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載八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自立晚報二十版）

這一、兩個月，若干藝術家委託我針對七、八家製作賀年卡的卡片印刷公司發函，要求停止使用他們的畫製作卡片，並賠償損害。一位畫家說，他的畫年年被使用在賀年卡上，算起來也有四、五年了，明明知道卡片公司侵害他的權利，却不知該怎麼辦。另一位畫家說，他的畫不僅被使用在賀年卡上，也被使用在餐巾和衣服上，而且畫連落款名字也印上去，不明就裏的人，還以為是畫家授權的，真是太過份了。

卡片公司收到律師函又有什麼反映？

－「現在台獨份子滿街跑，都不會有事，使用幾張畫有什麼關係？中華民國法律隙縫很多，我過去也打過官司，到後來還不是沒事？」一位操外省口音，約莫五十幾歲的先生在電話中對我說。

－「卡片公司大家都這樣用，如果那位畫家不給我們用，我們絕對不用，已經用的可以到畫家家裏向他道歉，至於賠償嘛，倒從來沒有畫家向我們要求過。」另一位卡片公司負責人也在電話中說。

－「今年卡片生意很差，公司已經周轉不過來了，還要賠償？是要逼我們走上絕路是不是？要死大家死在一起。」一位卡片公司負責人在電話中語氣凌厲。

－「這是藝校學生拿來賣我的，我沒有責任。什麼？印畫家落款是偽造文書？我印那麼多卡片怎麼知道那一張有畫家落款？」一位卡片公司負責人在電話中語氣憤恨不平。

為了畫家的權益，有的畫家只交給我卡片及書店發票，不知道卡片公司的地址及負責人，必須從書店查起。我帶了一個助理到賣出卡片的書店，希望能夠了解是那一家卡片公司賣出來了。

「怎麼證明卡片是我們店裏賣的？」一家台大附近書店的女會計語氣不善。

「這裏有你們的發票，發票上有卡片商標名稱及卡片號碼。」我耐心的說。

「怎麼證明這畫是畫家畫的？」

「這裏有著作權執照及畫冊，畫冊上有版權頁，這是三、四年前就出版的。」

「憑這些就來要出貨憑證影本，你又不是警察，我憑什麼要給？」

「我是畫家委託的律師，事實上我們可以向檢察官聲請搜索你們的店，也可以找警察來扣押卡片，順便做筆錄，也可以在地檢署或法院告你們，我們這些都沒做，最主要是不願給警察添麻煩，也不願給你們添麻煩，我們只想找上游的印刷公司。」

「事實上你們已經給我們添麻煩了，我們只是販賣的店，什麼都不知道，有什麼責任？你是律師，但我們也有法律顧問，有什麼了不起。」這位女會計很兇。

「我不會再來第二趟，這是我的名片，希望妳問一下你們的法律顧問，我下午要拿到卡片公司的出貨憑證。如果拿不到，明天把你們老闆列為被告，請他到法院說明。下一次發現你們賣盜版的卡片，一定聲請檢察官來搜索，我已經禮貌在先了。」我遞了名片帶助理回頭就走。

那一天下午，我接到這位女會計的電話，她變得很客氣，卡片公司的出貨憑證馬上用快遞寄給我。這些卡片公司請教他們的律師後，也全部變得很客氣，不僅向畫家道歉，也賠了錢。

「律師是在野的法曹。」事實上，律師可以像檢察官、法官一樣追求正義，勸導當事人遵從法律秩序，使社會的糾紛消彌於無形。有很多法院的訴訟，都可以事先透過律師的法律評估，而私下協調、和解。

（轉載自蕭雄淋著，著作權法漫談（二），頁133~135，著者自版，199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