。當事人及辯護律師一頭霧水，詢問審判長到底覺得那個地方有疑慮，被告好針對那個地方準備答辯。結果審判長當場不高興地回答：「我將來判決書會交待，難道我判決以前判決書要先給你看？當辯護人怎麼這樣子？」法院為了避免審理過程麻煩，通常在判決前莫測高深，以示不偏袒。然而對審理案子不適度表達疑問，而使判決具不可預測性，也許也是今天法官做得這麼累，司法案子這麼多的原因之一吧！因為當法官的責任，不是只在完成判斷，而是在折服當事人。而折服當事人之前，須先折服律師。

（轉載自蕭雄淋著，著作權法時論集（一），頁144~146，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