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终于要过去了，如果要用一个字来定义这一年，或许应该是“分”。今年我们目睹了无数家庭的分离，感觉到了更尖锐的阶级分化，见证了全球化的分解，这每一层的分都预示着一个下行的，不确定的历史周期的开始。
黄仁宇写【万历十五年】，指出那一年的种种事件，比如说海瑞同志的辞官，居正同志的改革不利，都为后来明朝的衰落留下了伏笔。2020年的各种事件，中美冷战，疫情爆发，经济停摆，是为未来埋下了什么样的伏笔呢？在过去的这一年里，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生命和人性在资本面前的不堪一击，在大部分所谓的文明世界里，老人和弱者被毫无顾忌的抛弃，权贵则在累累白骨之上，再上一层楼。我们谈阶级固化，谈贫富差距，这些议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真实，如此贴近，也如此血淋淋。 早在上个世纪中期，弗里德曼提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之后，整个西方社会围绕着个体利益最大化，建构自身的经济体制和社会秩序。2020年的历史意义或许在于，凸显了这种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核心价值的文明的不可延续性。
人们总是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来佐证绝对的自由市场和利益最大化，然而，亚当斯密本人更多推崇的是他的另外一部【道德情操论】，书中他写到人性的自利只是经济学的基础，而非文明的全部和基石，人类的生存更多的取决于一种“共情”的能力：不同个体是否能够感知彼此情感的需要。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最基本的经济学效用方程，“共情”显然无法作为独立的自变量被纳入分析，因为内生性的存在。所以，在所有以基本效用方程为经济行为基础的文明和社会里，这种“共情”能力在资本和技术的发展中消磨殆尽。如今，人们又开始讨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以追求更大的效率。然而，这种需要大量资源才能掌握的技术，无疑会加速资本的积累和垄断，权力的重叠和扩充，从而存在更加分裂社会的风险。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每一次技术革命似乎都能创造出新的统治阶级和万人坑。我们需要冷静思考经济和技术发展下，“共情”能力的消失。新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也是需要考虑平衡基于数字化和效用方程的文明思潮，将哲学和美学重新灌溉在人们的心中。
新的一年里，面对充满风险的年代，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加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尽量不要让自己孤独。
毕竟，理性如果不是为了服务情感，那么思考的结果又有什么意义？
新年快乐，孤独的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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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万历十五年的新年问候
